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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中手迹 书法诗
40年后重画鲁迅像2013年6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育中先生走完了103岁的生命历程，在广州安详辞世。7月4日下午，在广州银河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许多人从各地赶来送先生最后一程。在送行的人群中，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领导和知名人士，但人数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是李育中在各个时期教过的学生们，其中年轻的二三十岁，年长的则已届八旬。这般场景，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李育中作为一位知名教授的身份特点，也体现了他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李育中何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普遍的尊重？这还要从他一生的传奇经历说起。
传奇人生
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在反映和昭示时代先声的岭南地区，李育中生活了一个多世纪，似乎注定要书写许多人无法企及的生命历程与人生传奇。
李育中原籍广东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1911年1月出生于澳门。新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由于人口密集、水路交通发达，是岭南文化较早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哲学家、理学家陈献章，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现代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等，都是新会人。新会还有一个重要特点，由于耕地较少，人们不得不向外发展，不仅海外华侨众多，是著名的侨乡，而且新会人也是较早向澳门、香港寻求生活出路的群体。
和许多在澳门、香港求生的广东人一样，李育中早年的谋生之路也备尝艰辛。因为读过一点书，有一定文化基础，李育中主要在报馆、杂志社从事校对、记者、编辑等职业，不得不从最艰苦、最底层的工作做起，以此换得生活的来源。
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积极投入抗战运动当中，担任《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并负责伤兵难民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李育中转移到粤北地区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参与创办粤北青年记者学会和粤北文协分会。后来又从粤北到桂林，一边在逸仙中学教书，一边编辑《中国诗坛》等报刊。
1940年春天，正是全国的抗日战争最关键而艰苦的时期，李育中刚结婚不久，就以衡阳《大刚报》和韶关《大光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军采访中国赴缅甸远征军，并担任杜聿明将军的英文秘书，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开始了一段传奇的军旅生活。这段经历对李育中的影响很大，他自己对此也念念不忘，还写作并出版了具有战史价值的回忆录著作《缅甸远征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育中主要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战争年代的那些奔波经历、戎马生涯被平凡的日子所取代，一切归于平静。而在解放后到文革结束前的动荡时代里，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成为主题，教学秩序、科研条件多年无法正常化，同代的多位教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持续教学研究工作、连生活都失去了基本保障，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他虽然也明显受到了冲击，但仍然能够相对平安地度过那些荒诞而漫长的日子，并一直坚持到新时期到来之后。
李育中曾与多位著名人士相识或相交，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陈残云、秦牧、黄谷柳、康白情、梁宗岱、钟敬文、廖冰兄，等等。一直到晚年，与这些名人的交往都成为李育中难忘的记忆，他经常津津乐道当年的情况。在将近100岁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一些老照片，加之其较好的美术修养，画了100多幅人物像，结集为《大家小画——百岁学者李育中漫像集》出版(香港书艺出版社，2011年2月)。这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一个侧面的形象记录，也是李育中广泛交往与人生传奇的写照。
记者作家
李育中笔名李航、韦陀，1929年开始在香港发表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政论、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起初李育中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是为了维持生计，后来，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和时代的多端变化，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目标和艺术意图也渐趋成熟，走向了与中国现代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民族文学、抗战文学声气相通的道路，并体现出岭南文学家特有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特性。
1936年5月21日，由于邹韬奋的倡议，并受到高尔基在苏联发起《世界的一日》的直接启发，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向全国征集稿件，以纪念发生于1927年5月21日的“马日事变”，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径。李育中积极响应，以一篇《我今天失业了》成为唯一入选的香港作家。这使他的名气明显扩大。在20世纪30—40年代，李育中写作了大量影评文章，成为香港著名的专栏作家，也是广州地区最著名的影评人。
像当时的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李育中还积极进行新诗的创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个人新诗集《凯旋的拱门》，受到关注。从创作实绩和文坛影响来看，可以说李育中对现代岭南新诗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
作为一名作家，李育中始终对外国文学保持着关注的兴趣。因为通晓英文，也粗通葡文等外文，他还亲自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李育中以特有的敏锐眼光，利用接触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方便，在香港最早翻译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早期代表作《诀别武器》(今译《永别了，武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拿破仑之死》、剧本《伴父生涯》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渐趋深入细致，特别是港澳文学、岭南文学研究的兴盛，李育中在香港、广州等地的文学创作活动愈来愈多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李育中的文学创作活动被写进了《岭南现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等著作中，还有一些研究者在考察20世纪30、40年代的香港文学、岭南文学时，也经常论及李育中的文学创作成就与文学史贡献。
由于早年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后来的读书写作活动，李育中于1979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杂家教授
教师这一职业占据了李育中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历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师，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担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教师，1953年，华南师范学院(1983年起改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不久，李育中起任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近40年，除了担任几个教研室的主任外，没有担任过更多的行政职务。他说过，自己的性格可能不大适合担任什么重要的行政职务。
李育中主要任中文系(今文学院)教授，但教学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广、讲授过的课程门类之多，可能是时人和后人都难以企及的。就大的学科门类来说，他讲授过的课程就包括中文、美术、英文三个学科。他还曾相当自信地说过，历史系没有请他上课，假如请他，也是可以去上的。在中文系的课程中，李育中讲授过的有外国文学、文学理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这对于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不为学科专业所限的李育中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反而是他自得其乐的一个方面。
李育中以自学成才，爱好广泛，经历丰富，见识广阔，职业多变，他一生的教学活动、学术研究自由灵活、感悟随性。李育中的学问不以精辟深邃见长，治学也不以刻苦执着取胜，他自己似乎也不想成为独守一隅、精专孤诣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以博览乐闻、周知多晓、灵通敏锐为主要特点。因此李育中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许多想法经常出之以感悟式、随意性表达，并不喜欢也不大擅长以纯学术方式、严谨的学问化方式表达。这一点，表现了记者编辑出身的李育中的思考特点和表达习惯，体现了一位杂家教授的知识结构和著作方式。
除了文学翻译，李育中对外国文学、哲学也一直保持着关注的兴趣并适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一生。1938年他就曾撰写文章介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946年以后又撰文介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大师毕加索。这些努力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而中止。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30年的对内文化专制、对外文化封闭、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政治经济百废待兴、思想学术界如饥似渴，李育中性情气质中对于新鲜事物、异邦思想的兴趣再次被唤醒。他在大陆首先介绍现代派大师卡夫卡，介绍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也是新时期以来为尼采翻案、提出正确评价尼采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