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作家典范的“人民艺术家”，王蒙从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已历70年整。70年来，王蒙的文学活动始终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他始终敏锐捕捉和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担当人民文学的使命。他以2600万字的文学书写，贯穿了70年来当代中国历史，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他的作品不仅涵盖共和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被称为新中国的“心灵档案”；作为共和国文学的重要引领性作家，他不仅在小说、散文等文体创作中取得了卓越成就，显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魅力，也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与文学经典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阐释。他70年来笔耕不辍，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作品也在世界文学空间得以广泛地传播，并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为世界各民族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80年，王蒙刚刚结束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回到北京，便以“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来概括自己伴随共和国历史的成长历程，也以此标示出他的文学写作所主要依凭的焦点视域。当时王蒙还不到50岁，正值其复出后的创作喷薄而出之时。如今又40年过去，王蒙的文学世界已经蔚然成就为共和国文学空间里的崇山高原，大江大河。关于王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出精辟的概括和论述。我想补充的一个观察角度是：王蒙卓越的文学成就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也源于其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兼容并蓄的艺术胸襟。反过来，70年作为“社会参与者”的文学人生，也使视野更为开阔、心态更为开放、胸襟更加宽广。

首先是王蒙世界文化与文学视野的开阔与包容。王蒙广泛阅读欧美、俄苏等各国文学经典。既有体现时代潮流的阅读，如5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光明梦”和80年代的西方意识流文学、现代派文学；同时也有王蒙所特有的阅读书目。不仅他自己有着分布广泛的阅读书目，以此作为扩展文学视野的养料，在叙述、文体和语言等多个方面，身体力行地做出一系列探索，还提出“窝头加蜗牛，再加二两油”的著名口号，借助创作之外的其他批评和研究性文字，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对世界文学多元资源的不断开拓。

其次，王蒙通过学习不同语言拓展文化视野，开辟文学资源，是同时代作家的引领和表率。王蒙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一种生活的韵味，一种奇妙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舌头，多一双耳朵，多一双眼睛，更多一个头脑和一颗心，总之就多打开一个世界（《王蒙读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俄语到维吾尔语，再到英语，无论是有意识、有规划的学习，还是在历史遭遇的应变学习，语言学习使王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语言途径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并翻译文学作品（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维汉互译和90年代英译汉），因而比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开阔的文学视野，更丰富的文化经验。

第三，积极倡导作家学者化。王蒙不仅博览，还坚持在传统经典阅读和阐释中，关联和诠释当下。王蒙强调学习过程和目标兼顾，主张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经济和人文艺术尽可能有系统了解和理性把握。这是王蒙的文学世界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向度同时呈现精湛，并历时70年新作迭出、创新不断的重要动力。他释读《红楼梦》和李商隐，阐释诸子百家经典，把自己对生命体验、生活经验、文学艺术的理解，注入经典，激活经典的意涵，沟通经典与当下的意义，同时启迪广大读者和同时代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经验、灵感、变现手法固然重要，但广义的知识至少同样重要，它是作家自如地表现生活、自由地展开艺术想象，尤其是呈现知识爆炸时代社会生活的前提，更是作家葆有持续创造力的关键。这种视学习为生活重要组成和生命必要内涵的主张和实践，为中国当代作家的知识视野拓展做出了成功表率。

最后，王蒙以其个人的经历，为当代中国文学探索和提供了从边地经验通向世界文学的独特通道。王蒙的世界文学视野不仅内涵丰富，而且路径多样。20世纪60年代，学会维吾尔语的王蒙在维吾尔族朋友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在塔什干（时属苏联，现为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印刷出版的维吾尔语书籍，并通过维语得以阅读同为突厥语支的乌兹别克语文学创作及翻译作品（包括高尔基《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暴风雨中诞生的》等俄苏作品及其他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乌兹别克语手抄本读到了波斯诗人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年）的“柔巴依”体诗（The Rubaiyat，即四行体“鲁拜”诗）。这是柔巴依进入中国的主流渠道（即郭沫若经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转译）之外的另一种“柔巴依”。娴熟的维语能力使王蒙有机会读到并读懂了郭沫若汉译本、维语译本、波斯语译本和乌斯别克语译本，从而获得“四本集子情绪相近，内容却相差甚多”的独特体验。从当代中国文学内外交流的角度看，王蒙以其多语能力，不仅促进了汉语文学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学间的深度交往，更从内陆中亚及“陆上丝路”这一特殊路径，掀开古波斯文学和中亚文学的帷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从传统中国文学视阈中的“边地”通往“世界”的特别通道。

多语学习和跨文化实践，使王蒙的文学世界形成多样的文化对照，在互为他者的文化审视中，成功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被跨文化问题所纠缠，或在不同文化的交叉碰撞中形成跨文化的批判性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物的精神深度，浓缩或聚焦了现代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和个体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同时，跨文化经验也成为王蒙作品发生的重要乃至关键性契机，如以内陆草原为场景的《杂色》，正是在大洋彼岸的异文化对照和启示中展开本土想象的典型案例。王蒙的这种视野、心态和胸襟，既成就了其品格独特的文学艺术，也形塑了他的精彩人生，还为同时代和后辈作家做出了表率。以他的身体力行、积极呼吁和引领，在思想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很快就拥有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参照系，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和拓展出更大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视野。

（作者系《中国比较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