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2013·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 >> 正文
蔡晓龄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曾经指出世界文学空间的特征在于其不平等性和不可见性(注1)。但我们应该允许对文学躯体的合理想象，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实逼迫我们对多民族文学互动交融发展的事实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学理构建和观点更新的要求迫在眉睫。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景观”——大批文学写作者暗地结成社团、阅读禁书、办油印地下刊物、手抄本作品私下流传的现象——在今天看来，称为“景观”应该是恰如其分。而且，正是因为拉开了一段适的距离，那个文学现象才真正显出了景观的特征与意义。当时的人们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个景观标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分水岭——从本质上讲，文学是人类心灵最深处的话语，在新中国诞生十七年的时间里，人们沉浸在走进新时代的激情与狂喜中，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也承受着历史的曲折带来的创痛与困惑。颂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不容置疑，那些颂歌发自劳动人民的真心，节日狂欢般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文学的阵地上，理想主义的伟大旗帜高高飘扬，惊天动地。就在这时，十年文革接踵而至。中国式的理想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鲜明的标志是理想主义的转型分化。颂歌与狂欢的文学依然进行，我们姑且称之为“地上理想主义”，这是一种统一的、整齐的、气吞山河的大合唱，可以一夜之间驰骋中华所向披靡。卡希尔在《艺术在文化哲学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模糊而朦胧地感到生活具有的无限的潜在的可能，它们默默地等待着被从蛰伏状态中唤起而进入意识的明亮而强烈的光照之中。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注2)。改天换地的政治热情固然伟大，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文学作为独立的话语宇宙，仅仅传递政治的号角，是远远不能承担“再造一个世界”的神圣使命的，而且，也安抚不了芸芸众生平庸生命中的恐慌与焦虑。那被我们每个人隐约感觉到的无限的潜在的可能在哪里？一部分知识精英与文学先驱把他们的眼光转向了生活的深处，开启了全新的视野，开始思考探寻生命的本质意义。他们转入“地下”，逃离了喧哗，置身于绝对孤独，在地层深处独立思考，广泛阅读，把思想和情感触须伸向可以企达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提炼着对世界的观察能力和领悟能力。无论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少女之心》(表面上看来后者完全没有资格与前者相提并论)，还是作为思想先驱的一批青年作者的朦胧诗，甚至包括那些激进文化青年的读书笔记与随想录，都无疑表明了文学的深度转移已经开始。这次转移以思想解放与艺术开放为特征为使命。仍以《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为例。这是两个反差极大的文本，前者以中国现实历史的坎坷进程为线索，来编织知识分子的国家命运和浪漫爱情 ，让读者耳目一新；后者却可以当作纯粹的性爱读本，以空前的勇敢坦率地宣泄了人们心中深深囚困的情色风景与生理渴求。有趣的是，这两个文本的传播水平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当然，后者的传播渠道更为隐蔽，名声的级别也不可能登大雅之堂，但它在地下的迅速蔓延至少证明了谢有顺在《真实在折磨着我们》中说过的那句话是多么意味深长：“体验上内在的诚实，是真实的主要依据。”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开始也许是笨拙、柔弱、胡乱不起眼的，但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它永远不会仅仅满足于开采指定区域和已知区域，对它来说，探索外在生活和内在生命的每一个未知领域才是驱动它行动的动力源泉。“地下理想主义”就这样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革命的新纪元。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渐渐显出了它的轮廓：在汉语学校里接受正规系统的应试教育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人正在成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终成了作家，他们的作品汇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海洋，他们改写了中国文学的气质风貌，他们参与构建的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的清晰身躯终于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中华民族的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体，这个判断的真实意思是：我们决定推翻已经习惯了的1＋55＝56的固定等式，而将新等式表述为56＝1。