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越来越明亮：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中国藏族女性小说

　　【提要】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30年，几代藏族女作家以多姿多彩的小说文本，创造了兼容多种审美文化诉求的民族叙事和性别叙事相融一体的文学传统，从而建构了藏族女性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立品格。本文仅就其中以汉语写作的代表作家作品为例，对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做一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一般认为，藏民族是一个有强大的抒情传统的民族，所以，藏族文学领域中诗歌总是独领风骚，大多数作家的涉足文学不约而同都从诗歌创作起步。但事实上，藏族也是兼具备发达的叙事传统的，不朽史诗《格萨尔传》对此做出了有力论证。诗歌是藏民族神性的翅膀，而小说创作却要求作家必须沉潜于土地和生活深处，特别是当下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处，敏锐地触及、关注本民族在一系列的社会进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蜕变，关注民族文化精神的再造与重生，回答民族特性在时代中的精神走向的大课题。相对而言，小说创作更能见出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检验作家感应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的能力，以及应具备的心灵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应该说，藏族文学在这方面交出的答卷还是令人满意的，扎西达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出了被誉为“藏民族生存的百年孤独”的《西藏，隐秘的岁月》，以及《系在皮扣绳上的魂》、《躁动的香巴拉》等直面民族现实的小说，阿来在《尘埃落定》获茅奖之后又有了揭示藏族乡村的现代性伤痛的长篇巨制《空山》，新世纪以来，次仁罗布等更年轻的一代藏族作家迅速成长，不断刷新着藏族小说创作的成果。

　　自新时期始，女作家就是藏族作家队伍中的活跃群体，她们以自己沉潜而稳健的方式汇入藏族文学的整体书写，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就。尤其在小说创作领域，她们以喷涌的生命力，以另一种体验方式与言说方式，建构了独特的想象空间、思想空间及艺术空间，为当代文学史贡献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本文仅就其中以汉语写作的代表作家作品为例，对30年来藏族女性文学小说创作情况做一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一、80年代：发声与起跑

　　上世纪80年代初， 益西卓玛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这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同时，她的短篇小说《美与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藏族女作家在小说界的惊艳亮相，也是藏族女性文学不凡的起跑线，自此之后，藏族女作家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使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沉默失语状态的藏族女性，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逐渐从民族文化传统巨大幽深的遮蔽处走来，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改写藏族女性的历史，书写新的时代人生。所以说，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益西卓玛的创作具有超出了具体文本的深远意义。

　　益西卓玛在80年代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她来自诞生过不朽英雄史诗的甘南草原，是一位在青春年代就参加革命的新女性，寻常藏族女子不可企及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具备了一种自觉的深入的认识高度。早在50年代，她就发表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等作品，表现出了不凡的文学素养。而80年代是至今令人反复慨叹、怀念不已的文艺的春天，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催发了益西卓玛积淀日久的文学热情，丰富厚重的人生阅历使得这种内蕴的创作力找到了自然适宜的出口。益西卓玛厚积薄发，以崭新的面貌在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坛上，为藏族女作家赢得了一席之地。她的小说境界宏大高远，语言抒情细腻，充满诗情画意，虽然因为时代的原因，故事建构和叙述话语都没有刻意突出藏族族别，也没有过多地纠结于女性性别，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益西卓玛自然地回归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 她将藏族语言的活泼绚丽与汉语的纯正规范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藏、汉两种文化的浓郁韵味，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故事往往取材于藏地故乡，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而作为女性，其特有的纤细的感受，敏婉的情思，毋庸置疑地融会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使作品的关注点和表达方式自然地具备了独特的女性意味和风貌。

　　二、90年代：开拓与壮大

　　如果说，益西卓玛以及和她同时代的藏族女性写作者从整体上还是附着于惯常的宏大主流叙事，无力使自己面目清晰地从固有的政治、民族、民俗的文化范式中挣脱、分离出来，那么，到了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兴起，以及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提高，随着中国女性文学走向全面繁荣、无限风光的好时段，应运而生的新时期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进当代读者的视域时，则完全实现了突破性的改变，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多元审美风貌。

