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历史的另一份证词——评格非的《山河入梦》

曾经作为先锋派急先锋的格非，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写出令人惊异的小说，迄今为止，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青黄》，短篇《风琴》、《大年》等等，依然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精品，体现了汉语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随着先锋派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的偃旗息鼓，格非也一度掩卷长思。直到2005年，格非以《人面桃花》重出江湖。2007年，格非又推出《山河入梦》，手法更加沉静，叙述风格更加平易。难道说昔时“王谢堂前燕”，也要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格非的构思，《山河入梦》是《人面桃花》 
　　三部曲的第二部。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50年代初，正值少女花季的姚佩佩，承受着历史变故施加于家庭的悲剧，父母双亡，从上海来到梅城投奔姑妈，流落于梅城浴室卖澡票，被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偶然遇见。这个正直善良的县长动了恻隐之心，几经周折，姚佩佩成了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一名秘书。这个故事在历史选择和个人的情感困扰之间穿行。谭功达迷恋于乌托邦的历史激情，计划修建庞大的普济水库，一心要将梅城建成社会主义的桃花源。与此同时，谭功达的情感生活却陷入现实困境，他一方面对姚佩佩心有所想，却又与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白小娴建立了恋爱关系。谭功达倾尽全力修建的水库大坝一夜之间发生溃堤，谭功达只有黯然离职，只好到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历史变故的投影落在谭功达的身上，他与白小娴的恋情中断，匆忙中与一个农村寡妇成婚。姚佩佩的命运更加不济，在挚友汤碧云的诱骗之下，姚佩佩被金玉强奸，一怒之下杀死了对方，自此踏上了漫漫的逃亡之旅。谭功达来到花家舍之后，才惊奇地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桃花源”已经在这里提前实现。花家舍的掌门人行踪诡秘，从不露面，却又无处不在。在谭功达看来，花家舍安宁、富足，是个理想社会。但这里种种制度和对人的控制，也使谭功达有所疑虑。谭功达后来与逃亡中的姚佩佩重逢，一段蹉跎的情感终于有了结果，但那必然是悲剧性的结局。 
　　这部小说写出一个乌托邦年代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命运，谭功达满怀着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那道普济水库的大坝乃是一个时代试图崛起的象征，那是历史的巨大渴望，谭功达企图表达这样的历史渴望，但他实在不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谭功达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可折射的历史内容并不充分也不丰富，他确实像是一个历史的局外人。格非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近乎书生般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这与我们过去阅读五六十年代乃至于七八十年代的小说中的人物都很不相同的形象，他的气质心性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他却试图参与这个时代，而且还试图表达狂热的时代意愿。谭功达是一个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但又是一个政治的小人物。格非企图去打开历史另一扇门，这是在我们习惯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可信吗？这可能会是所有读者提出的疑问。 
　　不过，我宁可把格非的书写看成是一次考古学式的勘探，文学在这里试图给出一个历史的多样性。我们如何想象过去的年代？如何记忆历史？如何复述历史中的人们？在无数的模式化的记忆中，格非最令人生疑的叙事，可能发掘出被压抑的历史和人物。格非试图去打开历史人物的另一面：如何被历史裹胁，又顽强地在自我天地中存在，甚至像身为县长的谭功达这种的人物，也都有抵抗历史全面异化的可能性。谭功达始终还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物，一个有抱负的软弱的历史的“他者”。 
　　小说的结构布局无疑可以见出格非精巧练达的手笔，前后的呼应，多处的伏笔，都显示出格非的匠心独运。但是，阅读这部小说，还是看到格非似乎是刻意回避他过去的那种纯净优雅的笔调和语言风格。过分追求故事性和事实性。格非以往的小说都以包含着秘密著称，这是他曾经从博尔赫斯那里获得的关于小说最重要法则，小说的真相就是给出（或隐藏）真相长篇小说处理秘密更加困难，中国的长篇小说走的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但这类叙事话语也已经接近枯竭，况且也不是格非所擅长。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就是一部关于“秘密的”小说，是小说关于“秘密”（真相）的最经典最登峰造极的书写。这本来是格非的拿手戏，但在这部新作品中，格非没有施展出这个特长。 
　　但不管如何，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格非努力走在历史的边缘地带，那是他对历史的理解和新的解释，他的叙事会成为我们面对乌托邦历史重新思考的另一份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