以费孝通先生为排头兵的多位博大精深的专家学者以大量精彩的专著和论文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作过科学描述与严实论证，可以看出，虽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一直有一道无形的“万里长城”分割出相对隔绝的两个世界，但这改变不了多民族人民相互依存、多民族文化相互习染、多民族文学相互纠缠的历史事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在各民族完全平等、置身于国家高度整一怀抱、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之下，文化整合效应持续发挥作用，国家政体的强大功能使中国文学实体得以重构，汉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同化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一边自觉地纳入国家文学范畴，一边主动地改写着国家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参与了国家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历史记忆的共享、表现方法与手段的杂糅创新、对相对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扶持与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文学实践活动，创建了活力充盈、发力强劲、魅力新异、潜力十足的动态发展系统——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共同体。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进行描摹。
1、它所展示的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是学者们所称道的“各美其美。”佤族文学的刚烈勇猛、草原文学的宽厚悲悯、回族文学的自强坚韧隐忍、傣族文学的艳丽柔韧……走出了原始胶着状态的多民族文学勇敢地融入了作家文学的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推动着艺术思维的转型更新。人群像单个人一样，有保持纪录自身完整性的要求，多样性是完整性的必要前提。“不同的文化模式，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它们所注意和挖掘的经验领域不尽相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政治理想、美学趣味以及物质条件(包括地理和气候)的差异，必然造成心理结构的不同，从而导致感觉不一”(注3)。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深渊，一种生存方式的活化石。对占全国人口9%的少数民族人口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专门为他们而设的文坛，他们必然选择与90%的汉族同胞站在同一起跑线，他们必须为“自己”言说，而且在尽力言说，对话空前激烈，言辞空前锐利，冲突异常明显。当少数民族作家的声音日益引起世界注目的同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千姿百态的魅力正处处开花，百花争艳，使整个世界耳目一新，使他者对中国刮目相看，认识效应与情感效应大大加强，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风景。这是单一民族的文学永远制造不出的风景线。
2、区域文学间的深度纠缠与共生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多民族杂居地的文化特色。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历史悠久，在生活中，各族人民相互依存，风俗习性相互感染，甚至产生深刻的情感认同。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的结尾，历尽磨难的人类始祖生下的三个哑巴儿子终于开口说话，一个说的是纳西语，另一个说的是白族语，还有一个说的是藏语。同父同母的三兄弟从此成为三个民族的始祖，三个民族的血亲认同却作为情感印迹永远传存下来(注4)。在多民族聚居地，作家们非常讲究话语策略，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使他们懂得与他人他物共存的必要性，保存着对一切生命的敬畏。充分尊重与充分交织发展的结果使那些地域关系亲近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的根须在地下缠绕纠结，有时甚至难分彼此。
3、文化品质的异质并存性——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显现多种声音，就像十指不一般齐，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参差不齐。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但文化品质却存在差异。每个民族完全平等，但每种文化在国家文化中的位置、权重、份额、影响力却各不相同。文化凭借特殊的品质展现自身，参与博弈，我行我素，各有千秋，就像一场交响乐演奏，缺了谁都不行。奇妙的是，各具风骚的多民族文学在混声合唱中营建了国家文学的整体性。
4、作品风貌的丰富性——表现为文本的千姿百态。公正而言，进入评论家视野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好比沧海一粟，原因有多种：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有意无意的忽略；少数民族作家对文学市场的不经意态度；期刊编辑的审美偏见；地方刊物没机会登大雅之堂的客观现实……。我们先来看一首某彝族诗人在地方刊物发表的诗歌《牧羊曲》：
我看见一只羊打败另一只羊
我身上父亲的部分就会傻笑
我看见一只羊被另一只羊打败
我身上母亲的部分就会痛
不断的傻笑不断的痛
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很难形容这首诗带给我的巨大震撼。相信所有读者在读到它的时候都获得了一种久违了的深刻感动与新奇享受。朴实简单的话语，仅仅六行的篇幅，却制造了蓄积着无限能量的审美空间，具备了诗歌必须具备的一切优点，以至于读者每一遍读它都有无穷的回味。它的主题像一颗不断膨胀的硕大内核，用它歌谣体的反复吟诵的力量尽情拍打冲刷，以至于你最终感到它像海啸一样铺天盖地袭来，淹没了一切，只剩下那个最具哲学意味的本质追问。存在是什么啊，就是矛盾，就是不知所从，就是慈悲与残暴，就是取与不取的抉择，就是得与失，就是反讽与自嘲。“一个在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人生体验极限的故事必须依循以下模式来进展：这一模式必须包含相反价值、矛盾价值和否定之否定价值”(注5)。“如果一个故事没有达到负面之负面，它也许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满足感，但它绝不可能辉煌，更无从变得崇高”(注6)。它其中已经有一个故事了，而且是关于每个人的故事，它像一群漫游于草原的羊一样漫不经心地游走在负面与负面之负面，惊醒我们，不露痕迹地抵达了表达之极限。