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得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
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仅短篇小说就写了三百多篇。可我不愿意听别人说我高产，一听有人说我是高产作家，我就有些不自在，甚至心生抵触。这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高产不再是对一个作家的夸奖，而是多多少少含有一些贬义。我不知道别人反应如何，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好像一说谁高产，就是写得快，写得粗，近乎萝卜快了不洗泥。如果深究起来，其实作品的产量和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反比关系，高产不一定质量就低，低产不见得质量就高。无数作家的创作实践一再表明，有人写得少，作品质量老也提不上去，有人写得多，作品的品质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
闻名于世的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安东·契诃夫，就是一位既写得多又写得好的典型性代表。契诃夫十九岁开始写作，到四十四岁生命终止，在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涯里，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平均算下来，契诃夫每年都要写四十多篇短篇小说。据史料记载，在1883年，他一年就发表了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说。到1885年，他的创作产量再创新高，一年发表了一百二十九篇小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契诃夫的写作条件并不好。他的家族处于社会底层，到他祖父那一辈，才通过自赎，摆脱了农奴身份。契诃夫之所以一上来就写那么多小说，除了他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异乎寻常的勤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生计所迫。有一段时间，契诃夫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稿费维持。如果挣不到稿费，家里就交不起房租，甚至没有饭吃。为了取回拖欠许久的三卢布稿费，他曾到杂志社向主编央求，遭到杂志主编的嘲弄。到西伯利亚深入生活没有路费，他只能跟一家报社签约，采取预支稿费的办法向报社借钱。契诃夫所学的专业是医学，他的主要职业是行医，写作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他首先是一个好医生，在乡间常常踏着泥泞或冒着大雪出诊，为不少乡民治好了病。他以高尚的医德，高明的医术，赢得了方圆百里乡民的高度尊敬，以致他离开乡间去莫斯科时，为他送行的乡民们眼含热泪，对他依依不舍，好像他一离开，人们就会重新陷入病痛之中。其次他才是一位好作家。由于他在行医期间与底层民众广泛接触，才深切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得到了创作素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切近现实的小说。契诃夫热心于慈善和公益事业。在他以写作成名，家庭经济状况好转之后，他又回到家乡，参与人口普查和扑灭霍乱的工作，并用发动募捐、组织义演等办法筹集资金，先后创办了三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契诃夫的好名声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一拨儿又一拨儿客人慕名而往，把契诃夫的家当成了客栈。契诃夫不但要管他们吃住，在他们的要求下，还要陪他们聊天。这样一来，契诃夫用于写作的时间就更少。正跟客人聊天时，他会突然走神，突然离开，到一旁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个闪念，或一个细节，再回头和客人接着聊。在写作的紧要关头，契诃夫有时为避免无端打扰，只好躲到澡堂里去写。更让人们为契诃夫感到痛心的是，他二十多岁就患上了肺病，一直在带病写作，一直在和可恶的病魔进行顽强的抗争。他有时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而咯血。经过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投入写作。契诃夫自我评价说，他就是这样不断地榨取自己，他的写作成果是用艰巨的、苦役般的劳动所换取的。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对契诃夫的文学创作成就给予高度赞赏。托尔斯泰称契诃夫是一位思想深沉的作家。高尔基在信里对契诃夫说：“在俄国还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您的短篇小说家，今天您在俄国是一位最有价值的巨人。”托尔斯泰不但喜欢契诃夫的小说，还喜爱契诃夫的人品，他称赞契诃夫：“多么可爱的人，多么完美的人！”
出于对契诃夫的景仰，2015年9月5日下午，在阵阵秋雨中，我曾到位于莫斯科郊区的梅里霍沃契诃夫故居参观访问。我在契诃夫戴着夹鼻眼镜的塑像前久久伫立，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行注目礼。
与契诃夫艰苦卓绝的一生相比，我们各方面的写作条件好得太多太多，说优越一点儿都不为过。我们衣食无忧，出行无忧，医疗有保障。我们的写作几乎是专业化的，有安静的环境，完全可以不受干扰，一心一意投入写作。既然赶上了好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写作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偷懒呢？为什么不能写得勤奋一些呢？作品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像契诃夫那样，做一个高产作家呢？
契诃夫说得好：“太阳一日不能升起两次，生命也将一去不复返。”在契诃夫的精神感召下，我再次向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发起挑战，从今年的大年初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写了一篇又一篇，到正月三十，一个月内连续写了四篇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