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抗”

长篇新作《北去来辞》近期推出

林白近照

　　“以前，我总是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某种‘超越’。现在我觉得，文学的价值在于那种切肤的百感交集，那种复杂的五味杂陈。”在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北去来辞》后，女作家林白有了这样的心得。

　　《北去来辞》是林白继《致一九七五》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新作，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她以一名出生在南方小城的女性海红的成长为线索，书写了两代不同知识层次的女性，由南方到北京的坎坷经历与精神成长。“在我的文学经历中，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她如是评价这部新作。

　　不同于那些热衷习惯性书写、乐于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打造故事的作家，从最初踏上文坛开始，这位外表平静、内心却埋藏火焰的女作家就一直在试图从各个方向打破自我：《一个人的战争》书写的是女性躯体与欲望；《妇女闲聊录》则呈现出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致一九七五》出版后，外界便一直存在对这本书是“实验文本”和“散文体小说”的争论……而这次，长达四十万字的《北去来辞》，又让读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林白。一直被贴上“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标签的她，似乎正在用行动撕下这些标签。

　　面对记者提问，林白称《北去来辞》是自己“写得最像小说的一个长篇”，同时也是“花费力气和时间最多的作品，但销量和印数在我的长篇里也是最少的”。这是一个坦然却无奈的表白，但依然有真心的读者可以在充满喧闹的阅读环境中发现珍珠的闪光———“当不少作家仍然沉浸在志得意满的写作中时，林白却敢于让自己去现实的泥沼中跌打滚爬，通过《北去来辞》来表达困惑、忧虑，去追寻和反思。更为难得的是，林白不是想明白了才写《北去来辞》，而恰恰相反，这是她想不明白的结果。她不是在指点什么，而是坦然地展示了自己的迷茫、无力和挣扎的状态。”评论家周立民如此评价。

　　林白为《北去来辞》也颇费心力，从初稿创作到大动干戈重头再来，再到书名的选择，新书封面的设计，她都亲力亲为。这一次，她精心挑选了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作品作为封面：“他那些不属于任何热带地区的热带丛林幻想画——那些或剑形、或蛇形、或桃形的阔叶，在错综的枝叶中，硕大的鲜花朵朵怒放，动物生猛，目光炯炯。”林白如此形容卢梭的画作带给自己的内心触动，那是一种生机勃勃、野蛮生长的力量，而这些“生长、开花”的图景比广西老家的植物更契合她的内心。“只有原始、野性的事物才更有生命力，卢梭的热带丛林夸张了这种力量，每次看到卢梭笔下粗壮凶猛的植物，我就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完成《北去来辞》的林白，似乎已经可以用更坦然的姿态面对外界———她依旧保留着用笔和纸创作的习惯，生活简单，花费较少，休闲是老人的休闲：太极拳、太极剑、书法，晚上临汉隶《曹全碑》，早上起来读一读古代作品，刚刚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伯祥选注版的　《史记》。她还开始上微博，准备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手稿，与文友、网友积极互动。“写完《北去来辞》之后，我对外部世界没那么害怕了，内心要强大一些、光明一些了。”林白笑言。

　　“这也许是我写得最像小说的一个长篇”

　　记者：您的每一次写作都在试图挑战自我，实现突破，这是否暗含着您对文学和写作的某种态度？到《北去来辞》，您是否有完成某些转变？

　　林白：即使有《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自己其实还是很封闭的，对世界的敞开不够，对外部的敏感度较差，多年的生活养成了更关注自身的习惯，所以长年焦虑，没有安全感，不信任他人。写作《北去来辞》，这些都得到了一定的矫正。不能说已经完成了某种转变，但我下一部作品肯定就不同了。

　　另外，写完这部长篇，我才对写小说这件事本身有了一些感觉。我的长篇都比较碎片化，在这个时代，这是我最好的选择。不过比起《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和《致一九七五》下部，《北去来辞》已经是整合得最好的一部了。如果小说必须具备一些什么要素的话，这也许是我写得最像小说的一个长篇。

　　记者：在阅读《北去来辞》时，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与“私人”拉开了一定距离。在对您以前作品的阅读中，比较强烈的一个感觉是，书中时不时会出现角色与内心自我的对话，甚至可以说是作家与人物的对话，作品有比较鲜明的“私人”印记。但是，在《北去来辞》中，这种感觉削弱了，您似乎已经更多地接近一个小说家的状态。从私人的书写，变成了对个人的书写。就像在《北去来辞》中，虽然我们可以在海红的生活轨迹中依稀看到您的影子，但这一个人，既有鲜明的个人属性，又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代表起一种类型的女性。在这部新长篇中，之前对您的作品的印象，一种从较明显的向内书写，已经悄悄转变成一种坦然向外、自然从容接受并描述外部世界的感觉。包括文辞，《北去来辞》都较《致一九七五》更为冷静和收敛。这是否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您在写作观念包括生活观念上的一些转变？还是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历造成了这种转变？

　　林白：的确，我也觉得自己是“更多地接近一个小说家的状态”，从“私人”向“个人”一说转变也有一定道理。以前难以想象我这种人还开微博，当年新浪和网易曾电话邀我开博客，后来又邀我开微博，我都是不容人家讲完就不愿听了。还有，以前很多担心的事情现在也能放下了，比如我单位在武汉，人住在北京，看病要到武汉。还有，退休后听说看病要先垫付费用，然后再到武汉报销，等等，想起来都头大。现在没那么担心了。以前出行基本上是地铁加出租车，或者宁可步行，坚决不坐公共汽车，现在经常坐公交车。我从去年开始办了一张公交卡，使用频率很高。

