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埃科去世。这位被《剑桥意大利史》 誉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终于永别了他深爱的故乡，意大利北部城市波罗尼亚。我认识埃科是由于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文化交流。正如埃科自己所说，“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对交流的意义感兴趣。在美学领域，这个问题就是：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什么？ 艺术作品是怎么和我们交流的？ 我对于后一个问题尤其感兴趣。”我和埃科的相识就是从文化交流开始的。
埃科一直是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灵魂人物。1991年，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邀请汤一介和我作为中国的学术委员。我们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在广州与中山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后来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狮在中国》。
最令人难忘的是两年后的更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埃科亲自发起组织并全程参加。会议的核心是中欧联合组织的“丝路文化联合考察计划”。这真是一次创举。参加者为以埃科为首的十余位欧、美、日大学著名学者，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汤一介、王蒙、王宾、郭宏安、罗芃、沈大力、孟华、陈跃红等。原计划学者们从广州出发，乘火车途经西安、敦煌、吐鲁番最后到达北京长城。沿途参观游览，品尝地方美味，晚上则交换观感，畅谈多元文化交流的理想和未来。可惜事与愿违，许多中国学者由于经费奇缺，除王蒙、王宾等少数几位，其他人根本不可能参加这次交流旅行的全程，更可惜的是原已联系好的沿途拍摄第一手材料和学者们的第一次感受，都因未能得到宣传部门的批准而泡汤了。然而，正如埃科所说，这次学术旅游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火车上时近三周的学术考察研讨会在北京结束，最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总结大会，主题是“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埃科在北大发表了他的总结发言，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他提出外国学者来中国不是为了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为了寻找东方的龙。这就是说不要从西方观念而要从中国文化本身的主体性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他的理念为二十年来中国的跨文化研究奠下了基石，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最后，大家在长城之上畅谈墙、门、窗、路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王蒙，法国的雅克·勒哥夫院士作了非常精彩的总结。很明显，埃科是全部活动的灵魂，他在长城脚下引吭高歌，又带领同来的研究生们跳起了简单的意大利土风舞。长城归来的路上，歌声不绝于耳，中国歌、法国歌、意大利歌，现代的、古典的……当时，我与埃科年龄相仿，都已不再年轻，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以埃科为榜样，像他一样思想深邃，头脑细密，永远热情奔放，不断创新，永远热爱生活……没想到他却比我先离开了这个难于预料的世界！
和埃科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埃科所深爱的故乡———意大利北部的古城波罗尼亚。早就得知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将在公元2000年盛大庆祝建校900周年，并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庆祝节目繁多，讨论会也是多种多样，主题都围绕着“信息·知识·真理”。我有幸赶上了最后一场国际讨论会，由亚、非、欧三地，文、理多科学者讨论“他者立场”和“互动认知”问题。我很高兴能在波罗尼亚美丽的湖光山色和繁富的人文环境中告别了自己的20世纪。
第二天是正式开会的日子。我们大清早就走在古城红砖铺就的拱形街道上。一路上常见精心保护的各种断壁颓垣，有时为了让这些历史遗迹仍有一席之地，新修的马路不得不绕道而行。
波罗尼亚古城历史之古远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原来在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时期，他们就有了公元前8世纪前从小亚细亚移入的埃特鲁里亚人将波罗尼亚地区建成北方的首府，发展了繁荣的商业和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对罗马的历史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今从他们的墓葬中出土的壁画和姿态生动的赤陶人像都说明了这个部族高超的艺术成就。过去，我总误认为我国春秋时代，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哩！
