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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生贵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如今，我们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前景方面的问题，包括体现“‘中国梦’的多民族书写”，需要特别指出，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尤其需要倡导在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前提下，更加张扬创新精神，积极探寻新的、可以持续发展的生长点。下面就此话题谈几点初浅思考。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成与变化的文化生态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变化如同其生成一样，是多因集合性的，过程性的。依据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性与规律，无论任何时候，要切实体现或张扬其特有的美学品质，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生态；而实现民族文化生态优化，则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现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与保证。
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影响着世界许多方面的格局，其中包括文化格局。随之而来，反映在文化方面至少有这样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文化趋同而极容易形成文化单一化；二是因现代化生存背景中物质需求的张扬，而导致功利性对于文化应有的精神品格的遮蔽或消解。因此，不少有识之士已强调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尤其需要以多样性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来调适当代人的精神需求。那么，发扬和发展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地区性民族文化，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积极的选择。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地区性民族文化本身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因此又可以说，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具有悖论性的课题。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实状况，现在有一种形成共识性的看法，那就是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的不逆之势的情形之下，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的民族文学经历严峻挑战，同时也面临新的选择。应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不同特质的文化在交流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特别是在彼此间存在有文化落差的运作中，文化的辐射和传播，同文化的选择与重构是同在的。笔者以为，这中间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提到的，其一，当代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这一概念所承载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以外，在与生态、心态相关的生活方式背后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潜在或显在地影响着当代文化交流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前者按照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的“文化战略学说”，认为更多地是含蕴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关系到了群体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地位。作深层意义上的探究，则可以发现，这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取向及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性地考察中国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便可以了解到，其生成和发展方面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和规律，那就是，每一地域性民族文学都与其特有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自然环境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人文环境与之相适而生，并构成创造和滋养本地域民族文学的生态环境与基础条件。具体而言，某一地域的自然状况、物质资源、气候特征，因此而形成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生存状况、经济关系，以及所产生的生命意识、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则是该地区民族文学产生的必然条件与生态环境。其依存关系犹如山丘之与林木，江河之与游鱼。正是由于不同自然因素、人文因素长期染色的结果，便于自然而然间形成了不同地域民族艺术的鲜明特色。就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论，大而言之，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学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细而辨析，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区别，都绝无例外地与其多因素构成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
总之，民族文学既是历史范畴，又是文化范畴。即，它是随着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逐步形成的，往往都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中含蕴本地区、本民族人们强烈而鲜明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意识。所以说，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观，以及关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同时也便必然体现着不同的生存观。而且，民族文学又绝非仅仅是来自于种族因素。种族因素只能是它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当来自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结构，才能产生独具特色的、极易在本民族感应互通的文学。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要经历多因素作用的、历史演进的过程，因而总是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而它的相对稳定性同样也是一个民族特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它来自于这个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是特定自然条件与物质方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历史地宏观地看待，民族文学同其它任何文化形态一样，变化是常态的，而稳定则是相对的。但同时必须看到，由于它的形成是多因素集合的结果，特别是经由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深层次的中介，所以，一经形成，恰又绝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其中包括不可能因某一因素变化而变化。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学，通常由于其自然地理的偏远闭塞，对外交流的相对局限，地域性人文环境特点突出等原因，更容易形成自足的稳态性较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与之相适的民族文学审美指向。 而且，这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深入细微地反映着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所以说，民族艺术的变化如同其生成一样，是多因集合性的、过程性的，即，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更新，经济的变革，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嬗变，伦理的进化，以至生活环境、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生命意识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资源优势
