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女，1984年生于四川，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欢喜腾》入选2013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品多次被转载并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获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小说选刊》奖等。现居北京。某天，我在一个也许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会议上，听见心里一个声音不停地说：“唉，真是死了算了，这世界。”在这之前一个月，我把自己基本淹没在了电话、邮件、报告、预算等等这些同样属于世界上最无聊的那一部分事务上。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这样一次谁也不会真的以为它是不可或缺的会议，尽管我在后来很多描述它的报告里，都用上了重要的、必要的、积极的——这种强硬又武断但反而因此特别无力的形容词。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大概是身处同样境遇的小伙伴实在是太多，当我们环顾四周，看来看去发现大家其实都差不多，甚至还有不少人的现实处境显而易见地比自己还要糟糕，于是我们也很容易释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一比觉得似乎也没必要太难过——至少我们可以相互取暖。
有些事情根本不能细想，想多了都是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互相劝慰着，小心避开了那些形而上的无解的难题。这样一来，我们渐渐都开始害怕被指认为无病呻吟的作男、作女，总是让自己豁达地坦然热爱上另一个更受追捧的身份——屌丝。屌丝，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面具，让我们看起来至少安于现状，并很擅长自我娱乐。
想想吧，你还有什么不满足？你衣食无忧地长大，一落地就是掌上明珠；你从没受过什么挫折，考学求职的人生大事样样都如你所愿；你做着不太麻烦的工作，拥有理想中的爱情、能干的丈夫或体贴的妻子；你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从来不担心入不敷出或者柴米的价格；你可以尽情娱乐、到处旅行；你住在所有人都彬彬有礼的社区；你还有一柜子书、三柜子衣服和两辆汽车……所以你没有资格谈论痛苦，没道理宣称你很难过，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痛苦，你只是生活得太如意了，才难免想得太多。
哦，那太可耻了，在这样的潜台词之后，我竟然还想写一写——我们的痛苦。
我很羡慕前辈们经历过的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这让我们的文学一直充满力量，一直在激情燃烧，呐喊、彷徨都是情之所至、理所当然，歌咏之不足还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得不提的，是我偏偏在作家协会工作。在座座高峰之间，我感到自己只是匍匐的小草，有时候自卑到连对文学的热爱，都羞于提及——我怎么配跟他们谈文学呢？
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快乐。尽管我并不能确定，这风和日丽的生活，是否已经剥夺了我不快乐的权利？就像现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内心仍然充满自责和忐忑——这的确有点奇怪，我明明说的是实情，为什么却如说谎一般不安？于是，我自然很少说起我的不快乐，并莫名其妙地认为，我得至少像这个年纪的正常人一样，和朋友们聊美食电影，或者股票汽车，反正，我不能谈论痛苦，不能谈论那些歇斯底里的事情。那不正常。就像若干年以前我喜欢的一个男生说的，你不要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幸我还是能发现一些郁郁寡欢的同道，毕竟，抑郁、失眠和焦虑的情绪在眼下的时代并不少见。人们谈论那些突然发生的自杀事件，又琢磨不出当事人为什么跳楼时，很自然地便把他们归于奇怪的忧郁症患者。满怀同情的朋友们，把缅怀、悲伤和惋惜的帖子，撒满社交网络。生死两隔是人类最无能为力的悲痛。生死两隔之后仍然无法相互理解，这想来就会让人觉得，真是人间一桩惨案。于是，我经常觉得我很理解他们，那些看似平白无故的自杀者。他们让我意识到，风和日丽里的痛苦，总是因为被掩盖、被隐藏，所以被忽略、被无视，直到它有一天茁壮起来，成为剥夺生命的一个很冷的杀手。
我便是这样犹犹豫豫地，写起了小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痛苦，那我不说也罢，反正话不投机半句多。也许，我得让自己小说里的人物，来理解我——可能我说反了，那么，反过来说，我可以与自己小说里的人物感同身受。就像一道数学证明题，我的答案将被我的演算过程所证明。
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说来，我的写作动机真的不高尚。“文学关乎真善美，你得在作品里给人们希望和力量。”我喜欢的一位诗人告诫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他是对的，如同我从文学中收获到的那些力量和希望一样，是值得信赖的。但或许比起温情的浪漫假象，呈现被忽略的真实痛苦，才是我所能给予的善良？文字疗救世道人心，那当然得先知道，人心深处那疮口，伤在哪儿了吧？死离别是痛苦，贪嗔痴也是痛苦，痛苦本就与智慧的人类共生共存。现代化致力解决人类的现实欲求不满，但现代化解决不了痛苦。现代化的痛苦，也仍然让人痛苦。现代化的痛苦，甚至变异出更多的形式更复杂的形态。古老的痛苦，如今藏身在现代城市的角落里，默默吞噬城市光鲜外衣之下那个一点也不光鲜的肉身。
那么，我该有理由谈谈，我想写的那些痛苦了吧？
但也不能，因为小说与真实之间存在的那段距离。这里还不得不提的，是我所做的编辑工作。我有幸为许多作家编发过创作谈，不少都写得很不错，但可能擅长虚构的小说家并不常写真实的创作谈，在这些谈创作的文字里，我时常读出他们急不可待想要倾诉的迫切心情——毕竟，小说拒绝自怜、鄙视自恋，情绪泛滥对小说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我得警惕着，不要让你们看出我的自恋和自怜，在此处我告诫自己，不落入创作谈的陷阱，我不会谈论我的痛苦，像所有聪明的小说家那样，我得曲线救国、暗渡陈仓，所以，我打算谈谈其他小说家，来说明我的痛苦。