波罗尼亚最负盛名的当然还是建立于11世纪的波罗尼亚大学和它向全民开放的大学图书馆。这个大学现有近四万学生，分散在遍布全市的各个园区。我们开会的地方设在城市中心的高级人文研究院。这里是最古老的校园，汽车不能直接到达，要步行过好几条红砖铺成的拱形市街。研究院十分沉重的枣红色大门迎面给你一种震慑人心的历史厚重感，几个正在说笑的年轻学者不由得一下子肃穆起来。绕过同样厚重的有栏杆的红色回廊，我们来到二楼中央的会场。这里放着三十来把铺着红色天鹅绒坐垫的18世纪宫廷式座椅。屋顶的圆形穹窿和四周墙壁都画着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不知名的古典壁画。讲台长桌上放着两部电脑，长桌两头是两台大荧幕电视。发言者只要放入软盘，彩色图画、数据、列表立即出现在荧幕上。发言者一边讲述，一边演示，条理十分清楚，不同语言的障碍似乎也消减了许多。我这才懂得原来古典和现代也是可以这样结合的。
大会的主持人是波罗尼亚大学高级人文学院主席埃科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比雄 (Alain Le Pichon)，参加会议的有来自非洲的人类学家穆萨索 (Moussa Sow)，意大利著名数学家艾克朗 (Ivar Ekeland)，西班牙人类学家安东尼奥·德·罗塔 (Antonio de Rota)，法国文化批评家碧帼黛 (Picaude)，日本艺术史家稻贺繁美等。中国的参加者除汤一介、赵汀阳、乐黛云、王铭铭外，还有世界级电脑专家郭良和中外知名的青年艺术家邱志杰以及青年企业家———北京APLUS公司总裁吕祥。
这个典型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讨论会问题很集中，主要是在经济、科技日趋一体化的形势下，是否应保持和如何保持文化的多元发展。埃科提出的“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大家认为“承认差别”能被强调提出，除了殖民体系瓦解、各种中心论逐渐削弱等社会原因外，更重要、更深刻的理论原因，就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总之是强调对“主体”的深入认识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而是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中国学者特别指出这种尚未变成现实而蕴藏着众多可能性的“混成之物”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道”，也就是所谓“不存在而有”。这一点特别得到了埃科的认同。他认为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他特别有启发。
会议除理论的辨析外，还特别研究了某些实际的计划，如合作探讨关键词语与关键意象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解读和表现，中国和欧洲通过网络进行远距离教学的合作计划以及策划一部现代中国人从中国文化观点看欧洲的人类学学术电视剧等。
在波罗尼亚的三天实在太丰富了。最重要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激发了许多新的思考，又为各自的思考添加了从未想到过的许多全新的问题。大家都感到这次会议本身就是尊重差别，以互惠互动的认知方式进行沟通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世纪末来到意大利，不禁回想起我从书本上读到的意大利的前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最后十年，意大利知识界几乎是颓废派的天下。以福加扎罗 (Antonio Fogazzaro)、帕斯科里 (Jovanni Paskoli)、邓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斯韦沃 (Italo Svavo) 等著名人物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都特别强调本能、非理性、潜意识，以个人主观与一切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相对抗，形成了一 时 名 震 欧 陆 的 意 大 利 颓废 主 义(decadentismo)。在我的期待中，似乎预期着在现在这个世纪末，也会在意大利知识界发现什么类似的人物。然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所见到的以埃科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界人士最关心的是环保———地球的命运，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互惠———人类的命运。这竟和十余年后当今中国领导提出的建立“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远见卓识不谋而合。
我在意大利北部的古老城市看到的是人们衣着整洁，一如城市本身的整洁。很少见到在纽约街头常见的那种衣冠不整，纠结着长发，惺忪着睡眼，透着吸毒后的迷幻的人群。当然，我不敢说整个意大利都如此洁净，我只是说我在波罗尼亚的所见所闻，这也正是我对于一个有深远文化的现代文明城市的预期。波罗尼亚确实有些特殊，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这里有着深厚的天主教传统和人文教育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强大，地方政府又长期由正派共产党员担任领导的缘故罢。
翁贝托·埃科曾器重的中国学者———我的老伴汤一介、还有我，我们都曾是八十余岁的同龄人，有过触及心灵的交往和对世界共同的期盼，如今他俩同在宇宙的深处俯视着我，我却只能报以满心的悲凉和不确定性，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