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我们拥抱在，用言语照明的世界

　　生于上海。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常务副主编。1985年在《萌芽》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著有长篇小说《繁花》，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

图1为金宇澄为《繁花》所画的插图

图2为金宇澄为《繁花》所画的插图

图3为金宇澄为《繁花》所画的插图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肖安芝

　　图/由受访者提供

　　若干年后，如果人们谈到2013年的中国文学生态，金宇澄和他的《繁花》，一定是绕不过去的节点。

　　大多数的小说读者，还不太熟悉金宇澄。他离开小说写作已近二十年，一直在《上海文学》当编辑，为他人作嫁衣。没有想到的是，去年秋天，他以长篇小说《繁花》“重归”文坛，这一出手，激起了千层浪。 

　　“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评论家们将种种“载入历史”的褒奖之词赋予《繁花》，也将一座座重要的文学奖奖杯颁给了金宇澄。

　　《繁花》排名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的榜首，获2012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最近又获得了2013年度“施耐庵文学奖”、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近闻这部奇特的小说，还即将被搬上话剧舞台。

　　金宇澄是上海人，16岁时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某农场务农，七年后回沪。他种过玉米，当过泥瓦匠，养过马，然后是上海某钟表零件厂当钳工，文化馆职员。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1986年发表《光斑》《方岛》《异乡》，获得两届《萌芽》小说奖，进入上海作协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和孙甘露是同学；也在这个时期，他写了《风中鸟》，获得1988年“《上海文学》奖”。就此，金宇澄进入上海作协，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

　　做了职业编辑，金宇澄写得少了，到1990年代中期，基本不再创作，偶尔写随笔。两年前，2011年5月10日，金宇澄注册上海“弄堂网”论坛ID，化身“独上阁楼”，每天一段段发出聊天帖，一直到提起了《繁花》中的人物陶陶贩卖螃蟹的事，欲罢不能，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部长篇的内容。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每天更新这个内容，从每日写帖几百字，增加到每天五千字，越写越长，网友一个劲地催：“爷叔，不要吊胃口。”这个很吊胃口的绵长故事，就是年后面世的《繁花》。

　　《收获》发表了《繁花》，一直到印刷单行本，无数读者逐渐陷入了吴侬软语的市井世界里。书的封底，印有穆旦的诗，金宇澄说，他非常喜欢这首诗，对于语言的“可能”与“不可能”，纠结，折腾，充分说明了孕育《繁花》的艰难兴奋的历程。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对话

　　1

　　并没写小说的打算，

　　上帝却送给我一个礼物

　　羊城晚报：没想到您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归”文坛，您是老网民吗？ 

　　金宇澄：不算老网民。当时有朋友在网上开帖，讲名人故事，我有时潜水去看，后觉得不过瘾，就想写一写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因此开帖，两三天之后，版主就问我，你到底是谁啊？是谁的马甲？我说我是新手。版主找很多人来看，想知道我究竟是谁。他最后找到我的朋友，是一位出版社编辑，2006年我出随笔集《洗牌年代》时的责任编辑。他看了说：这个文字，烧成灰我都认识，这人是金宇澄！

　　我当时觉得，在网上很自在，很随便，没人知道我是谁。因此我请他保密，如果网友知道，我是《上海文学》的编辑，我就不自由了。我就这样一直写，6个月写到尾声，我对网友说，因为这个稿子要出版，不能全贴上来，以后请大家去看书。

　　《繁花》的出生，是缘分。上帝对我很好，因为，我并没写小说的打算，上帝却送给我一个礼物。但是贾平凹对我这样说，是你心的东西，哪怕到你死前，你也会写出来。我自己知道，如果没这个缘分，也许我这辈子真的不会写的。

　　2

　　除了“温柔同眠”，

　　还有什么可做深度思索？

　　羊城晚报：《繁花》开头，提到了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结尾引用黄安《新鸳鸯蝴蝶梦》歌词，为什么这样安排？ 

　　金宇澄：这问题尖锐，从没有读者这么问过。这两个点，应该是小说的叙事角度和位置，是作者试图保持的立场，生活的态度吧，也就是那种没什么使命感的，没忧患意识的态度，不属于惯常作者的态度。《阿飞正传》也好，《新鸳鸯蝴蝶梦》也好，是另一种生活的立场，不是常规的。 

