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药师》中人物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倔强的性格有关。我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张炜
怎么过生活？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绝不是！你错就错在把它当成了一个人的事情。那些吃亏的人，都是因为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力气让你自己一个人过好生活，那样周围的人就会夺走你一个人的好生活。 ——张炜《古船》 一个敏感的作家，会在时代潮流之外，发出预警。只是这个闪动的信号，人们往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察觉。
数字的重量
据说，张炜有一个独特的写作习惯。重要的文稿，手写；不重要的文稿，电脑敲字。手写文稿中，用笔又有一个由重而轻的排序，依次是钢笔、签字笔、圆珠笔。那么，他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长篇《独药师》，在这个秩序鲜明的队列里站在什么位置呢？
“写《独药师》，当然是用最好的稿纸，最好的钢笔。”张炜说，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那是6月15日，头一天他来到北京，晚上休息得不太好。15日一早，他去电台做节目，之后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专访，下午参加《独药师》的发布会，16日又是一连串的座谈。如此密集地参加新长篇的推介活动，对他而言是第一次。
迄今为止，张炜已经写了43年，1700多万字。每部长篇，都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搭建出来的。《独药师》的构思，18年前就已诞生。“一直不能写，是因为《你在高原》太长了，不把它脱手，就不能做别的。脱手后也不能马上写，得养足中气。这期间我写了点儿童作品，讲课产生了两本书，真正抡圆了写一个长篇，七年里第一次，就是《独药师》。”张炜说。
《你在高原》，10卷450万字，1988年动笔，2009年脱稿。虽然每卷可以独立成篇，虽然有评论界的推崇并加冕茅盾文学奖，但它的体量，还是吓退了许多读者。那么26万多字的《独药师》，据说是张炜“最好读”的一部小说，是不是包含着策略上的考量呢？
张炜岿然不动。“我觉得我的书都特别好读。我不太为没有文学阅读能力的读者写作，那不是我的考虑。我需要读者能进入语言的最小单位。”他说《独药师》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像音乐家一样找到自己小说的调性。追求高格调高难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没有难度的写作一般不会是很棒的作品。”
《独药师》写了两年，完成后又放了三年，张炜请一些“信得过的人”提意见。“强大的自信和接受挑剔相一致，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拥有的两种能力。”他反复打磨，把小说压掉了近10万字。“《独药师》的美学品格不同于《你在高原》的宽阔气象，它追求内敛和精炼，情节紧凑是由写法决定的，而不是出于妥协。”
时间在写作中流逝，数字包含着重量。张炜的语调轻松而沉稳，传达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
恪守的界限
《独药师》面世后，很多媒体把注意力放在了“养生”上，这是纯文学很少碰触的一个题材，张炜说，碰它是“玩火”，写不好就是“自毁”。
张炜是龙口人，这座城市位于胶东半岛，临渤海，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蓬莱、龙口、莱州一带自古为方士聚集之地，有一种说法，那位骗了秦始皇的著名方士徐福，就是龙口人。渊源有自，养生和对长生术的追求是当地民间文化中的一股潜流。“民国以前，每个城镇村庄都有热衷于长生的人，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张炜没有见过这些“现代方士”，他查阅档案典籍，听老人讲故事，从中提取了一些“养生要义”，化入《独药师》的情节。不过他对这部分内容格外警惕，因为他觉得“狭义的文学”(纯文学)和“广义的文学”(通俗文学)必须界限分明。“写养生，写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对我来说非常冒险。必须动用我的文学历练和文学经验，包括个人的文学格调，得沉一下才敢碰，要不就写俗了。现在你会看到，它对小说诗性的核心没有伤害，严格恪守了狭义文学的美学原则。”
采访中张炜时常谈到这条文学的界限，多少让记者感到惊讶，似乎很少有作家固执于此了。“广义的文学也不是不好，但我的写作是离它越远越好。我怀疑有什么中间地带的文学。狭义的文学不能去接近广义的文学，否则必然引起品格的、各个方面的衰变。”张炜进一步说，“现在文学的问题在于，什么都要，而且用了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自己——雅俗共赏，哪有那么多好事？雅的东西赢得读者，要经历时间的缓慢教导和学院派的不断诠释。像《红楼梦》和鲁迅的作品，经典化以后，吸引很多人去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阅读门槛降低了。要读懂鲁迅等等还是困难的。雅俗共赏不能以发行量来证明，它常常是不存在的。”
文学的雅和俗，这个古老的话题似乎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到张炜数十年来的写作，还有他在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发表的《抵抗的习惯》等一系列文章，就会隐约地明白，他要坚持的，他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