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民间被遮蔽的真实，大量真相就这样远离各种文学史的经纬脉络，好像它们从没存在过一样。我不禁要发问：与国家最高级别期刊上发表的“第一流诗歌经典之作”相比，这首由不起眼的作者写就的诗作究竟入不入流？它是在它们之上还是之下？我觉得有良知的学者面对这样的作品，都应该心生负罪内疚之感。 到了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该为这些基层作者真正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如果任由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埋没民间自己却无动于衷，我们就是文学事业的罪人。再说，仅仅就我们视野所及的作家作品就对中国文学的现实状况作种种论断，岂不是有井底之蛙的胡乱呱呱之嫌？
5、观察、体验、表达方式的博大性与包容性——感知的独特、集体无意识积淀的支配作用、群体习惯性心理态势、作家个体的复杂个性、人性的深渊性、不同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对话性、世界自身的矛盾性汇聚成人类艺术精神的无边海洋，组建了规模空前、潜力无限的文学市场。在这个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舞台上，作家凭借他的独创性而立足。“文学作品不是寻求差异性的，而是追求普遍共同的东西。如果文学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文学是寻找人类普遍共鸣的”(注7)。文学的人类性，就是它的整体性，它的本质性，它的通感与共鸣性。“少数族裔文学的创造性、合法性、批判性与审美力量，是文学文本的产生之源(传统、民俗、文化、理念、生活、作者等等)、文本空间的自身呈现(情节、线索、结构、语言、修辞等等)、以及接受者的多重消费形式(解读、品鉴、批评、阐发、诠释等等)等诸方合力的结果。身处于社会结构、文学体制、教育系统、知识体系的场域之中，少数族裔文学建立了自己的场域；在文本内部，也树立了另类的空间形式；而从流通、传播与阐释层面来说，也有着多元性的空间”(注8)。这段话语精准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表达空间的无限性和巨大无比的包容性。在整体中，其活性正在显现，蕴藏着无限发展潜力。在各民族作家创作成就交互累积、相互托举的互动进程中，一批作家作品已经进入世界视野，藏族诗人群、彝族诗人群等文学现象已经引起世界注目，对极少数金字塔尖上的民族文学精英来说，他们是被推举的产物；在力学结构中，他们之下的部分不可或缺，他们是被托举起的风景。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可，我们对此应有充分信心。
6、文学价值的鲜活性与互补性——惊诧地发现不同的“我”；惊喜地发现又一个“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有一些特殊的艺术质感是汉族作家笔下所没有的，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神性来自大自然天孕地育产生的恒久信仰，一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整体意识，一种与自然亲昵嬉戏的“宠儿”情趣，一种对万事万物的敬畏与怜惜。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诗性来自异常柔软的浪漫想象力的任意驰骋，对民间文化与血缘故土的依赖与热爱，对生存神秘性的咀嚼与感恩，族群成员之间的生死与共之爱，以及对生活朴素自然的坦荡胸怀。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魔性来自民族生活本身的神秘性，个人内心话语的深沉性与丰富性，想象的特异性，每个民族传统艺术思维与艺术技巧的独一无二性，情感表达的非常性。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灵性来自地域的熏染，人与自然对话的私密性，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感觉方式，非凡的时空观念与生命意识。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野性作为无比珍贵的审美元素灌注于作家笔下的生活场景，铸造了与主流文学迥异的美学风格。这些宝贵的禀赋孕育着中国文学实现世界性突破的强大潜能。梅洛庞蒂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语言与他者在文学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是人的镜子。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 成景象，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注9)
7、审美趋势的多样性——文学市场造就了不同的读者群，文学将尽力满足人类对美学的多样化追求。 吉尔。德勒兹阐述道：“他人，就是包含可能性的存在。语言，就是可能性如此这般的实现。我，就是许多可能性的发展。解释，就是可能性在现实中的实现过程。”(注10)。张颐武总结说：“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改变，而它在全球华语文学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经得到了确认。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写作，而是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构成’，是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注11)。文学市场的多走向促成了作家队伍的分化，不同的价值选择与位置选择导致了不同人群是审美需求都能得到对应性满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成为世界文学最抢眼的景观。
8、动力系统的异常活跃性——矛盾的多个源点辐射强烈，运动激烈。比如奖励机制。获奖会成为最重要的权重系数，类似于一个政治尺度。政治公平必然体现为文化公平，但有时候难免会制造更大的不公平，比如施舍性、照顾性地给予奖项，显示了国家政治的威信，却给那些踏实努力、勤奋写作、成就高于得奖者的作家们造成了挫伤。必须看到一个事实：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正是在评论家的冷眼和社会评价的不公之下发愤图强写出拳头作品的。又比如在全球文学市场形成之后，一切都纳入了生产——消费的轨道运行中，精神的消费需求必然促使生产环节包含一些扭曲的非正常非意愿的生产，导致作家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中国文学在矛盾中发展进步，风景一步一换。
