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天，我在准备写《绍兴十二年》之前，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当时仅仅是提醒自己不要浮躁，不要左顾右盼急功近利，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前面也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自己去做了，应该静下心来把这桩事做好。我当然不是聪明人，既然聪明人也需得下笨功夫才能做出好东西，那么，以我的不聪明，就更需要下笨功夫了。
我确实是下了许多笨功夫的。比如，我至今仍然不会使用电脑，所有的资料搜集和积累都是通过书面阅读和手工书写完成的，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里，实在算得上很笨的。但看书也有看书的好处，那几乎是一种充满了意外收获的徒步旅行：辛苦，却一路柳暗花明、活色生香。电脑搜索材料固然方便，却是直接奔着目标而去的，就像一场省略了恋爱过程的婚姻，当然也就失去了恋爱过程中的种种试探、迂回、等待、焦虑和狂喜。我是农家子弟，我觉得写作犹如土地上的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很公平的事。你当然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例如大棚、化肥，甚至激素之类，那样做效率很高，但收获的东西品质就难说了。我愿意做一个最本分的农夫，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种，一边享受劳动的快乐，也希望自己收获的东西味道纯正一点、可口一点，营养也更好一点。
回到开头说的那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中间，我还很喜欢这个“做”。现在人们喜欢用的是“打造”、“打拼”、“工程”之类的大词，这些反映现代工业批量生产和急吼吼地强势推进的词汇我不喜欢，我喜欢“做”，它体现了一种农业和手工劳动者的讲究和温情，其中浸透了劳动者的手泽和汗息，在我看来，写作应该是最接近手艺的活儿。《绍兴十二年》就是本着这样一种心态“做”出来的，3年多时间写了20多万字，我确实是够笨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它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件“好东西”。但对于我，也只能这样，我已经尽力了。
手艺当然不光是“做”，也要想。我经常喜欢一个人沉思冥想，想象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典型意象，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对应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气象，那么汉朝就该是边关的一轮冷月，而唐朝就是盛大的宫廷歌舞。宋朝呢？那是市井上一派喧嚣的叫卖声，九流三教、引车卖浆、瓦舍勾栏、歌吹入云。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是宋代最重要的特征，那个王朝的质地虽然有点软，却也可称繁荣。要在作品中再现一个王朝的气象，就要写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宫廷和民间皆不可偏废。因此，书中既有对绍兴十二年前后政治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细描画。书中写临安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写绍兴年间的物价，斗米斤盐的指数，地租的比例，铜钱与金、银的比价；写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写朝廷征收的军马从川陕边陲的马场送到临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都不是信口开河。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我觉得“肌理”这个词很重要，一个物体有没有生命，看肌理；一个作品有没有生命，也看肌理。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不仅指向当下的鲜活饱满，而且指向久远的流传。
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谋生、虚荣、表达的自由，是我选择文学的全部理由，但在不同的年龄段，此三者所占的份额是不同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谋生和虚荣已不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表达的自由了。能自由地表达一点东西，我很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