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要为书中人物找到属于他们的个人经验

丁杨/摄

《北去来辞》，林白著，北京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42.00元

　　作家林白一直不是个爱热闹的人。这些年来，她的创作状态相当连贯，时有中短篇、诗歌见诸文学刊物，长篇小说则是隔几年一部。除了偶尔登台领奖，她极少抛头露面。今年初，她的长篇新作《北去来辞》出版。三个多月过去，发布会、研讨会、签名售书、发微博等时下推广新书的惯用招式皆无。她在家看书、写东西，出去旅行。前不久，她从上海返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她说这还是新书出版后第一次见媒体。那天倒春寒中的北京挺冷，喝了几口菊花茶的她，说起新作，兴致盎然。

　　完成上一部作品《致一九七五》(2007年出版)时，林白感到写得太累，“自己再也不会写太长的作品了”(《北去来辞》“后记”)，甚至接受采访都没心情。不过，三年后她写出了十六万字的长篇初稿，叫《银禾简史》。之后就去了埃及，旅途中她总觉得有必要给这部长篇加点什么，比如说另一个人物的一条线索，那样会使得作品不那么单薄。住在红海边的晚上，她给这增加的人物取名海红。海红和银禾，一个来自广西小城一个来自湖北农村，一个是内心世界丰富而纠结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乐天知命不乏乡土智慧的乡村妇女。她们在北京相遇，生活、命运在《北去来辞》中交叉、起伏、对照……书出来之后，有朋友跟她说，如果只有银禾没有海红，就没现在这么多意思，“海红的复杂性、自我审视的热情和自我更新的愿望都是这个人物的魅力所在”，她说。

　　在初稿基础上删掉了十几万字，正式出版的《北去来辞》仍有四十多万字，是林白从事写作至今篇幅最长的作品。她说这次写得很过瘾，有两三年的时间沉浸在海红们的世界里，辛苦是辛苦，却开心。她一边写一边向笔下的人物投注感情，其间耳闻目睹什么事情，都会想，这些要是安放在书中的某个人物身上会怎么样？

　　新书勒口处写着，“一曲别具一格的‘北漂’之歌”，事实上《北去来辞》的意涵远不止于此。城乡差别、代际隔阂、理智与情感、梦想和现实、浪漫的80年代与疏离的网络时代，等等，这些关键词都能从书中找到落点。林白更愿意将之视为对曾经远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处的当下的一种记录，虽然只是一个侧面，极其有限，总好过任凭这些随着时间溜走，什么印记都没留下。

　　读书报：《北去来辞》的勒口说这是两代女性的“北漂”之歌，但我更将这本书看作两代女性的精神生活、情感经历的心灵史，为什么把书名从最初在杂志发表的《北往》改成《北去来辞》？

　　林白：其实我不太使用“北漂”这个词，太当下，这部书还是有一定历史厚度的。我更认同你说的“两代女性的精神生活、情感经历的心灵史”。

　　《北往》是最先想到的书名，但自己不太满意，又想了“来去记”“北来去”什么的，责任编辑建议把“北来去”颠倒一下，变成“北去来”，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北去来辞》。我拿这两个题目征询过一些朋友，大多数都喜欢《北往》，觉得大气，还有点莫名，所以我在杂志发表时用了这个名字，但潜意识里还是喜欢《北去来辞》，觉得这才是我的书名。责任编辑说哪怕全世界都不喜欢这个题目，只要你喜欢，咱们就改过来。现在看来《北往》也是不错的，简洁明了，甚至，好像比《北去来辞》更有生机。《北去来辞》这个书名还是有点文人气，银禾那部分罩不住。给自己的书取名跟给独生子取名一样难，怎么都不会满意。

　　读书报：如果说书中女主人公海红所处年代和经历有你的影子，另一位人物银禾像你那部《妇女闲聊录》中木珍的延续，那么对于她们各自的女儿，年轻一代“北漂”雨喜和生长在北京的中学生春泱的刻画则显示出你对今天这个时代的看法？

　　林白：雨喜这个形象很有能量和生机，她的身上有种向上的力量，会不怕困难地自己闯出一条路，她代表着这个时代生机勃勃的一面。农村来的失学的雨喜比城市里长大的中学生春泱快乐，这也代表了今天的学校生活、教育制度乃至城市生活带给人的压抑，我写这两个人物是想要通过她们的对比来表现出这种现实。其实雨喜身上有很多我的经验，倒不是个性，也不见得是我的经历，而是“实感经验”。 

　　读书报：书中银禾在回忆湖北故乡的讲述中包含了大量当地人衣食住行的民俗，为什么这么设计？

　　林白：希望这本书的天地广阔一些吧。当然也不是加了民俗就广阔，相对于主要人物的叙述，这也许是一种留空，这些事情如同空气，使作品有一种流动感，有一种大地上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东西在里面吧。

