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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弥留之际(孙惠芬)

//m.zimplifyit.com 2015年11月23日08:51 来源:解放日报 孙惠芬

  就在两个月前的9月10日,我九十八岁的老母去世。母亲一生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多年来彼此感情之深切可以想见。可她的弥留之际,我却要去上海参加国际书展,新的长篇小说 《后上塘书》由《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书展的活动早早就定下了。那时候母亲已经十几天不再吃饭,只喝少量的椰子粉和冠溢乳饮料,可母亲确实等了我,并且一周后我从上海回来,她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又奇迹般地和我、和家人陪伴了十七天。她是一个有福的老人,弥留之际儿孙绕膝,第五代孙都能坐在她的怀里握着她的手,可我觉得不是儿孙们陪伴了她,而是她陪伴了儿孙。因为在她二十多天加十七天的坚持里,我看到了因她而起的人的心灵的改变,看到了发生在她生命中过去不曾看到的东西,从而感受到母亲与《后上塘书》的奇妙联系。

  那心灵的改变,跟我的堂姐有关。她不是母亲的孩子,却每天都来到母亲身边。堂姐是大哥家的常客,当年大哥携母亲把家从乡村搬到小镇,她也把家搬到小镇。她到大哥家串门,是孤独寂寞所至,可正因为常常用串门的方式对抗孤独寂寞,她便掌握了小镇上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信息,传播信息便成了她的使命,也因此,她很早就知道我会在哪一天不得不暂时离开母亲去上海。那是一个让我特别意外的早上,她不到六点就敲开大哥家门,当她推门进到我和母亲房间,一向只坐在床边的她不由分说就跳到床上,手伸到母亲的肩膀底下,突然哽咽着说:“三婶,让惠芬走吧,我来替她,我来赎罪来了。”她的话音刚落,我和她就一起痛哭起来。

  我哭,一是我不得不离开母亲,我不想在母亲有限的时光里远离她,二是堂姐的话,触动了我们情感当中一个巨大的隐秘。那是堂姐亲手酿造的隐秘,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大家遗忘,只不过为了保护她,谁也不曾提起。我在长篇小说《上塘书》里写到过,可因为她从不看书,那隐秘也就只在文字里。如今,母亲的最后时光,我在母亲最后时光的离开,使这隐秘昭然若揭,她可能没这个准备,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那件令人悲痛的巨大隐秘,是十年前,堂姐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没能为她母亲送终。我父亲排行老三,堂姐的父亲排行老二,她的母亲我叫二娘。二娘去世,堂姐不但没去送终,生病卧床半年多,她就没去看过一眼。堂姐的家就在二娘家西院,一墙之隔,堂姐又是个孝顺女儿。可原因正出在她的孝顺上。她因为孝顺,三天两头回家送吃送穿送药,管娘家的事就容易越位,弟媳妇有做不好的地方就指手画脚,结果,你嫁出去的人了还要回到娘家来当家,弟媳不高兴,两人就吵了起来。吵架时,弟媳不但骂了她,还发狠说,你是好样的,就永远别登我的家门。堂姐是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到大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受不了弟媳言语的粗鲁伤害,这也正是她看不惯弟媳的地方,她不喜欢她在二娘面前骂咧咧说话。最终,为了尊严,为了证明自己是好样的,她真就再没登门。做点好吃的,让孩子或丈夫送过去,二娘能动时,两个人还能隔着墙头相互望一眼,二娘不能动了,这近在咫尺的母女,就隔在了天河两岸。二娘去世,全村人都在期待堂姐的脚步,一些老人进门求她,说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你就让让弟媳,可堂姐愣是咬住了这口气。一些年来,家族里人对堂姐义愤填膺时,我一直努力去触摸堂姐在二娘最后时光里的感受,她也许每天都在等待弟媳来说句小话儿,每天都下决心再等一天,再等一天,只要等到那一天,她就赢了。结果,就把自己逼到了海角天涯。

  一个孝顺女儿,却不能在母亲病危时环顾床头膝下,堂姐如何吞下这巨大的遗憾和悲痛,十多年来我从没问过。这里边有性格因素,当某种倔强占据理性,感情便悄然退位,但更多的还是源于乡村日子空间的狭小,争一口气往往就是捍卫尊严的有力武器,可身为女儿,我知道总有一天她的感情会覆盖理性,包括一己的尊严,但怎么都不曾想到,这一天会因为母亲而到来。