深刻的谨慎
《独药师》讲述了一个养生世家的故事，属于张炜惯写的家族小说，他认为传统文化的根基保留在大家族里。但它并不是一本“养生书”，因为与个体生命存续并置的，是革命的暴力和死亡；与养生世家的秘方丹药同在的，是教会医院的手术和药片；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共存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小说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清革命为背景，作为附录的“管家手记”一节，详述了革命的进程，铺陈着历史的底色，张炜说，“这部手记好比一片海洋，前边的故事只是一艘轮船。”主人公季昨非的爱欲磨砺、养生修炼、家族危难，搭载着故事之船，漂浮在变革时代的滔滔巨浪中。
山东半岛曾是革命党人与清廷激战之地。同盟会的北方支部设在烟台，主要活动地点就在龙口。张炜对故乡的历史显然非常熟悉。龙口旧称黄县，《独药师》中的季府养子、革命党人徐竟，原型是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很巧，徐氏真的写过一本《养生指要》)，改良主义者王保鹤，原型是辛亥革命烈士王叔鹤，他们是张炜不折不扣的同乡。麒麟医院，原型是1902年创建于黄县的怀麟医院，中国最早的西方教会医院，医院中的角色也多有所本。季氏家族，则部分取材于南洋巨商、在烟台创立张裕葡萄酒业的张弼士，并融合了其他胶东富商的事迹。张炜说：“小说里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名字带着原来的音或字。原型就像个拴马桩，拴住我的心猿意马。”
20世纪革命的巨浪已然退潮，现在流行的，是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的推崇，对个体欲望的张扬，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作家，通过小说特别是家族小说建立起一套解构革命的历史叙述。张炜在这个潮流里吗？《独药师》令人印象深刻的，恰恰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在人物的描绘中，不易得出作者的“历史判断”。
“作者想要得出一个结论是很困难的，不是为了稳妥才回避判断。小说把最基本的客观性罗列出来，当然这种罗列作者不可能是毫无倾向、毫无察觉、茫然的、自然主义的，但是要极其小心地避免武断，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张炜说得不疾不徐，“比如改良和革命，到现在还在争论，二者都有其必要性，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取舍和运用，差异就太大了，广大人民所遭受的，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涉及到人类历史中过于复杂的一些问题，总是碰到悖论。所以作者和读者一样，在客观的现实存在面前，不要太武断。不是不敢，而是不能。这种谨慎是一种深刻，而非仅仅为了谨慎。”
那么，小说命名为“独药师”有何含义？张炜以书中人物为例做了阐释。“由于信仰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药师，觉得那一味‘独药’能够拯救社会和人生。陶文贝觉得独药师是基督，朱兰认为是佛陀，邱琪芝觉得是自己的长生秘术，季昨非认为是家族的养生传统，革命者徐竟说，唯一的药是革命，唯一的独药师是孙中山，改良者王保鹤不否认革命，但觉得教育和改良民众素质才是唯一的药方……直到今天，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独药和独药师，都在宣扬自己信奉的东西，它们各有其体系、著作、鼻祖、代表人物。我们经历的已经够多了，数字时代面对大量信息尤其不能武断，简单化会犯错误——不是犯世俗性的错误，而是犯了在真理面前的彻底性的错误。作者如果偏向哪一边，就是无知和偏颇。这一大堆问题我们用了几千年都没解决，一本书怎么能解决呢？这部小说如果能引起大家正视和思考这些问题，不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吗？”
的确，不要武断。然而面对诸多“独药”，我们终将做出选择。诸多不同的选择，又被“时”与“势”筛选，汇聚为历史的潮流。那些未被选中的，可能被遗忘，也可能在新的潮流中浮起。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分辨，自己是主动的清醒的选择，还是潮流的跟从者乃至盲从者？
这是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对此张炜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说：“我不是一个是非不辨、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者。”
敏锐的预警