　　央珍是这一时期的藏族女小说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她出生于拉萨，家住八角街，对于拉萨的风土人情，她有自小到大的观察体验，对历史掌故，对生活其间的环境熟稔于心。在母族本土环境中生活成长的这种文化背景，为她将后的西藏题材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毕业后央珍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使她和60年代前后出生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有了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学院经历。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文艺思潮风起云涌，知识界大量翻译和介绍域外作家作品，在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中，她深受各种文艺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其中自然包括对一般女性写作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的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可以说，学生时代的文化熏陶，这种极为难得的多元文化背景对央珍走上文学写作道路产生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由此，感性的积淀已上升到理性的自觉，臻于成熟，一个作家有序的写作准备全然完成。

　　央珍最先受到文坛关注的作品是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短篇小说《卍字的边缘》。之后，1994年底，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出版，这可谓是西藏文学的重大收获， 是当代文坛出现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是藏族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桩盛事。小说一问世，学界文坛都给予了热烈反响。1997年，《无性别的神》获得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这部22万字的长篇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和成长主题展开叙述，通过一个小女孩央吉卓玛的视听见闻，不仅历史性地展现了20世纪初、中叶西藏贵族家庭、寺院和噶厦政府的种种变迁，而且勾勒了这个重大时代整个西藏地区风云变幻的社会风貌。作品再现了博大的社会历史生活，同时又充满了细腻温情的心灵描写，浓厚的藏民族文化内蕴在故事中自然流露，浑然天成，对民族精神的不懈追寻与建构表现得深沉而凝重。

　　《无性别的神》除了独特深远的文学价值，更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历史学、民俗学意义：它大量牵涉到20世纪初到中叶这一特定阶段西藏的社会体制，政治事件，它全面展现了贵族的、庄园的、寺院的生活，从贵族到农奴的衣食住行，到防雹咒师的法事活动，到圣湖观像，私塾生活，甚至连私塾生活中特有的宗教仪式，学习内容，习字方式，各种纪律规矩，惩罚措施，也都给予了别具一格的描绘。央珍以对一个时代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的把握，以她深厚坚实的民族文化生活的积累，使自己的心血之作《无性别的神》这部作品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表现那一时期西藏社会的百科全书，西藏特色的“清明上河图”。

　　《无性别的神》全面展现了央珍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正如著名作家马丽华所说，通过这部作品“央珍已显示出她写作重大题材－－‘正剧’－－的趋向。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1]事实上，这个开端不仅是她个人的，同时也预示着藏族女性文学又一个新的华丽起点。

　　90年代的另一个代表作家是青海的梅卓，她的小说倾力于阐释魅力无穷的藏族文化，从宗教轮回、生死爱欲的角度描述藏人，表现藏人的命运和精神气质，尤其是草原女性的心灵、情感、遭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里，她凄美的文笔穿过现代，扎进了过往岁月的深处，透析了两代女性的人生，命运，以及从中突现的爱情景致。梅卓对藏族传统文化对女性人格的塑造有冷静的揭示，对女性自身的软弱与无能表现了透彻骨髓的痛惜之情，她痛苦地寻找着女性生命本体与民族延续之间的关联所在。但总体上，梅卓对藏族女性以及对她们的情感世界的描述是诗意的，浪漫的，理想化的，她赞美女性，张扬爱情。在《太阳部落》以及之后的又一部长篇《月亮营地》里，女性的命运虽各各不同，但相同的是内心的坚忍顽强，敢于爱己所爱，这些非凡动人的草原女性或歌或哭，都有令世俗震撼的力量。梅卓以文采飞扬、酣畅甘冽的作品重温了那些古老时代的凄美和动人。

　　梅卓擅长回眸历史，同时，她也直面当下，创作了许多现实题材的小说，短篇《佳姆萨朵黛》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它记录了一位现代藏族女性的一段有关寻求的沧桑经历。寻求的内容，从表面上看是对所爱之人的选择取舍，实际上是知识女性成长成熟的艰难的心路历程，是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觉悟过程，是对潜藏在纷繁变迁生活表象下的某种永恒价值的不懈的追寻。由这些作品可见，梅卓除了一贯的潇洒飘逸，更有她特有的深沉老道。她是藏族女性文学领域已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的成熟作家。