　　读书报：可是另一个人物海红对她广西故乡的回忆则更多关乎精神层面，反而对广西的风土人情涉及不多？

　　林白：海红是知识分子，肯定内心比较丰富，也有自我反省，而银禾的精神世界比较简单。你说到的农村那种风土人情，除了要跟人物的身份相关，我还希望能够借此容纳我以前很多作品的因素，那代表一种外部的有生机的苍茫世界，跟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不同的。这样文本会丰富。 

　　读书报：海红的丈夫道良是个不合时宜的悲剧人物，他的结局是必然的？

　　林白：他是一个有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信仰范围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一个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主义者，忧国忧民，热爱毛泽东和鲁迅，终生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在生活中嫉恶如仇，有浓厚的乡村情怀，同情弱者，希望儿女能接受他的影响。总的来说，他的人格是有光彩的，但这显然不是他感到愉快的时代。道良的结局是我动笔之前就想好的，甚至“逃向苍天”这个章节的题目都有了。这种情况在我的写作经历中很少有，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写了一半才想好人物归宿。对道良这个具体人物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但我不愿创造一种所谓的典型人物。我写的人物都不是典型人物，是具体的，是这一个，就代表他自己。当然在他身上也会有一些时代的信息折射。

　　读书报：梦，是《北去来辞》中触及得很频繁的一个意象，书中很多人物都会讲述或者在心里回味自己的梦境，这么写有何深意？

　　林白：那些梦是我多年来收集的，这可以加深人物的幽深感，如同一幅画里的暗色。我平时会记下一些梦，有我的梦，也有别人讲给我的梦，但只记有意思的梦。用到小说里，我会筛选，看看这个梦有没有意义。这本书里，梦出现的频率很高，我希望读者能看出这一点。

　　读书报：书中尾声那一章，海红在北去列车上一一重逢生命中遇到的但已不在人世的人物，这一段写得令人唏嘘，有很强的画面感。

　　林白：去年6月初我觉得《北往》基本可以定稿了，就交给《十月》首发。因为篇幅太长，他们打算分两期发，上部已经发稿了。我到香港澳门开一个会，7月1日回到北京当天接到薛忆沩的电话，第二天在意大利使馆朗读他的新书《与马可波罗同行》，这是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读书随笔。他读了其中几节，关于革命是娱乐的最高形式、关于死亡、欲望与城市的边界，关于一个位于死亡一侧的城市，关于“极点”。在听他朗读的过程中我的灵感源源不断地到来，于是我在还没发表的下部中加了两大段。列车的段落本来就有的，但是有了“极点”那几句话，意味就不同了。这事很巧，如果我晚一天回到北京就不会去朗读会了，所以我觉得简直是天意，是老天爷让我加上这一段的。

　　读书报：对于熟悉你的作品和一些经历的读者，比如我，读海红的故事会有带入感，甚至分不清哪些来自你的亲历，哪些是虚构的。这些年来你的写作一直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经验色彩，回到《北去来辞》，你怎么拿捏个人经历和文学虚构的比重？

　　林白：我在“后记”中写到：“个人经验是这部书中至为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除了我把自己的个人经验给予书中的人物，同时也必须为书中的人物找到属于他们的个人经验。”

　　个人经验是一种实感经验。“实感经验”这个词我十分喜欢，实感——具体、鲜活、生动、丰富，不可以被理论、观念所充分涵纳，在虚构性和创造性作品中，它给作品带来不可化约的品质，从而使我们不至于沦为观念的传声筒。

　　我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更多地给予海红，但同时，雨喜、银禾、道良身上都有我赋予他们的我的个人经验。这部书写到后来，我随时随地碰到的事都不由自主地想到放到我的人物身上，这种虚构出来的实感在我的中篇《回廊之椅》里比较明显，《回廊之椅》写土改，我完全没有经历过。

　　读书报：八年前采访你，你曾认为《妇女闲聊录》的写作对你来说是种转型——从与自己内心世界的交流到与世界的交流，现在你的写作处在怎样的状态？

　　林白：与世界交流是为了自我的丰盈和坚实，自我的半径需要扩大，不然这个自我只是一个逼仄的自我。《北去来辞》有两个世界的交融，我觉得是往前走了一步。通过对自我的审视来认识世界，认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北去来辞》的一个重要内容。

　　读书报：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年评论界、读者用以评价你的写作的那些诸如“女性主义”、“私写作”之类标签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林白：前两天有个记者问我：“您的作品女性意识强烈，您为何对女性主义文学如此热衷？”我说对不起，我对女性主义写作完全不热衷。但我对女权主义持一种尊重的态度，我觉得女权主义是争取女性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的思想。当然，任何一个小说家都不会高兴别人说自己是某一种主义的作家，这会窄化自己的作品。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主义是一种现代病。主义是很容易排斥异己的。

　　读书报：这些年你时常写中短篇小说，而有些中短篇和你的长篇又有某种关联，最近发表的短篇是不是也预示着下一部长篇即将动笔？

　　林白：只有一个短篇与《北去来辞》有关联，叫《从银禾到雨仙，从棉花到芝麻》，发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三期，小说是2009年写的，当时还没动手写长篇。下一部长篇？还没想好呢。(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