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文学创作中 共同体意识与国家观、民族观的演变

　　1.序言

　　中国的朝鲜族是移民民族，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过来的。朝鲜移民大量涌入中国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70年左右)，随着清政府对长白山地区的“封禁”政策出现松动乃至后来完全解禁，因多年受灾饥饿难耐的朝鲜北部农民开始大量移居中国，在杳无人烟的长白山原来的封禁区开荒造田，逐渐定居下来。后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实现霸占全中国的目的，以“开拓移民”的方式逼迫朝鲜人移居中国，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朝鲜人的移民过程基本结束。中国的朝鲜移民人数最多时已超过200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朝鲜光复后，其中约一半人返回朝鲜，留在中国的另一半就变成现在的朝鲜族。

　　朝鲜族虽然从朝鲜半岛移居中国，但是从其身份而言，与朝鲜半岛的朝鲜人或韩国人并不相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即中国朝鲜族。

　　由于是移民民族，朝鲜族文学明显带有移民文学的特征，不仅移民时期的文学如此，直到如今，其文学作品中移民的主题或意象仍不少见。此外，虽然解放后到文革后期的近三十年时间的文学里，移民文学成分有所淡化，但是改革开放后又呈现重新加强的趋势。而在这种移民文学成分里，始终充满着共同体意识与国家观、民族观的纠结及其演变过程。

　　本文分三个阶段，分析朝鲜族文学中共同体意识与国家观、民族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

　　2.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国家观的变化——移民时期的文学

　　因为移民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定居初期的朝鲜族文学主要是口头传承文学。后来，逐渐出现少数流亡文人和在中国对日作战的朝鲜独立军将士们的汉诗作品，以及留学生们的创作。经过这些过渡性文学发展过程，真正的移民文学(包括文坛文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终于初现端倪。

　　口头传承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类型：一种是从朝鲜半岛直接带到中国来的，内容与朝鲜半岛的口头传承完全一致。另一种是在原来的传承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其内容与朝鲜半岛的口头传承有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的创造。第三种是诸如地名传说等与移民地有关的新创作，而这些新创作的口头传承又与满族等当地原住民的口头传承相互交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家文学大体上也走类似的道路。先是出现金泽荣、申柽、申彩浩等一些朝鲜流亡文人和抗日独立军义士的作品，后来朱耀燮、崔曙海等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朝鲜人创作出反映中国生活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开始出现朝鲜移民的形象，尤其在崔曙海的小说里，朝鲜移民在中国扎根定居的生活表现得真实可信，因为他本人作为普通移民曾在中国居住过七年时间，对中国的朝鲜移民生活了解得比较深刻。这些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朱耀燮和崔曙海的小说开始露出朝鲜族移民文学的雏形，但他们的国家观仍无太大的变化，基本上仍认同朝鲜为自己的国家，只是在对移民者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反映上做出了一些贡献。

　　这些作家的创作是从朝鲜文学走向朝鲜族文学的一个过度形态，真正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出现明显变化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此时，朝鲜移民在中国开始大兴民族教育，创办民族报刊，发行民族书籍，文学团体和文学报刊也相继诞生。对朝鲜族文学的出现贡献较大的报刊有《民生报》、《间岛日报》、《满蒙日报》、《满鲜日报》和文学杂志《北乡》等。随着朝鲜族[1]文坛的形成，对朝鲜族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议论也开始多了起来，其中1940年《满鲜日报》的关于“满洲朝鲜文学建设新提议”的连载讨论对朝鲜族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至今也有借鉴意义。参加讨论的12名作者大多为当时活跃在朝鲜族文坛上的作家和文人，虽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见解，但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观点就一个，即认为“满洲”的朝鲜人文学应该是“满洲”现实和朝鲜民族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文学。这就说明，这时的朝鲜族作家们已开始把自己与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区别开，认同中国这个国家和文化了[2]，显然，其国家观和民族观已出现明显的变化。