9、最充实的资源——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机制显现出了丰硕的成果。汉族作家迟子建汲取鄂温克族生存方式的素材创作出《额尔古纳河右岸》，满族作家老舍以解放前老北京的生活为积淀创作了《骆驼祥子》，苗族作家沈从文用充满灵气的笔写尽了湘西神秘故土的风情魅力，回族作家张承志从母族传统文化自身挖掘财富汲取营养创作出了《心灵史》，吉狄马加、扎西达娃、阿来等作家更是广泛吸取世界各国优秀作品的精华，成长为有国际影响的伟大作家。法国学者利科说：“只有忠于于自己的起源，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的一种有生命的文化，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不仅能承受这种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当相遇是一种创造性冲动的较量，是一种冲动的较量时，相遇本身精神创造性的。我相信，在一种创造和另一种创造之间即使没有完全的一致，也有一种共鸣。”(注12)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巨大资源库正在对我们发出急切召唤。
10、最丰富的眼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大量汲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尤其是对文学的神性、灵性、魔性、野性等独特生命力的大力灌注与审美奇观的倾心塑形，使中国文学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吸引力。如果没有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深刻混血，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学神韵之美的捕捉吸收，中国文学要达到今天的审美高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11、最辽远的包容——跨越宗教信仰的界限，敬意与蔑视同时抵达，同构生命的本质。占据写作者才具有的那个制高点，必须让灵魂足够大，大到无所不包。陈晓明意味深长地说：“‘边缘文化’构成了现代艺术生长的精神环境，‘边缘地带’划下了现代艺术国度存在的地平线；‘边缘精神’确定了现代艺术的精神内核。”(注13)。
12、最沉着的气度——中国文学正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大气沉稳，内功深敛，以求厚积薄发。
13、最生动的身姿——多元文学把“所有的美集中在一个对象身上”，美无止境，读者无法厌倦。这是单一文学永远无力打造的审美风景。
14、最优越的参照系结构——“多民族文学为我垫背，全世界文学尽我所用”，这就是中国文学目前的发展局势和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长足前景。
15、最新颖的语言——特别要强调少数民族作家对创建新汉语的卓越贡献。
16、最强大的发展实力——全球视野下中国文学的定位机动性很强，变数较大，但走国际接轨的道路、走向世界文坛的大平台获取话语权、扩大文学影响力是必然趋势。我们必须用作为民族个体、作为国家文学的一员、作为世界文学范例三个尺度去衡量中国文学的价值。我个人认为，除了天马行空的文本风格外，莫言获奖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作品中常常按捺不住要流露的“老子天下第一”(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和民间底层芸芸众生“穷欢乐”的生命狂欢态度(代表着最健康的生存意识和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世上任何民族都需要这些东西。确实，在当今世界，任何唯一的选择都难免偏执，单一文化的声音说服力总是不免单调孱弱，虽然可以自圆其说，却有点孤芳自赏的意味。在莫言作为汉文化的、中国广大民间的声音获奖后，可以预言，下一位被世界认可的伟大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必然诞生于多民族文化区域，它是多元文化的声音，杂合的声音，充满多声部多冲突却奇妙和谐的声音，这个在博采众长后像交响乐团合力演奏的无与伦比的声音将震惊世界。
注释
(1)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作为一个世界》，左岸文化网2012年10月22日
(2) 转引自温华选编的鲁迅文学院内部教材《文学的盛宴》第31页
(3) 曹文轩著《第二世界》第77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
(4) 参阅纳西族东巴经之创世史诗《创世纪》
(5) 《故事》第374页，麦基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8月
(6) 《故事》第387页，麦基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8月
(7) 时代周报2009年4月9日，《我从来不取悦读者》，作者阿来
(8) 《中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空间话语》，刘大先著，《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5期
(9) 梅洛。庞蒂语，《语言 身体 他者》第279页，杨大春著，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第一版
(10) 吉尔. 德勒兹《米歇尔。图尼埃与没有他人的世界》，《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3期
(11) 张颐武《在新的起点思考新的价值》，《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3期，总第197期
(12) 利科《历史与真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6月，第286页
(13)陈晓明《审美的激变》，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