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梅：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

杨玉梅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源远流长、悠久灿烂，其中卷帙浩繁的神话、长篇叙事诗、史诗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填补中国文学史空白的地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是没有史诗的民族，而实际上我国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史诗，而且篇章繁复、规模宏伟，比如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在世界史诗行列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鸿篇巨制。然而，在历史上，我国只有壮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土家族、朝鲜族、侗族、傣族、纳西族等部分少数民族拥有本民族的书面文学，多数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自己的作家。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一些民族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得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结束了一些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型。几代少数民族作家饱含文学理想和激情，辛勤耕耘，在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探索中不断开拓创新，并以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和丰富内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巨大的转型，作为对社会存在反映的文学也随着社会的巨变而产生了新变，比如文学观念、创作方法、题材范畴、思想主题到语言、叙事方式、风格，以至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家的创作心态等都在发生变化，总体上呈现出从社会意识形态到审美意识形态、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历程。这是文学回到自身、回到文学的本质的过程，是文学自觉的过程。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文学自觉的过程也是文化自觉的过程。

　　“文化自觉”，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看，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文学是人学。在文化人类学观念中，人是与特定的民族特性、传统基质和文化个性相联系的。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外，其差异主要的源自于其所承受的文化熏陶、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因而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最久远、最深层的特质就是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作家对人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作家在文学求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方位，需要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而确立自己的位置。因为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优势就在于民族文化特性，在于文化的差异性。如果脱离民族生存的土壤，不从饱含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沃土中挖掘素材、提炼生活，那就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与位置。事实上，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文学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不断得到深化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性追求在作家创作中不断走向自觉和深入。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的重大突破来自80年代中期盛行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在题材的开拓、思想的深入和形式的探索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对积淀久远的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的自信和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创作宝库。同时，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特别是拉美文学的爆炸，使得少数民族作家更为自觉地探究和思索自己民族文化的内涵，在文学中思考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事情，挖掘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荒蛮、落后、原始的生活形态，如果不是单纯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进化论角度来进行考察，而是从民间立场出发从民族文化角度进行审美反映，都变成了一种具有文化意味和审美内涵的文学资源，成为作家追求文学独特性的依托。

　　大多少数民族作家超越了一般社会学内容的叙述，将审视生活的目光从当下的乡村变革现实深入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以一种自觉的文学审美意识来观照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现实生活，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加开阔的视野。文学题材一步步扩大，文化的多元也促成了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不断创新，推动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了新的辉煌。如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瘸腿野马》、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蔡测海的《母船》、郭雪波的《沙狐》、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蓝怀昌的《布鲁伯牛掉下了眼泪》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品都带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走到中国文学前沿。

　　充满寻根意识的作家还进行了充满文学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形式方面的探索，他们追求叙述的诗意、人物和故事的象征意味和文化寓意，叙事上充满强烈的主体色彩，这些不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了，而吸收了一些现代主义因素，创造出新的文学审美形态。如叶梅的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以男主人公覃老大情愁一生的复杂生命体验生动诠释了土家汉子多情重义而又粗犷憨厚的性格特征，他的情爱故事蕴含着关于人生命运、文化差异及时代变迁等多方面命题的思考。在这篇小说中，叶梅采用覃老大和莲玉一生的几次交往为明线，以跳丧过程为暗线，超越了以往的传统写实的叙述手法，而通过意识流、蒙太奇、幻想等方式把历史和现在有机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小说叙事的现代性特征，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了开拓，更在表现形式上有了创新。

　　如扎西达娃书写西藏充满隐秘内涵的民族文化、宗教传统和风尚习俗，以一种更能切近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创作途径探寻民族文化。他一般地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尽管他没有被归入“寻根文学”作家，可是不容忽视的是，他正是在“寻根”中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获得了新的自信和自觉。如《西藏，隐秘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等都是立足于本土文化创作的结果，这与同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潮流不谋而合。扎西达娃说，他在哺育了自己的大地上，重新找回了失落的梦想，感到脚下的阵阵颤动正是无数的英魂在地下不甘沉默的躁动，他在家乡的每一棵古老的树下和每一块荒漠的石头缝里，在永恒的大山与河流中看见了先祖的幽灵、巫师的舞蹈，从远古的神话故事和世代相传的歌谣中，从每一个古朴的风俗记忆中看见了先祖们在神与魔鬼、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为寻找自身的一个恰当的位置所付出的代价，本土那么多东西，其富有程度绝不亚于占有了藏满金银宝岛的基督山伯爵，所以他开窍了，有了自信、激情和灵感。①于此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对其文学转变的深刻影响。在1985年之后的创作中，扎西达娃把“怎么写”和“写什么”进行了天才的结合，他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和表达的自由，又从西藏这块神奇的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中挖掘出厚重的内容。对于现实的反映，他不再是直观的理性的表现，情节和故事不再遵循传统的线性发展和因果逻辑，而是突破传统的叙事方式把历史和现在、虚构与现实、丰富的想象和神秘的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十分独特的文本。这些小说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文学由忠实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转化为一种更具创作自由和文体自觉的审美意识形态。