关于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同样是置于当代“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来看待的。我们知道，整个人类文明是由众多民族各具特色、丰富多样的文明共同构建而成的——因而，方可称之为大千世界。而且有理由相信，无论任何时候，人类文明健全而富有生机的发展，都必然需要文化的多元化以及文明形态的多样化，这也应当是所有真正的文明者的共同取向。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文学深系于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并且具有历史传统与地域特质两重性。由于自然的、人文的，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积淀的种种原因，民族文学的优势显而易见。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固化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二)它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文学的基本构架、发展趋势，以及整个文学活动的和谐态。(三)在美学形态和审美情调方面，更容易存留民族的原生态，让人感受到本民族历史形态的本真。(四)最显而易见的，也是被运用得最为充分的，那就是本民族、本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生存状态、心理特质等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五)在实践中培养和造就具有民族个性的作家。(六)可以开启和激活不同民族的鉴赏者新的审美感受，并拓宽其审美视界。此外，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学作为本民族与本地区人们思想感情的体现，还可以有效地激发群体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思乡情怀、寻根崇宗意识，等等。
民族文学的精神内涵与美学品质，正是经过其独特的历史性营造，以及淘洗、凝练而形成的，在大千世界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所提供的种种新的机遇与可能面前，作为本民族文化突出体现、且对于讲好“自己的故事”最具有表现力的民族文学，可以在主动进取中展现独特风采。同时，因“全球化”而形成的世界的“整体”性，为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全球性自我展现的平台与可能，登上这个大“平台”，用好这个大“平台”，便使之既获得全新的表现方式，又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可以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更多的人所感知和认识——这便可以自然地超出以往那种地域的、民族语境的局限。
从客观条件上看，越来越显示出信息化强势的全球化，可以消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时空障碍，为形态多样、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学的广泛传播、平等交流、相互认知与理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缘。一个民族的文学，无论其曾经仅存于怎么偏僻闭塞之地，如今都有可能通过这个全球化的“平台”，很快展现(或传播)于世界各地，为众多民族(种族)、运用不同语言的众多的人们所感知，成为不同时空内人们可以共同享受的精神财富。
三、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利用
如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存在及意义，已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当然不只是从发展文化产业角度的确认，而且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有关。文学，历来是文化的突出体现方式与重要组成内容，因而，其文化资源特性及价值，也便愈来愈为人所重视，并不断进行着多视角的发现与多层次的阐释。
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自觉开掘、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实际上主要是寻求与激活在当代新的背景之下发展民族文学的因子和机缘，并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生长点。概而言之，自觉开掘与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至少有如下三层意思：其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二，是在当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以使其在营造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显示自身价值；其三，对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当代新的文化阐释，并使之焕发出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新的美学品质。
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显著的地域特性，而且在以往特定历史条件下，都经历了长时期的相对封闭与自适、自足，以及族群生活与生存中多因素濡染的过程，所以，往往既特色鲜明，又极富自然与人文内涵，当然，也必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差异。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大趋势的到来，现代交通、通讯迅捷发展，原有的地域阻隔被打通。现代化科学技术支持下的现代媒介及传播机制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物理时空界限，随时将负载丰富的信息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并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渗透，这对于具有地域特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挑战主要是，一方面其原生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本民族中的审美群体(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需求发生变化——凸显现代性和丰富性，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既关系到其生存，又关系到其发展。其机遇在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多种可能，因而，一方面可以在交流中丰富自己并获得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种种现代性传播方式与途径大大超越原有域限，走向广阔的世界。因此，地域性的少数民族文学要在当代背景下获得良性的、不失主动性的发展，固步自封不可取，只求外在表现形式花样变化无关根本、特别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和增值，而只有深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层面，开掘其内在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继而藉此进行新的、相适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创造，才可能使之不断焕发生机。
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历史客观性，它是人们在民族文化及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中的主题，同时也便自然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石。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任何民族文化的内涵又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静态，它具有时间性，只要时间在流动，这一内涵就在变化与更新之中，它从来就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这便意味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开掘民族文化资源，其本身即是一种深层的发现与交流，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其是否以开放的心态去开发和吸收。
另外，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实现对民族文化资源开掘与利用的合规律性与有效性，还与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及创造能力相关。所以，我们在充分认识并注重合规律地开掘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时，还需要始终强调原创精神的张扬与原创力的激发。
