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承德，置身于避暑山庄，随意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是清朝的建筑或古迹，满耳听到的是清朝皇帝的趣闻轶事，最能刺激人兴奋点的是创建所谓康乾“盛世”的故事，山庄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山一水，甚至连空气都散发着清朝的气息……令人不能不神思恍惚，常会生出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错觉——清朝真的灭亡了吗？这完全不是由于对清朝的怀恋，清朝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为历史所诟病，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大的疮疤。但每年有数百万人拥到承德，却还是冲着清朝来的，大家似乎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好好地进入康乾“盛世”，感受一下“盛世”的状况。这是一种什么现象？现代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的“思古之幽情”？
——是文化的魅力。人们并不是喜欢清朝，是对盛世“文化”充满好奇。这从如织的游人一阵阵啧啧称奇的惊叹，看他们赞赏不已的夸张神情，可以感受得出来。避暑山庄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象征，而现在的人们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盛世”，在一些郑重其事的场合使用率很高。但“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盛世”有没有个标准？或许在避暑山庄能找到答案，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两千余年，而称得上“盛世”的不过三五个，被人们提得最多的除去盛唐的“贞观之治”，再就是“康乾盛世”了。而康乾时期也是封建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哪一个朝代都是要干事的，或大手笔，或败笔，到底怎样的手笔方能形成文化力，并成就盛世、影响历史？恐很难找到标准答案，而参观历史遗迹或许能有所启迪。
俗谚云：“明修长城，清修庙。”曾有大臣向康熙进言，长城损毁严重，为防御外侵应重修长城。被康熙否决：“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直至明代，蒙古问题也始终未获彻底解决，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甚至于成为蒙古瓦剌的俘虏。而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夐越汉唐”。可算解决了中国2000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匈奴、蒙古难题，昔日长城防御蒙古，康熙因此才有底气说个话，也正是这句话，为中国历代老是修长城画上了句号。
然而，他却决定不修长城而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这是堪比修长城一样的大工程，他很有几条非修此庄不可的大理由，比如：为了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和团结等等，还有一条是修山庄“不占民田，不毁民居”，也就是不拆迁不扰民。三百多年前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为了修避暑山庄竟有如此意识，可见能开创一个“盛世”的君主积聚民气是基本条件。
作为一个王朝的君主，修一座离宫或建一个避暑的地方并不难，令后人钦服的是康熙当年怎么就选中了这块地方？此处活脱脱就是“中国地理形貌的缩影”，东南低，西北高，西北部多山峦，东南部平野上多河流湖泊，为此康熙定下的调子是建一个“山庄”，要依山顺势，以朴拙的山村野趣为格调，保留自然原态的精妙，然后再移天缩地，“招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用当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说，就是“人类生存环境最优秀的艺术构思与功能设计”。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89年，终于建成中国占地最大的帝王宫苑：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形貌如中华成一统，名胜集全国于一园，文化融华夏五千年。而山庄外面陆续建造的“外八庙”(实际是12座汉式、藏式寺庙)，如众星捧月般护佑着山庄，又与山庄珠联璧合，形成“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宏大格局。
康熙却仍给它定名“山庄”。名为山庄，却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与颐和园、拙政园、留园并称“中国四大名园”；论建筑与故宫、曲阜孔庙并称“中国三大古建筑群”，成为康乾“盛世”不灭的印迹。自古来一个个王朝灰飞烟灭后，唯有文化留存下来。说到底人类的历史一直是文化在统治，无论任何时代，永远都是文化的时代。
避暑山庄形成的文化现象，伴随着盛世的力量，至今仍能让人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强劲震撼力。这震撼还来自这个地方虽然叫“山庄”，实际上是北京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康乾时期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决策或处理，如平定准噶尔，统一南北疆，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这里一次次接见与宴赏少数民族首领、宗教领袖及外国使节，前代所谓“边徼”之野，成为清朝的“龙兴之地”，真正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的多民族国家。1780年，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后藏扎什布寺出发，徒步一年多来到避暑山庄，专为祝贺乾隆70大寿。皇帝特别恩准他可以进入平时非皇室人员绝对不能进入的避暑山庄后殿，以示对他的亲近和敬重。
甚至可以说是在避暑山庄里，设计和规划了康乾“盛世”。在康熙、乾隆的心里，也将避暑山庄视为国祚强盛的象征，昭示大清江山“万世缔构”。盛世之“盛”，就应该体现为强大的凝聚力，不能是内忧外患。乾隆五十八年(1793)，号称“大英帝国”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使团，带着重礼也是在避暑山庄觐见中国皇帝。据乾隆重臣和珅的奏折所载，英使马戈尔尼按中国礼俗向乾隆帝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而英国人却流传说是单膝下跪。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热”，他们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被誉为“历史上少见的通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即使农夫与婢仆之辈，彼此也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说得更直接：“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马戈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情可能就是来到中国，能得遂心愿，跪都跪了，还在乎什么单腿、双腿？
然而“盛世”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大和保守。英国使团极力想讨好清帝，就是想跟清朝通商、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带来了精心挑选和特意制造的大批礼品，有19宗590余件，包括英国人最新的科技发明：蒸汽机、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当时规模最大配有110火炮的战舰模型，以及精确用于天文航海的仪器……不想清朝的皇帝和大臣们对此不屑一顾，让马戈尔尼失望地空手而归。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为他们当初的傲慢和迟钝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此“盛世”不再，所谓“大清帝国”的颜面丧失殆尽。
由盛及衰，是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突破的规律，康熙在为“避暑山庄”命名时似乎就为此留下了伏笔。山庄主殿正上方悬挂的大匾，是康熙亲笔所书，“避”字右半边的“辛”字下部多了一横，被称作“天下第一错字”。但错得有说辞，错出了大名堂，这多出一横是避暑，有别于逃避之“避”。康熙有这个权威，能创造一个错字，却将其演变成一段佳话流传开来。他为避暑山庄命名了36处景致，取名一律用四个字：“烟波致爽”、“四面云山”、“天宇咸畅”等，乾隆同样也在山庄命名了36处景观，为表示不能与祖父比肩，取名一律用三个字：“沧浪屿”、“凌太虚”、“千尺雪”等等。康熙还为正殿大门上方题写了一块“戒急用忍”的匾额，雍正甚至因避暑山庄的存在将古已有之的“热河”更名为“承德”，取“承先祖德泽”之意。按满族风俗，西屋为尊，清朝前后五任皇帝到避暑山庄都住在西暖阁，乾隆却为其题名“抑斋”……
然而无论“盛世”君主活得多么精制且富有学养，他们的文字也终究无法让盛世永固，最终康熙生造的避暑之“避”，还是成了逃避之避、避难之避，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兵锋直指北京，清帝咸丰为躲避战乱逃到避暑山庄，在山庄里一躲就是两年，与道光一样最后也死在西暖阁。随后慈禧诛杀肃顺等八大臣，在避暑山庄夺权成功才返回北京。她回京后竟下了一道懿旨，废弃避暑山庄。不知是想掩盖她在山庄做了一些永远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还是山庄的存在让他们的子孙无颜面对先祖？
避暑山庄这座康乾“盛世”的佳作，见证了清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一座山庄，半部清史”，才正好体现了它深厚的文化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