　　扎西达娃说，“既然作品出自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创造，那么对作品的欣赏和阅读不应该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浅薄庸俗的杂志、毫无想象力的电视、工业添加剂的快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配套的垃圾工程。只有少数人尚能感受到文字的魔力和挑战性，感受到阅读的文字带来的乐趣。好作家、好作品和好读者永远是少数。”③如果不是仅仅寻找一些故事性的满足，如果富有耐心和智慧，那么沉浸于扎西达娃的经过冥思苦想、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小说，不仅可以领略到文学叙事的新意，读到西藏荒诞、神奇的现实，更可以获取关于文学自身、人生命运、民族文化、宗教信念、时代发展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样一个文学探索的过程，既是作家的自我寻找的过程，更是作家自我意识、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学创作能动性逐渐深化的过程，于此也实现了文学的自觉求索与民族文化自觉的完美结合。他为少数民族文学树立起一面旗帜，意义深远。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潮流已经在80年代后期结束，但是寻根文学思想及其带来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一直深深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比如90年代，阿来的《行刑人尔依》《尘埃落定》、叶梅的《花树花树》、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郭雪波的《银狐》、梅卓的《太阳部落》、央珍的《无性别的女神》等，都是对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人”的挖掘，从个体生命出发解读民族的社会历史，是作家立足于民族文化进行自觉探索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更多作家自觉走进历史深处，激活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如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通过民间说唱艺人晋美的经历重述格萨尔王的神话故事，从人性立场出发展示格萨尔王作为人的普遍性生命体验，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作品采用现代性叙事方式巧妙地通过说唱艺人身份的特殊性实现了神话与现实的对话，使得原本充满史诗意味的内容具有穿越时空的时代普遍性。郭雪波多年来悉心研究草原历史文化，长达70万字的史诗性巨著——《青旗•嘎达梅林》详尽叙述了嘎达梅林如何被迫辞去梅林职务、为反抗反动军阀政府和腐败王爷开垦草原而走向造反起义的全过程。不仅仅揭开了历史之谜，为英雄立传，为草原游牧文化正名，同时具有现实意义与启示价值。

　　再如叶广芩在其家族题材中不断开掘，从独特的家族命运中引发对历史人生、对民族文化及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开创出满族文学民族性追寻的新境界。2012年她出版了由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状元媒》。作品叙述了皇室后裔金氏家族近百年的盛衰荣辱，通过家族及亲戚朋友的命运折射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新世纪走过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金家的坎坷、七舅爷的落难及其子青雨的屈辱、实业家王国甫的痛楚与绝望，人物命运的多舛与国家的苦难融为一体，浓郁的满族文化和京味文化韵味交相辉映，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作品以小格格“我”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叙事，可又不受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局限，采用现代性叙事手法，让叙述者与作者融为一体，使得“我”自如地穿插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地穿插于故事的讲述当中，给人一种似真性的审美效果，体现了作家更为自觉的文体意识、更加自信的文学理想和更加自觉的民族文化精神。

　　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也在于他们深知真正的民族性需要在独特的民族性中灌注以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意义，获取人类共通性的内涵。比如阿来就在自己的创作中强调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要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因而他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是独特的，而人物的命运感、人物的情感追求却是人类共通的，他要表现的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活。比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小说题材是独特的，带有西海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可是作者并没有受限于题材的民族性和人物的宗教信仰，而是借助于独特的形象去思考生命和观察世界，饱含对人对生命的理解和顿悟。再如次仁罗布的小说立足于当下西藏的社会现实，蕴涵着独特的藏族文化特色。然而这种特色不是外在的神秘性与奇异性，而表现为民族精神。如《放生羊》关注人的灵魂和来世命运，老人年扎购买放生羊，做善事为妻子赎罪，实际隐含着一种劝诫意味，充满着对真善美人生和对传统美德的呼唤，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皈依心理。《神授》真实再现了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亚尔杰离开草原来到拉萨后生活的不适和逐渐失去了说唱能力之后遭受的煎熬。他的作品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在现代生活境遇中思索人及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充满了构建民族文化精神的渴望。

　　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追求民族性，并不是说每个少数民族作家，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书写民族题材。一些缺乏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作家，自觉挖掘出关于生活与生命的一口深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时，并不是要求作家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采取一种开放的民族性态度，不但具有自觉的民族文化精神，还要有作为中华民族主人翁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气派，具有心怀天下的气魄和胆识。开放的民族性、深切的家国情怀，以及人类意识才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条件和可能。

　　当前，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原生态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点得到了很好的重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2011年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民族文学》创刊30周年纪念会上说，“如何用文学延续本民族的精神烛火，如何弘扬魅力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作家正在思考和实践的命题。”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寻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突破，正在于此。当然，少数民族作家仅凭生活的独特经验和文化的差异性是很难创造出精品的，文学是对创作者的文化积淀、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以及文学素养、思想情操等方面能力的综合考察，只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才能经受得住读者和时代的考验。少数民族作家需要透过自己“邮票大小的故乡”关注民族、关注国家、审视时代，创作出具有中华气派和人类情怀的优秀作品，这样才能走向中国文坛，走向世界，促成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甚至是与世界文学各显神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①扎西达娃：《你的世界》，《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期，第12-13页。

　　③见汪洋才让：《站在人类的高地——扎西达娃访谈录》，《青海湖》，2004年，第8期，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