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化资源，都有在当下文化语境中重新阐释和创造性地开掘、利用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要想成为生动、鲜活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都必须与当代及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包括文艺审美)相联系。所以，一切传统的文化资源要想在当代发挥作用，都要经历现代转换。其中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或资源，其本身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新的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一定形式的再创造，才能成为具有丰富的当代审美意味的作品。二是虽然文学创作与其他生产方式不同，其所依赖的文化资源可以反复使用，但是其拒绝模仿和复制的特性，则尤其需要创新。
对于不断追求发展的社会、民族乃至人类而言，无论任何时候，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创新，这是一个复杂而并无定规的问题，因此可能有许许多多答案。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思路，那就是，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创新，应以不断追求新的民族艺术个性为重要取向，于此同时，张扬其富有特色的美学品格。为此，则需要实践多重超越，即，在文学本体方面，超越不适应当代审美需求的模式；在认识上，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文化“自足”情结，重视创新与自我确证，并融入多元共生之中。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及美学追求上，实现双重超越：吸取与消化本民族以外健康而有益的东西，穿越诸多域限，不断跨向新的境界，以实现横向上的超越；植根于传统优势而又有所突破、有所推进，以实现纵向提升。这种创新应该跃上更高更广的平台，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认同与审美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化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而富有创新性与高品位的民族艺术的指归，必须要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要符合当代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和谐旨趣。
要倡导创新精神，真正以旺盛的原创力，不断创造新的精品力作，就要特别注意克服可能出现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分依赖，以及因此而可能形成的种种局限。譬如，在文化心态上，封闭保守、怠惰停滞，或盲目自大、固执排外等；在审美情调的追求上，更多沉湎于对旧日情调的怀恋，以至使文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回到某种民族的或地域性的民风习俗的层面，消解在自觉状态中建树起的文学的独立品格；在创作实践中，创作思路的狭窄及惯性化格套，创作方法的单一，题材运用上的平面重复(拥有题材优势而缺乏新的开掘视野与力度)，老调添新词的民间游戏式的运作，等等。我们发现，在某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受到这样的局限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尽管也可能有局部的创新与进展，但总体而言，都会落于被动因循的状态。
四、调适与优化地域性民族文化生态
根据少数民族文学生成及发展中多因集合的特点，面对新的时代背景，针对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变化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笔者以为，积极调适与优化民族文化生态，是建树新的民族文学个性，体现或张扬其特有美学品质，并使之不断获得新的生存活力，实现持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且这也正是当下需格外予以重视的关键性问题。
民族文化生态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共同构成的结构系统，它与本地域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相依相成，有历史积淀的成分，也受现实因素的濡染；具有相对的平衡性与延续性，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可变性。民族文化生态是民族艺术得以生长的环境与土壤，而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又是民族文化生态的构成因子和鲜明的体现形式。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民族文学的变化，而民族文学的变化则往往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景观。这方面颇似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生长其中的花草树木等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经济具有全球化取向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受到来自经济的、科技的、观念形态的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构成中国各个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诸多因素，以及其文化生态的整个结构系统都程度不同地在发生着变化，这在宏观的考察与微观的探究之中都可以清晰地见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积极调适与不断优化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显然，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深入研究，而这里仅只是在指出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的基础上，讲如下三点思路。
其一，民族文化生态是可调适与可优化的。世界是由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必然性与偶然性对话组成的，每个旧系统向新系统的跃迁，有必然的一面，但也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新的创造性的景观诞生。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与变化是开放性与非线性的，这本身即为调节与优化提供了诸多可能与空间，再者，构成民族文化生态的核心因素是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人，这却是最可以大有作为的。
其二，在全方位开放的背景下，从发扬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进行开拓、创造。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是世界文明的动力，也是促进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有益途径。特别是在开放已成不逆之势的当代，从整体上看，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与建构必然于世界摄动之下进行。但始终要坚持民族立场和民族自尊，在与其他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交流或碰撞中去寻找和发掘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使其在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子中求得新的发展。其中要特别注意保持两个方面的质疑：对盲目崇拜西方的殖民心态提出质疑；对现代西方文化是否代表现代先进文化提出质疑。
其三，寻求和建立制衡机制。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当代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的调适和优化，会遇到种种矛盾和难题。譬如，在维持民族地区自然的原生和谐态与人对自然的开采利用之间，传统的人文境界与现代生存需求之间，美学品格的追求与实用功利的驱动之间，等等，在当代各民族人们的实际生活背景和生存方式中，都可能出现矛盾或成为难题。因此，必须要有可以制衡的东西，以避免偏至，避免极端。其中特别要始终注意保持与维护生命的整体性，培养、发掘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不应只考虑功利、效率，不要只把自然视为可资开发的对象，使民族文化生态的调适与优化始终拥有可靠的基点。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要真正实现持续发展，则必须要依托于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与有机性；而其特色的真正彰显，则除了要转化为优势之外，还需要有相适相谐的环境。当下，即应真正确立“整体的、和谐的发展观”，将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置于民族文化建设以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系统中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