我曾狂热喜爱过理查德耶茨，因为我们相似的不可说、不能说、没人说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孤独困境，我把这叫做耶茨式的痛苦。他的《革命之路》，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他的其他作品如《年轻的心在哭泣》《好学校》，也并未离开这一孤独并痛苦的主题。理查德耶茨无疑是悲观主义者。或许，你仍会相信他仅仅是某个绝望的倒霉蛋，是文学上的一例痛苦的个案。那么，我该说说比耶茨更早一些的另一位作家了，FS•菲茨杰拉德——“‘我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他停顿了一下，心里在纳闷儿，不知说这样的话究竟有什么意思。”这段话出自菲茨杰拉德成名作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书中主人公艾默里在自己看起来似乎充满希望却又毫无意义的大学生活中，偶然感慨。
与理查德耶茨不同，菲茨杰拉德是欢快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如同硬币的两面，依附在同样迷茫的硬核上。
理想主义者，是的，我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理想化的一面，但这个现代性狂飙突进的时代里，个人是否怀抱理想，其实都没什么意义了，因为，那不重要。如米兰•昆德拉的新作名“庆祝无意义”所一语道破的那些东西，这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所谓乐观主义者的痛苦。
《人间天堂》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虽冠以“人间天堂”如此美好的标题，这部校园小说却毫无天堂气息，甚至和我们默认的那些青春校园元素都沾不上边。艾默里在尊崇贵族传统的母亲教育下，自幼老成。还在儿童时代，他就曾为自己精心谋划如何体面地在一场聚会上迟到，以吸引注目，从而更明显地表现出自己貌似与生俱来的绅士气质。尽管他刻意的迟到，最终在这场孩子们闹哄哄的户外雪橇聚会中，显得十分狼狈，但这次意外也并没有改变他在美国这块因自由而混乱不堪的国度里，始终追求唯美化生活的信念。此后，除却令他更加熟稔地与姑娘们频繁过招外，他依然与这个无耻的世界格格不入。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这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意味，并不影响或改变生活本身的冗长、重复、单调和索然无味。
无意义的理想，以及被20世纪的工业社会改头换面，从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气质，几乎是贯穿于菲茨杰拉德所有作品中的一位幽灵般的主人公。这或许是菲茨杰拉德比理查德耶茨更迷人之所在。我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浪漫主义气质，其实来自另一片大陆的诗人王尔德。这无需怀疑。菲茨杰拉德在自己多部作品中都通过笔下那位空有才华又总是迷茫不如意的主人公，表达对王尔德的瞩目。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美与孽》中，始终号称自己要从事与欧洲中世纪历史有关题材的写作的安东尼，尽管最终也没有如愿写出自己满意的只言片语，但并不妨碍他从这理想中获取自信，他甚至直言自己就是一个王尔德一样的浪漫主义者，崇尚高贵的精神生活。在他眼中，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实在的，而精神之外的现实遭际，才是虚幻和不可理解的荒谬之事。他不明白年轻人为什么都要在一家公司每日做着无谓重复的事情来浪费掉生命？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他穷困之际自以为好心地劝说他改变醉生梦死的潦倒现状，去好好做份所谓正经的工作？同样，在《人间天堂》中，依然频频闪现王尔德的身影。艾默里希望成名，也从不怀疑自己会成名，但他不会通过刻苦和坚持的方式来达成目标——这是现实主义的方式。他愿意做点儿惊世骇俗的事情，然后一夜成名——这便是浪漫主义者的幻想。理想主义者，在理性的普林斯顿生活中，日复一日淹泡着，终于化身为逃课、酗酒、恋情、纵欲以及愤世嫉俗言论的代言人。这些叛逆、堕落的青年生活图景，似乎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一道常见的另类风景。“垮掉的一代”好像主要就擅长书写这种醉生梦死的负能量生活，凯鲁亚克只是一个发端，威廉•巴罗斯便迫不及待地把这堕落的表层生活推向极致，《裸体午餐》等作品的迷幻直接来自于大麻等毒品经验，现实的迷幻直接成就了缥缈迷幻的作品。然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堕落，事实上与如上众人笔下的堕落，有着明显的不同，于是人们更愿意将菲茨杰拉德称为爵士时代的作家代表。我想，这同样也是因为，菲茨杰拉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这没什么意义。理想主义者拥有决不会垮掉的理想，只是这理想与现实之间似有错位，于是，他们只好等待它们或许重合的那一天——虽然看起来，那几乎不太可能实现。所以，菲茨杰拉德只是迷茫。迷茫也许不会使他垮掉，但在迷茫的日子里坚挺，应该比彻底的垮掉更需要勇气，更难以承受。
《人间天堂》之后，菲茨杰拉德趁热打铁开始写《夜色温柔》，主人公同样是一个被现实抛弃的理想主义者，其实新的主人公几乎可以直接看作是走出了校园的《人间天堂》里的艾默里。只是校园里那些明确的戒律，被现实社会指向模糊的规则替代了。
我不知道是否如愿表达了我的困境。坦率地说，我的难言之隐一般的痛苦，在大洋彼岸的小说家的文字里，的确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悲观与乐观，是每个人一生反复使用的借口，其实，那都没什么意义。好在，仍有幸运之事在我们身上不断发生——你、我，我们在文字里读出了认同和理解，我们并不需要深夜喝酒，也一样地酒逢知己千杯少、一样地欢欣鼓舞。我们都不需要互问人生能有几多愁，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人间惆怅客。这种幸运，也是文学之神慷慨施予痛苦者的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