　　《阿飞正传》的结尾，突然出现了梁朝伟，那么陌生，那么老练，像完全把握了自己的生命航程，谙熟世故，感觉他做的事情，不是常规的经验，被所谓的主流，排斥在外的样子——问题是，这种态度，在对社会的了解度上，说不定会更清楚。 

　　《新鸳鸯蝴蝶梦》曾是很流行的歌，结合书里几位男主人公，他们都不大说话，“不响”，也就是无言，无语。小说结尾，沪生对阿宝说，一直听人讲，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一声不响，也不结婚，阿宝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说，沪生也一样，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文革腔，“人们不禁要问”，沪生想啥呢？整个小说，不设心理描写，只讲他们经历。经过几个年代，读者大都也耳闻目睹，我们还能有什么新奇特殊的想法吗？只能这样生活。最后，就像作家无名氏所言，腐烂与死亡。除了歌词所唱的“温柔同眠”，有什么可做深度思索呢？都知道，都明白，人生就是这样吧。结尾和开头的暗合，是表现了在这种类型生活中，他们对世界的反应。 

　　羊城晚报：您对于人性的看法并不极端。

　　金宇澄：关于小说，我喜欢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面没有激昂慷慨的人，没有高尚的人，也没特别卑鄙的人，都生活在一种混沌状态下，这能不能说，就是钱先生发现的国民性？《围城》是1949年以前写的，以后的中国长篇里，再没有过类似的发现。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国人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虽然我们读了大量翻译小说，但那都是别人地盘的生活。我们的国民性，究竟是什么？这是《繁花》所感兴趣的，我往这方面考虑。

　　所谓市井，自身会形成的一种态度，是《繁华》强调的地方。无论政治怎么变幻，就好比无论海面上，风浪怎样，市井是接近水底泥沙的部分，他们的波动和生态，跟海面是不同的。《繁花》试图反映这一阶层状态，不加任何议论，体现一种意味。 

　　3

　　如今的读者，

　　可能更亲近非虚构性作品

　　羊城晚报：不加任何议论，展现市井状态，因此您采用了短句、对话密集，不设心理描写？ 

　　金宇澄：很难讲清楚，上世纪初到1949年后，城市题材长篇，通常都有明显的政治企图，比如民初的谴责小说，或《子夜》，或《上海的早晨》，都带有背景和说教成分，附带了一种有效期，这就容易过期。为什么？这些作品，推的不是人物，是理念。《围城》到现在还有实际意义是因为，作者只对人感兴趣，研究一个一个人，不推行某种理念。《繁花》可以说是，总结了这些经验，是站在这些作品的肩膀上写的，希望它有更长的时效。

　　小说不能承担那么多的说教任务，作家也没那么庙堂，没那么伟大。早期作家，就是民间说书人，讲故事的人。我从不觉得作家有更重要的职责与使命感。 

　　同时我也感觉到，如今读者的变化，可能更亲近非虚构性质的作品，口味已不一样了。以前我读小说的人物内心描写，我还能接受。现在如果看到，甲在如何如何想，乙如何如何想，就会觉得很假。双方的内心，作者是怎么知道的？传统小说通常却都是白描，很简洁。我返回到传统去，看看行不行？

　　4

　　我不同意分段单列，

　　分开就成剧本了

　　羊城晚报：《繁花》的文字，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很少分段。在网上也是这样吗？是特意采用的一种形式？ 

　　金宇澄：《繁花》的每一段，基本保留了网上初稿的样子，每一天就写这样一块。网上开始每天一段两三百字，平均是两千到五千字一大块。在之后的非常状态下，每天写六千字也有。网友表示过反感：求求你不要这么一大块的，看得眼睛疼。但我仍然这样写，否则写不下去，对话挤在一起，基本用逗号和句号。传统文本也都这样，民国初年很多的书，仍然一个标点都没有，读者自己断句。有个热心网友为我加了标点符号，分段单列，我不同意，分开就成剧本了。大块的文字，有一种介乎于对话和叙事的效果，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同样也有整页不加标点的，显示了文本的个性。

