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西部》非常奇妙,它是在不期而遇中出现的。同样,这也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2012年8月,因为儿子要结婚,所以我就和家人一起回到了老家凉州,一边筹备婚礼,一边请东客。
曾经,我训练过一种控制思维的方法,心中总是没有杂念,不愿意想到过去的事情,所以,很长时间内,我是没有杂念的,大概至少三十年了。这类似于一种禅修的训练,其目的就是不受外界的干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升华自己。通过这种训练,时间一长,人是没有回忆的,会屏蔽很多东西。但是,因为要请东客,请朋友们参加婚礼,所以,我就必须得回忆过去的事情,该请谁,不该请谁。没想到,打开回忆的同时,也打开了一个世界,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很多事情,一种巨大的沧桑扑面而来。三十年后的自己,看到三十年后的他们,想起三十年前的事情,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感悟。
我出生在甘肃一个极为贫穷偏僻闭塞的地方,父母都不识字,在没有任何老师,没有任何书读的环境下,一个农民的儿子,仅仅因为有梦想,完全靠自己的选择和信仰的力量,以及对文化的一种认可,清醒地走到今天,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作家。回望过往,如果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以及把人与土地、人与文化、选择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写出来,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一种启发。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写了这部书,把自己作为一个标本展现给世界。
那时候,我每天一边请东客,一边在早上就开始写作,写得非常快,喷涌式的,因为三十年来的那种沧桑、那种感悟、那种触动是非常强烈的,对文化的那种反思,完全激活了我。一种沸腾的东西,身不由己地激荡着我,让自己不得不写,很多文字就是这样流出来的。那时候,我吃饭都成问题,生存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该怎么办,如何做。前段时间,我在校对书稿的时候,都有一种漫漫黑夜中漫游的感觉,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就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天,“哗——” ,我突然间就明白了,整个世界都向我微笑。
当然,《一个人的西部》出来之后,读者的反应也很好,很多人读了之后,觉着非常有信心。很多人都比我强,都有书读,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8月在上海书展期间,思南公
馆举行了一场读书会,我与评论家陈思和、编辑曹元勇做过一次对谈。谈话中我说,像这样的文化平台,在甘肃是不可能有的,像陈思和老师这样的评论家,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时时给我一种点拨,在我没走出甘肃之前是很难遇到的。所以,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上海外滩的时候,灵魂确实有一种超脱的感觉。随后,我还参加了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学习了两年,又接触到了更多的老师,听到了更多的声音,这是我在西部不可能听到的。所以,我整个命运的改变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的写作总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意义,因为我总在寻找一种活着的意义,总想在死亡来临之前,完成自己,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我时时在为自己设定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其实就是,活着时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正面的东西。我写小说、散文以及文化作品都是为这个目的,也是写作的意义。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意义,我总能拒绝一些东西,拒绝一些喧嚣,躲到任何人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去写作。在“大漠三部曲” ( 《大漠祭》 《猎原》 《白虎关》 )出版后,直到今天,我躲在岭南大概有五年了。五年间,我出了20多部书,很多读者都感叹读不及。确实读不及,因为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我几乎每天都做那三件事:读书、写作、禅修。当一个人拒绝外界的喧嚣,宁静到极致,深入到内心的时候,作为人类本有的一种智慧才可能显现,因为这时候外面的声音进不来,干扰不了你。当你触摸自己的内心,把放飞世界的目光回归于自己,灵魂深处就会产生一种原子弹爆炸般的核反应。一旦爆发之后,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你的给养,都是你调心的道具。所以,我有意地拒绝着外面的世界,让心属于自己,然后汲取人类所有文化营养,让自己强大起来。
就这样,我尽量地让自己远离一些渺小和局限,远离一些是非和欲望,让自己一天天强大起来之后,在大的格局和境界下,生下一些属于自己的孩子。《一个人的西部》 ,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点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