整理家中的书籍，看到几本购自“创作书屋”的书，不期然勾起一段记忆。这间当年开设在香港七海商业中心的小书屋已经关闭，旧址也已几经变易，没留下一点书卷的痕迹，但它在我的心灵版图上已然成为一个恒久的地标，生命旅程上的一个符号。
我当时就住在商厦的楼上，和书店算是楼上楼下的街坊，书店的书也很合我的口味，主要是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我特别喜欢到这间书店里“打书钉”，一待就是两三个时辰。那时，我刚从内地移居香港，言语不通，一切从头开始，收入微薄，自然付不起高昂的书价，所以看书多过买书。
店在商场地面这一层，店面很窄，进门是两列书架，密密实实排满了书册，中间的过道仅容两人并排而立，倘有一人站在书架前翻阅，进出的人便只能侧身而过。铺子呈L形，在过道的尽头向右转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自成一隅，也摆满了书卷。紧贴转角处有一个L形楼梯，通往阁楼，上面四面书架，满壁都是书，地板上也堆积了一箱箱的旧书刊。阁楼的天顶不高，而且有一个横梁，稍不慎就会碰头，好在店主人将横梁包上了一层软垫。
发现这个小小的天地，于我来说无异于找到了一个港湾，一个精神的休憩之所。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外物比书更有吸引力？而对于一个流落异乡的漂零人，又有什么地方比一个精神港湾更能安顿他的灵魂？
书屋的老板也是爱书之人，不怎么言语，整天就坐在店铺左手边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看书，或埋头书写。我也乐得不受干涉，静静浏览，细细翻阅。也许，有时我在那小小的阁楼上待得太久，毫无动静，老板会走上楼梯，伸出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上面，他看见我还在看书，什么也不说，又退了下去，而我又继续埋头读我的书。阁楼上的空气不太够，每次从上面下来，总会长吸一口气，但又感到特别的满足和充实。
后来我才知道，那言语不多的书店老板就是经常在报刊发表书话的作家许定铭先生。若干年后，我结识了许定铭先生，有了交往，心底始终对他保持着一种尊敬，而他在我心目中也总是保持着一个形象——坐在书店柜台里那个言语不多的老板，读着他的书，埋头写着他的稿。当然，我对他还怀着一份感激之情，就像我对那间小小的书屋怀着眷恋之情一样。
除了看书，我也常常在这里买到好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过于买到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名为“修辞学”，实则是小说叙事学的一部经典论著，曾被誉为“二十世纪小说美学里程碑”。我对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爱不释手，但一看价钱，56元，便犹豫起来。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这实在太昂贵了，是我一个星期的午膳钱。犹豫再三，离开，折回，又离开，又折回，最后还是把书买了下来。
我不记得“创作书屋”是哪一年关闭的，但我常常怀想着那间书屋，好几次从楼下经过，还刻意走过去看看，似乎期望它会奇迹般重现。书屋虽小，但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它足以成为共同的记忆。光顾这间书屋的读者，有不少文化人。在书屋，我见过文化人古剑先生，他当年任职《成报》副刊编辑，工作地点毗邻七海商场，所以也是书店的常客。此外，还有一些客人也都是熟口熟面的，可想，这一方小店也是一处小小的文化聚落，滋养着许许多多的读书人。
有时听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我总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维港两岸有许多像创作书屋一样的小店，有许多像许先生一样的文化人，在默默地守护着一畦文化的田园，令这蕞尔之地处处书香，花果馥郁。如湾仔的“青文书屋”、旺角的“文星图书”等，都在我心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想到“青文”，我会想起小思老师躬身书架前淘书的背影，以及后来葬身书堆的书店老板罗志华；忆及“文星”，我又会想到书友王仁芸，那也是一个书痴，几乎天天流连书店，当然也忘不了书店门市部负责人游先生……这些小店不管是在楼上还是楼下，是在地库还是街边，大都没有堂皇的装璜，门面也都不算起眼，有的甚至显得寒碜，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书卷的馨香，都自有一种格调，成了港九“石屎丛林”中的一道人文风景。
像“创作书屋”这样的小店，如同墙角巷尾长出的小草，总是在不经意间为人们留住一抹绿色的记忆，那代表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这也是我不会忘记它们的原因。
(作者为《香港作家》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