　　实际创作实践也验证他们的这一主张，最具代表性的“在满朝鲜人”作家之一安寿吉的小说就是其最好的例证。

　　安寿吉的短篇小说《晨》(1935)，以少年的视角描述他们一家四口人在跨越国境到中国定居过程中经历的不幸遭遇。在小说里，父亲、母亲、姐姐和他一家四口人受到“二汉人”即朝鲜人管家[3]的残酷剥削和欺凌以及当地“陆军”的野蛮抢掠，最终姐姐不愿抵债嫁给“二汉人”管家做小妾而自杀，母亲因受到刺激而精神失常，最终一家人落得个家破人亡，定居也以失败告终。在中篇小说《稻》(1941)里，安寿吉描写的也是朝鲜移民在中国定居过程中的遭遇，但其命运却出现明显的变化。虽然定居过程也是非常艰难，曾遇到原住民的抵触和驱逐行动，甚至死了几个人，但是在了解朝鲜人的当地地主的合作配合下，朝鲜移民成功地造房定居，甚至种起水稻来，移民人数逐年增多。此后为了实现完全定居，还建了学校，请来教师，培养移民的第二代。当然，后来因新来的县长怀疑朝鲜移民当日本人的走狗，动员军队驱赶朝鲜移民，但是在被军队赶到稻田里，抬头就要被打死的危险境地里，朝鲜移民们仍毫不动摇地坚守土地，不愿放弃移民地的定居生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返回的故乡，故乡的所有生活都被日本人践踏和抢掠，只有移民地才有一线生存的希望。

　　在安寿吉的长篇小说《北乡谱》(1944)里，朝鲜移民在中国成功地定居下来，追求的是如何争取更加稳定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权利，为此而提出的所谓“农民道”和“北乡精神”就是朝鲜移民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理念。在叙述朝鲜移民村建设与发展故事的这部长篇小说里，把“农民道”解释为“把水稻秧苗当做自己子女细心呵护的心”，并认为朝鲜人的精神支柱是“稻魂”，继而认为，朝鲜人在中国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有了“稻魂”，因此要把稻魂当做朝鲜移居农民的灵魂。关于“北乡精神”，小说通过主人公向当地警察的解释做了如下的阐释：“使浮动较多的朝鲜农民定居在农村，为农业满洲贡献，这与建国精神相符。而使他们热爱自己定居的乡村，安下心来增产增收，以此稳定他们的民心，引导他们走正道。”也就是说，通过对满洲国农业的贡献，寻找朝鲜移民的存在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北乡精神”，也是朝鲜移民所要追寻的生存之道。

　　安寿吉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朝鲜移民在中国历经千辛万苦，逐渐定居扎根的历史过程，表现朝鲜移民逐渐变成朝鲜族的历史经历，其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演变，以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也出现一些问题，即他的小说里暴露出一些与殖民统治相妥协的倾向，虽然作品中很少出现直接拥护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内容，但迎合伪满洲国政府政策的主题实际上就是间接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比如对所谓“五族协和”、禁烟运动、发展畜牧业等伪满洲国治国理念的阐释等。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被殖民主体的混杂性所然，即不愿意接受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而只迎合伪满洲国的治国理念，只承认自己是伪满洲国的国民，不承认自己是日本帝国臣民也是一种对殖民主义的“不配合”。

　　只认同伪满洲国而不认同日本殖民主义的作品还有不少。比如，作者未详的民歌体诗作《满洲阿里郎》(1936)、崔寿福的《满洲咩那利》(1938)、尹海荣的《乐土满洲》(1943)等诗歌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五色旗飘扬呼唤乐土满洲，/百万开拓者蜂拥而至。/我们是国家的幸运百姓，/我们要在这希望的原野上生活。”这是当时著名诗人尹海荣的诗作《乐土满洲》的第一节。在整篇诗作里，对满洲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果用过去的观点看，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诗，但是从混杂性理论的角度看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作者只美化满洲国的朝鲜人生活，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满洲阿里郎》和《满洲咩那利》也是类似的情况。无论《满洲阿里郎》里的“蜜乳流淌的沃土上，/五族的新生活充满幸福。”，还是《满洲咩那利》里的“雨后晴天五色玲珑，/荒野里充满着春意。”等诗句都是赞美满洲国和在满洲国统治下的移民生活，虽然带有一些粉饰和美化的成分，但肯定不是赞美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迎合伪满洲国政府而不配合日本殖民主义者，这一点除了体现朝鲜移民的混杂性之外，也正好证明他们对移民地的国家认同。不管它是没落的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也不管它是被赶下台的清朝皇帝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早期的朝鲜移民都经历过这三个政权)，对朝鲜移民来说是接纳他们的、甚至是理应感激的一个国度。因此，朝鲜移民是把它当做一个国家来认识的。