有学者说，张炜的写作，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思潮中有异质性，可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复旦大学的倪伟老师在《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一文中，认为张炜的早期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展示了对农村状况的复杂思考。“当几乎所有人都在为承包责任制大唱赞歌的时候，张炜却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制度变化给农村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敏锐地觉察到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利益至上的原则一跃成为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的首要原则，导致了社会道德的窳败。”或许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张炜完成于1986年的著名长篇《古船》中，主人公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的情节，这个私有制的反对者，反复地说，“我准备读一辈子”，“日子每到了关节上我就不停地读它”。而且，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弟弟隋见素为夺回家族的粉丝大厂据为己有而“算账”的情节，总是紧邻着出现，构成一种争夺般的紧张。时代变迁，这一切在今天回望，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不过，张炜小说的核心关切显然并不在社会和制度的层面，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对道德理想的高扬，对残暴无耻的痛恨，对自私自利个人至上的否定，对信仰和个人获得真正自由的追寻。《独药师》的道德色彩没有那么鲜明，但也内在于这个脉络。“我觉得历史社会政治等等，它在最高的层面不可以逾越道德。”张炜所说的道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坏，而是带有终极意义的普遍法则，犹如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然后他谈到了信仰，“曾经有记者问我，是不是把文学当成信仰。我说那可不是，文学只是一个人诗意表达的热情和方式，跟信仰差远了。信仰是宗教范畴的，它跟定宇宙间规定一切的、不可超越的唯一法则。道德律包含在这个终极法则里。”
张炜相信这个“终极真理”的客观存在。“没能认识到不等于它不存在。我思考，探索，用向往和接近它的心情去生活，有很多愤怒也有一些欢乐。但始终要明白，真理是存在的，它是复杂庞大永恒的系统。电脑世界是0和1编码的系统，那为什么不想一想，宇宙中也有一些非常严密的，错一个码全错了的力量呢？”
我们这个纷乱的时代在被什么力量编码？道德重建能成为当今的“独药”吗？自90年代以来，张炜的“道德”诉求、对工业文明的疑虑，为他赢得了坚守精神高地、富有“人文精神”之类的赞誉，但也有人质疑他作品中“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就此，张炜回答说：“现代化破坏人的生存，是最不道德的一个过程。中国是农民的国家，农民们到城里去卖命，把他们的生命能量全部耗光，贡献给那些粗鄙的财富积累者，这不是最不道德最残酷的事情吗？”他不太在意这顶“反现代”的帽子，“我不写这些还写什么，我说的还远远不够。有些人过去批评我，这几年被雾霾闹的，就不太这么批我了。”
诚如张炜所说：“文学不是大字报，不是匿名信或控诉书，它是审美的，无论什么社会问题，真正的作家还是要把它文学化。”但同时，一个敏感的作家，会在时代潮流之外，发出预警。只是这个闪动的信号，人们往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察觉。
生命的能量
面对记者的一个个问题，张炜从容作答，语速偶尔加快，面露笑容，但疲劳之色始终挥之不去。“昨晚没休息好只是一方面。我一直疲惫。”然而，他“一直疲惫”却写了一两千万字，这必然凝聚着劳动和力量。
话题转到了《独药师》中谈到的养生法门之一——“餐饮”，它指的不是吃喝，而是“目色”，“是指人的一生一世，如何用目光看取周边世界”。张炜用猫做了个比喻。他很爱猫，一直养猫。他说，猫总是懒洋洋的，没事儿就打瞌睡，但它的爆发力特别强，超乎寻常的迅捷，这样的生命力量就来自“目色”。张炜把“疲惫”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有人从小的习惯，看一切都是很淡的目光。把精力凝聚在心里，可以投放到最愿意做的事情上。两眼炯炯有神的人，大多数是没力量的，安静、谦卑、柔软、不击打别人的人，才是有力量的。我们看待一切，都不要用那种攫取的、咄咄逼人的目光。”
这些见解，或许也是齐国方士们一代代传下的道理？张炜的家乡是齐文化故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齐国都城临淄的风俗说：“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张炜写过一本论齐文化的书，叫《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他解释说：“恣，就是放纵；累，就是为物质和享乐所累。打个比方，整天跳舞，就是恣，跳完了爬不起来，就是累。”
齐人的性格，徐缓宽松，高谈阔论，好奢侈，爱享受，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忠厚诚朴的山东人，相差何其之远？张炜说：“今天的山东，论人口和面积，还是在鲁文化、儒家文化的笼罩之下。历代统治者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治国方针，压抑个性，而齐文化是讲个人的，包括乱力乱神、养生求仙在内。《独药师》也是要把齐文化的这股潜流挖掘出来。”
记者暗自琢磨，张炜的性格，是偏向齐人的舒缓阔达，还是偏向鲁人的厚重守礼？这大概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回答了。毕竟，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作家的途径，唯有其作品。
令人难忘的，还是张炜的自信和在文学上的自我期许：“经过43年文笔的磨练，我觉得还是比过去成熟了一点，也许可以做一些大活儿、很难的活儿。我对文学的知和爱变得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