  事实上,二娘若是地下有灵,不一定能原谅堂姐。母亲和二娘是妯娌,妯娌是天敌,母亲和二娘虽然从未打骂过,可在我记忆里,她们一直比着,二娘是镇上人,母亲是乡下人,奶奶给二娘和四婶分过膝袜子时,从没有母亲的;母亲性格好,耐心伺候奶奶,在村子里拥有好媳妇的声誉,可二娘不甘落后,也要把奶奶接到家里去,结果两年不到,奶奶又回到母亲身边。堂姐在二娘临终时为弟媳的一句话绝不登门,却要在我母亲临终时每天环绕左右,这样的赎罪,在二娘看来,没准儿是帮了倒忙。然而,当我看到,在遗憾和悲痛中煎熬十多年的堂姐,终于可以通过伺候我的母亲来向她的母亲赎罪,我的悲痛里,还是有一丝说不出的喜悦。

  赎罪、救赎,这是跟心灵有关的词语,它来自西方,它容易让人想到西方的宗教、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我的大姐不懂得宗教,也没去过教堂,可她却说出了赎罪这样的话。从上海回来,我确实看到了堂姐在泪水浇灌下一天比一天的放松、轻盈,然而,在陪伴母亲的十七天里,我不仅仅看到堂姐获救的现实,我还看到了另一个现实。

  那现实不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是母亲过去的经历,然而想起母亲曾经的经历,却与现实中堂姐与母亲的厮守有关。在母亲的弥留之际,她每当看着堂姐像亲生女儿一样为她按摩,就露出奇怪的眼神,仿佛在责备我们为什么要连累外人。母亲把堂姐看成外人,你自然就会想到母亲和堂姐的关系,就会由这种关系想到母亲悲痛的过去。

  那悲痛发生在母亲生我之前。我有一个六岁的姐姐,因吞了一只鞋扣不幸身亡。那时母亲生了许多孩子,只活了三个儿子,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女儿,可以想象当时的悲痛。那时乡村医疗落后,不能手术,疼痛的姐姐在炕上爬了三天三夜;那时母亲和二娘住对面屋,二娘却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而姐姐的死,又跟二大爷有关,是他在往家挑水时撞倒了姐姐,突然的外力让那只运行到肠管里的鞋扣切断肠子……母亲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从不忘说一句,你二娘那时天天哼小调……悲痛还不够,还要接受人性的挑战……在许多场合,我都说起过母亲痛失姐姐的不幸和迎接而来的挑战,可是,我的想法,只到挑战为止,从没想过母亲在经历了那样的挑战之后,救赎自己的出口在哪里?

  在母亲的弥留之际,想起这个故事,我突然就沉到母亲曾经的现实里,当她唯一的女儿以那样暴烈的方式死亡,她在忍受悲痛之余,是否会想到上苍为什么对她如此不公,是否会由不公想到自己或前辈有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因为因果报应,是我们信仰的起点和终点,于是我就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沉默、忍耐、任劳任怨,这样的形象,除却性格因素,是不是她救赎自己的结果?当她不能像大姐那样找到一个赎罪的出口,是不是她把一生都当作了一个出口,或者,一次次救起自己,又一次次被风霜雪雨覆盖,最终,母亲知道付出、忍耐,是生命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事情?!

  母亲后来又生了我,是又生了我,抚平了她曾经的创伤和悲痛,可她从没因此而有半点侥幸,永远的谦卑谦让,永远的小心翼翼……

  在我以往的认知里,我只把这归结于性格,归结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尊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法则,是血液里自在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生成了消蚀苦难和痛苦的力量,而很少想到,人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没有任何人能逃脱因果报应的追问,而只要打开在因与果胁迫下一直下沉的幽暗通道,就有可能看到上升的光辉和希望,看到人对于人性的超越可能。

  在母亲弥留之际,当我触及到母亲和二娘之间微妙而尖锐的关系,深陷母亲当时的情感深渊,我再一次真切地发现,救赎、忏悔,这个有着西方色彩的心灵事物,也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心灵事物,只是它不发生在教堂,不需要借助仪式,它发生在我们漫长的生活中,它的救,由赎开始,而赎,不是一时一事的祈祷和忏悔,而是永不停歇地付诸行动,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直到最后的终点。就像母亲,在她人生的终点,她的目光从未有过的安详,她的表情从未有过的幸福,她的容颜从未有过的漂亮、美丽……

  这也正是我《后上塘书》写作的动因所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为我们身边的现实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可有一样东西从不曾改变过,那就是人的自我救赎,因为苦难从未因为文明和进步就远离人的生活,就像堂姐并没因为离开乡村、离开她的弟媳而轻松自在,就像母亲并没因为有了我而放弃对她自身的约束……

  2015年11月3日于大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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