　　格央是这个阶段初涉文坛的一个70后文学新人，1996年她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小镇故事》，从这部中篇开始，格央就表现出了她清新、朴实、内敛，近似于"写意"的浑然一体的叙事风格和创作特色：美丽静谧的小镇风景，小镇上寻常人家平平淡淡的喜忧恩怨，时间的流逝中感受着世情落寞的孤单少女。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人物，格央总是用优美的文笔把小说处理成纯静、明丽、恬淡的画面，在叙述描写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之后，还能留下足够的空白形成一种平静、舒张的余韵，回味悠长。

　　格央是独特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叙事特色，更在于她摒弃了藏族文学中惯常的关于宗教及传统文化的“民族叙事”的大视角，而立足旧西藏社会的平凡一隅，致力于挖掘和展现沉浮、挣扎于命运之流的普通人的心性和情感，真实而自然地表现了潜藏于民间底层的更为宏阔的世俗生存和凡人凡性，这种远离宏大叙事的细微却收获了某种更本源、更趋于感性真实的深透性，和不事张扬的淳朴之美。可以说，格央植根于人本的生存体验，深入触及到了藏族民间世俗人群中的动态的"传统空间"，她发现了一个更蕴涵丰富、宽厚的"民间西藏"。

　　和大多数女作家一样，女性和情感主题也是格央的自觉选择。在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以及一些短篇中，她以鲜明的现代情感和审视角度，营构了不同个性和命运的女性人物，富有深度和力度地揭示出普通藏族女性潜藏不露的内在独立品质和生存韧性，并对藏族女性历久沉淀的特定心态和价值观念，做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智的反省。

　　无须一一赘述，这一批藏族女作家取得的成绩，和她们对整体的藏族文学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她们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从叙事内涵、精神品质，还是具体的叙述技巧方面，譬如经验的应用、视角调换、叙述节奏、语言表达上，都是独特而优秀的。历史的机遇使得她们成为开拓了新篇章的弄潮儿，构筑起瑰丽多姿的藏族女性文学世界。

　　三、新千年：坚守与突围

　　众所周知，90年代的开始和结束对中国女性文学是有别样的意味的，因为在此期间，中国女性文学基本上完成了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领下的女性叙事，那就是解构父权中心主义文化，击穿男性社会的神话面具。问题是，解构和颠覆并非女性写作的终极目标，破坏之后的重建才是亟待面对的，而且往往更为艰难。事实正是如此，所以，新旧世纪交替，越来越进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无法掩盖繁华表面下的更大的焦虑与困境，太多的女作家无论在创作视阈、叙事方式，还是理性思索本身方面，都无法超越女性一己的自我内心分裂与纠缠。中国女性写作在高唱战歌清算了男权文化之后却无法建构一种双性协作模式，无法提供更有效的范式，更无法寻找到女性叙事新的的生长点，从而陷进了自身难以挣脱的“瓶颈”。于是，以女性为欲望主体的“性话语”、“欲望叙事”、“私人叙事”及“躯体写作”泛滥而起，成为试图突破原有女性叙事的极端的方式。但显然，这种突围方式是无效的，极端的“私人化”和“欲望化”倾向不仅不能成为拯救的力量，反而变成新的囚禁女性的牢狱，严重弱化了女性文学的力度，降低了女性文学的品格。

　　在中国女性文学走过高潮逐渐陷于疑惑、焦虑和困境时，我们却欣喜地看到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开始了行之有效的叙事转身：从外部探索转换成对女性本体的生命与精神的深层叩问，从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挣脱了男性中心文化观照下的社会性话语和“民族寓言”的遮盖，从最初的附着在主流意识话语到建构起了自己的女性话语，在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寻找到了自我阐述的可能性，以激越的姿态回应了民族文化的脉动，并凸现了女性自我的身份意识与民族意识，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民族与性别相融一体的新视角，也为突围女性写作困境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由此，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走出了更宽阔的创作道路，为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创作与研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而以文体分别的话，小说创作尤其出色。