　　羊城晚报：您之前讲过，一直在编辑小说，发觉如今来稿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 

　　金宇澄：确实是的。上世纪80年代，作者建立个人特征的意识非常强，但从1990年代开始，不再讲究个性特征了，也许是因为90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影视剧的介入，影视改编对文本特征是不在乎的，重要的是故事。

　　但对于文本的实验，我一直保持着兴趣，如果文本没意思、没有挑战，我不会再写了。读小说，是为了看文字，不是为了把它变成电影，再让观众去看。作为编辑第一眼看到的，同样是语言和样式。国内每年产生四五千部长篇小说，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个人的识别度。李敬泽说过：老金如果不用这种文字写《繁花》，可能没人会注意。 

　　5

　　小说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是有意的

　　羊城晚报：您原来写的中短篇，都用普通话，这回为什么用沪语？但为什么后来又经多次修改，让非上海人都能懂？

　　金宇澄：使用改良的沪语，不是故意为之，是因为在“弄堂网”上大家写上海话，我开帖，也就沿用这个习惯。我们受了那么多年普通话教育，从不会想到，以自己母语思维写作。我父亲是苏州人，我生在上海，写到后来，我觉得耳边一直有个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老头，一直在说。我是顺着这个老头的声音，写完《繁花》的。上海人看《繁花》，只要看三行字，很自然会用上海话去读。上海人说话，很多都是短句，《繁花》内在的韵味，仍保留了上海的味道。这本小说读不快，是使用了压缩的写作方式，有密度。

　　此外，我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在东北生活了七年。因为离开过上海，我经常会用非上海人的角度，去理解上海，也想把地域的屏障打开，让外人看看上海人怎么生活。上海是被误解最严重的城市，可能是语言屏障问题，外人提到的上海人，都是模式化的。

　　羊城晚报：所以你的小说写的也都是小市民。 

　　金宇澄：这块东西，没人仔细写过，因为我有三教九流朋友，包括过去一起下乡、现在不在一个生活范围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故事。这本小说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是有意的。知识分子不能小看市民阶层的人，他们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而一般的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圈里，而不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要接近城市泥沙的底层，只有活在这一层的人才会懂得。有读者疑惑，既然是小市民，怎么有些人说话，那么文绉绉的？这就是孤陋寡闻了。每座城市都藏龙卧虎，读很多书的人，并不一定是大学教授，这阶层有很多“老法师”，知识广博。

　　6

　　配图有助理解，

　　免得我过多描写

　　羊城晚报：前前后后改了20多遍，除了语言，还改了什么？

　　金宇澄：《收获》版，我一直改到上机器印刷。半年后出单行本，也是改到上机器印刷为止，我要对得起读者。有方言的因素在，我特别小心，人物、细节、很多地方都在改。《收获》发表30万字，单行本出版有35万字。多出来的5万字，添加了很多的细节。例如1930年代苏北来沪的女工打扮，江浙籍上海女工打扮，都是新加的，包括沪生的口头禅“人们不禁要问”，《收获》版里没有，很有历史感。不少的器物，各行业的“切口”，抄家罗列的具体财物细化部分，金、银价的行情，地下工作内容，民国时代美国第七舰队到上海港访问等细节……都是后加的。《繁花》已是第六次印刷，每一次印，我都会调整一些文字。出版社有点烦，怎么又改了，没一个作者会这么麻烦。发现有不对的地方，我就想改，我要对得起读者，因为种种的修改，读者都能知道。

　　羊城晚报：插画是您的业余爱好吗？怎么会想到为《繁花》配这些插画？ 

　　金宇澄：我没受过绘画训练。小时候上课，喜欢在课本上随便涂抹。小说里比如描写房子的内部，我写一万字，都说不清楚。小毛家楼上楼下，同样用文字说不清楚。但画，可以一目了然，文革时代如何打扮，春香家婚房是怎样的……画可以作为文字的补充，所以我为《繁花》画了这些插图。我不画人物，读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想象，但画环境是可以的，免得我过多的描写，看图就知道了，哦，房子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