　　也就是说，写完《北去来辞》之后，我对外部世界没那么害怕了，内心要强大一些、光明一些。就像我在后记里提到的，“如果人类被自己折腾灭绝了，那说明这个文明已经腐朽，就让它灭绝好了，肯定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这些年的生活没有什么大事，倒可能是阅读经历给我带来了内心的稳定。《致一九七五》之后我女儿要高考，我也趁机读了读古代作品，《诗经》等。孩子大学上的是文学专业，她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读过，后来基本没有重读，这时我才重读了一些，《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吧。

　　我想，虽然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令人悲观的事情，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内心有亮光。

　　“文学的价值也许在于那种切肤的百感交集、复杂的五味杂陈”

　　记者：在当下的不少文学作品中，不少作家总是试图站在高处来把握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试图通过故事来告诉人们一个正确答案。而《北去来辞》做的更多的，似乎是描述、呈现，然后体会。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您将自己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林白：在精神纬度上，作家可以处在不同的位置，无限多。这样我们的文学景观可以比较纷繁。我觉得站得太高容易模糊，且不说自己是否具备某种高拔明澈的理性，是否有站在制高点的能力。但觉得制高点跟我不亲，我只是在芸芸众生之中，是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芸芸众生中一个微弱的个体。

　　记者：在一些介绍中，看到有人将《北去来辞》定义为一本“北漂之书”，但通篇阅读下来，我个人并不愿意将之如此定义。在这本书中，广西小城、北京等等，这些地点并没有进行刻意的强调。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从小城到大城，从边缘到中心，从乡村到城市……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包括您提及的影响人物性格、生长的上世纪70、80年代的历史背景，也并没有痛下力气去作相对惨痛的描述，并无常见的文字中那种与之对立、对抗的姿态。这是否也代表着您历史书写的一种态度？

　　林白：我本人并不觉得这是一部“北漂之书”，但出版社这样介绍时我也没有争辩，估计出版方打算以这一较受关注的主题词来引导一部分读者进入吧，若是谁想在这本书里看看北漂生活那一定上当。会很生气。

　　这肯定不是一部激烈对抗什么的书，我想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抗”，对于《北去来辞》这一部书，文学的价值也许在于那种切肤的百感交集、复杂的五味杂陈。

　　记者：海红是您这部长篇的女主角，有读者将她视为一个典型的“生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的理解中，海红的人生，似乎便是一个不愿随波逐流的女性在这个动荡时代的无所适从。对知识的理解和渴望让她始终怀疑，始终犹豫，始终试图反抗这个世界，试图逃离一种生活，又陷入另一种困境。无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抑或是如今，这样的女性都是存在的，而她们在这个世界中，也似乎一直处在一个弱势地位。您是否愿意把她定义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她的个人经验中是否融合了较多您个人的生活记忆？

　　林白：海红不能算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她只能算是“这一个”。身上是有我的记忆和实感经验，这是一个弱势人物，有着知识女性通常的毛病。不过同时她又是一个缓慢成长的人物，她理性不够强大，多年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缺乏现实感，缺乏那种对世界的真实把握，所以她在现实中节节败退是正常的。

　　记者：银禾是另一主角。在后记中您也提到，这部小说最初的雏形是十六万字的《银禾简史》，而在《北去来辞》中，银禾的痕迹已经消减到相对薄弱的地步。您一开始是出于何种考虑，又或者基于哪些触动，才开始去创作一部以银禾为主角的长篇？海红又是如何取代银禾，成为这部作品的第一女主角的？

　　林白：我2009年夏天去湖北住了一段，干了点农活，对银禾、雨喜一类人物较有兴趣，回来写了几个短篇。但觉得短篇远不能容纳我对银禾这个人物的感受，所以决定写一部长篇。银禾的原形是《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这个人物很有意思，是天生的文学人物，我很愿意把她多叙述一下。

　　在完成十六万字的《银禾简史》后，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到埃及去。我扔下这部长篇稿子，从开罗到南方的卢克索再到红海。在红海住宿的那个夜晚，月圆海阔，天风浩浩，我忽然决定给这部长篇增加一些东西。这个念头一出现，海红这个名字即刻从虚空中咚的一下掉到我面前，仿佛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块石头。我渐渐沉浸其中，对海红这个后加人物的兴趣超过了银禾，她的失眠、漂浮、纠结、迷乱，她的神经质和自我审视，她的日渐凋谢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这一切，是那样地一次一次逼近我。

　　记者：在《北去来辞》中读者可以看到，相对于知识阶层的犹豫和失落，银禾们的生活似乎更为自在。与海红们相比，您对银禾们又是如何看待，抱有何种情感？对这两种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您更偏爱哪一种？

　　林白：复旦大学研究生相宜的评论文章我看了，有关银禾她说得挺好，“那种落地生根的活力……保护家人的仗义勇敢，在陌生城市的自得，分享乡村趣事的自足，都是源于中国乡土藏污纳垢、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她沟通了乡村与都市，感知万物，让万物生长”。写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梁鸿也跟我说，她最喜欢银禾这个人物。海红和银禾她们身上的内质不同，就性格而言，我更喜欢银禾。但就人物的丰富性而言，我更喜欢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