　　发展到此阶段，藏族女作家从事小说创作的队伍较之以往也更见壮大了，新世纪以来，活跃在文坛的除了上面论及的一批作家，更有白玛娜珍、尼玛潘多、严英秀、白玛玉珍、白玛曲珍、永基卓玛等人，虽然她们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但却质地纯正，品性优良。针对当下女性写作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弱和情感矫饰之不足，尤其是都市女性的欲望写作，这一批藏族女作家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反拨和正音的作用，她们在当下的物欲红尘世界中决不放弃地寻觅真正的精神归宿，这使人依然愿意相信，健康美好的女性文学，是走进人类灵魂深处的最佳途径，是建构真善美的人文基石的有力脊梁。这一批年轻的女作家以风格迥异的小说创作共同阐释了坚守与突围的新千年。

　　白玛娜珍以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成名于西藏文坛，她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接受现代文明洗礼、起步很早的作家，涉猎广泛，才华多样。正因如此，白玛娜珍具有知识女性特有的强烈而自觉的女性意识。她的小说往往从女性视域出发，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的描绘和探讨，但她很少缅怀以往，追述古典传奇，她的故事直指时下，表现高原现代女性在现实生活和精神追求中的困境和突围，以及最终迷失自我的困顿与无奈。她展露了对女性的痛彻洞见，同时又歌颂了女性对现时态的种种黑暗，对这个尘俗绝望世界的不妥协的精神力量。白玛娜珍的小说风格斐然，有鲜明的自我印迹。

　　白玛娜珍对藏族文学的意义在于她立足西藏本土，深层地表现了生活在藏区的现代人在当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复杂思绪，表现了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藏族女性生命中最真实的喜乐和隐痛，大胆而直露地抒写呈现了高原女性幽闭的灵魂。她以饱含着生命汁液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内心的困惑、纠结和忧戚，真诚地记录了自己与时代同步的心路历程。她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深切的民族意识是相互纠结互现的，在女性意识中凸现民族意识，传达出对藏族文化传统内涵的独特感知，展示了藏族人民生命的激情和努力，坚韧和厚重，理性深沉地表达了对民族现代化过程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可以说，白玛娜珍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发展势头是强劲的。

　　《紫青稞》是作家尼玛潘多在2009年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自此，西藏文坛上出现了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名字，这是藏族女性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可喜的新收获。《紫青稞》真实反映了当代西藏农村生活境况的原生态，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外面的世界发生巨大变革，给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村庄——普村带来了震动。普村的年轻人怀着激动向往又狐疑不安的心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小说围绕着普村寡妇阿妈曲宗及性格迥异的三个女儿达吉、桑吉、边吉的爱恋情史和成家立业的经历，讲述了社会转型时期西藏农村的生活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乡土社会与城市之间的瓜葛，以及女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被动、无奈和抗争。《紫青稞》探寻和思考民族生存的现实，反映藏族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时代风雨，展现了传统文化对藏族女性生存的规定与制约，写出了在历史嬗变过程中藏族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加强的过程，是一部充满历史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的优秀之作。尼玛潘多是一位视界远大、胸怀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看到了现代文明对西藏乡村社会的冲击，感受到了传统习俗对世俗人生的禁锢，并由此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弊端，写出了社会嬗变过程中必然带来的精神情感的变化，并以对普村、森格村、嘎东县城及拉萨生活的描写，呈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世俗社会生活画卷，描写广阔大气。

　　《紫青棵》一书恰似这个标志性的名字：“紫青棵”，充满了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有关宗教，血统、仪式、宿命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结构在作品中都有真实的表现。日常起居，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春播秋收，拜神驱鬼，古老淳朴的风貌，四季运转的风俗，别出心裁的道德伦理法则，处处透露出民族文化的浓重浸染，散发着生活的活力和质感。作为西藏本土作家，尼玛潘多在《紫青稞》中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也有鲜明的藏族特色，质朴，率真，不刻意，不雕琢，藏族谚语俗话的引用原汁原味，平淡朴素中蕴含着民间苍凉隽永的生命感悟。

　　严英秀是益西卓玛之后又一个甘肃甘南籍作家，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菂儿”为笔名发表诗歌散文，近年专注于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她的作品擅长表现现代职业女性生存和生命的真实境遇，但又不囿于单一狭小的女性视角，不止于以爱情写女性的生存与生命，而是以此为切入点表现一代人的成长与疼痛，抗争与坚守，深入地反映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的变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严英秀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在于，作为一个藏族作家，她较少直接取材于藏地藏人生活，而是把更大的关注点投注到了广大的都市人群中，表现对当下中国的普遍现实的介入和思考。同时，她的创作从根本上渗透着藏族文化给予的慈悲善良、纯净美好，爱和信仰使飞扬的理想主义充满了伤感、浪漫而又执着的悲悯情怀，正如有论者所说：“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严英秀一方面以写现代女性的感情世界，来思考和揭示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共通人性，另一方面以源于她的藏族文化血统的文化立场，坚守着对爱与美的探寻。这种写法既传统又现代，是严英秀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课题时，以对本民族文化朴素真挚的热爱之情为出发点，投身于当下的生活洪流，深切地感受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异和生长，创造出既具有独特的民族意味和表达、又能融入现代性主流文学格局的作品的努力。严英秀以创作实践对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做出的尝试，所体现出的少数民族文学新的面貌，对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格局具有重要价值。”[2]，被认为是“体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3]

　　白玛玉珍、亮炯·郎萨、永基卓玛等人近年来也写出了重要的小说文本，她们的创作极富藏族文化的本土特色，都是值得期待的作家。除以上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小说领域还涌现了许多更年轻有朝气活力的新人新作。

　　综上所述，藏族女性小说在30年的发展中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区域走向全方位，已形成了一支整齐有力的队伍，前有先辈，后有新秀。写作目标和主题也得到了内在转换，由宏大主题走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执着于寻求精神个性的发展，民族叙事兼容了多种审美文化诉求，使得藏族女性文学摒弃了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以来的风情展示和神性想象的单一空间，呈现出多种文学景观共存的优势。众多风格鲜明的女作家以以女性独到的包容、通达和敏锐，以更为丰富和柔韧的民族精神，进行着个人与时代，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民族文化传统的凝重沧桑和所处地域特有的宏阔、悲慨、浪漫，赋予她们的写作以大气、刚健的美学风貌和奇异、神性的艺术气质，她们融内在细腻与外在阔达于一体，以极富痛感的心灵的文字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从而建构了藏族女性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立品格。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经过30多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几代藏族女作家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文学印迹，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文学界高度评价，广泛认可。她们以小说的方式，完成了使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幽暗处，从文化的边缘处一路走来，“从此越来越明亮”。但无可讳言的是，现有的收获不能遮蔽存在的不足，藏族女性小说创作远未抵达丰殷、坚实、轻飏的艺术境界。要真正改变自己双重边缘的身份，必得以更诚实坚韧的劳动，以凤凰涅槃般的精神华丽重生。任重而道远，期待优秀的藏族女作家们挣脱羁绊，重新出发，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此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30年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YJA751082)

　　参考文献：

　　1·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李佳俊《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
　　5·尼玛扎西《浮面歌吟——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断想》《西藏文学》1999年第2期。
　　6·叶淑媛《爱与美的探寻：论严英秀小说的现代女性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7·朱霞《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浅论》，《民族文学》2010年第7期。
　　8·徐琴《浅论西藏当代汉语小说的发展》，2012年4月9日，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曾以 “菂儿”为笔名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在《文艺争鸣》、《文学自由谈》、《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当代文坛》、《名作欣赏》、《兰州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等刊物上发表评论、学术论文近40万字，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民族文学》、《长城》、《黄河》、《西湖》、《文学界》、《山西文学》、《飞天》等刊物上发表多部小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多次转载，获过“甘肃省社科成果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奖项。现为兰州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      

　　[1]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叶淑媛《爱与美的探寻：论严英秀小说的现代女性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3]叶梅：《她的家乡在甘南》，见《文艺报》2011年11月9日；“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见中国作家网，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