　　追求无产阶级文学的女作家姜敬爱曾在中国龙井生活了十多年，虽然其大部分作品在朝鲜报刊上发表，但是却在龙井创作出来的。姜敬爱的小说与安寿吉等人的作品倾向完全不同，她以抵抗有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为己任，以社会主义理念争取移民者的生存空间和权利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短篇小说《菜田》(1933)、《足球战》(1933)、中篇小说《盐》(1934)等她的多数作品就是表现作家的这种创作思想。

　　《菜田》里的人物都是中国人，矛盾的双方是地主和长工。一年秋季，地主的部分辞退长工计划被其同父异母的女儿密告到长工们那里，因为她知道出这个主意的是她的继母，而她经常受其继母的欺负，反而得到长工头的同情，甚至还得到过他们送的礼物。长工们以立即总辞职来威胁地主，无奈地主取消辞退计划。长工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告知地主计划的同父异母女儿却被人害死。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阶级文学特征，《足球战》也是如此，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更进一步。在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以穷人子弟为主的学校和以富人子弟为主的学校学生之间一场足球赛，表现无产者只有团结一心进行反抗和斗争才能获得自身权利的思想。中篇小说《盐》则通过一个朝鲜移民女性的悲惨经历，表现其无产阶级思想。在小说里，主人公起初对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一些怀疑，但是通过被有产者剥削和压迫的经历，认识到贫苦朝鲜移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获得生存权利。虽然在姜敬爱的小说里，很难找到民族观或者国家观的清晰阐释，其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理念却是坚定不移的。

　　对朝鲜移民的国家观和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得最为透彻的当属朴启周的短篇小说《乡土》(1944)。“朝鲜的故乡一直对我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我不认为必须把父亲的遗骸移葬到那里。也许这是因为我出生在间岛[4]，在我的潜意识里把间岛当做自己乡土的缘故吧。”“也许是长时间沉浸于乡愁之中，久别后重返的龙井令我亲切和欢喜。就在此时，我的情感又出现分裂，因为原以为龙井不能成为我的乡土，但却无意间把她当做自己的故乡。也许，这种在无意识里当做故乡的龙井才是我真正的故乡。”“母亲也对间岛情有独钟，因为对母亲来说，间岛是血泪浸透的‘战场’，谁愿意放弃浸透自己血泪的土地呢！”这三段引文展现了主人公的乡土观念，而这时的乡土观念与国家观及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出生在中国龙井的作家朴启周，创作这篇作品时已在朝鲜任职多年，而在他的意识里，仍然认同自己属于移民地的朝鲜移民共同体。在朴启周的小说创作中，反映朝鲜移民在中国的生活场景以及移民地的风土人情占重要比重，这也是体现他共同体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旁证。

　　移民时期朝鲜族的国家观呈现出从朝鲜人逐渐演变成中国人，即中国朝鲜族的趋势，文学创作亦如此，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体意识，即中国朝鲜族的共同体意识。

　　3.共同体话语与国家话语的统一，文学与政治的交织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朝鲜族文学基本上是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共和国的施政纲领发展起来的，只有反右派斗争前后的作品里，出现一些与政府政策不甚合拍的甚至是批评的倾向。但是，这些不和谐的观点也只是对党和政府路线政策的诚恳批评，而不是抵制或反抗。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强调的是“祖国”概念，不少诗歌作品直接表现对祖国的认同感，赞美祖国母亲的繁荣与发展。不管民族，也不管阶层和地域，这一点全国都一样，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这一时期的多数朝鲜族文学作品反映和宣传土改、抗美援朝、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每一时期党的路线和治国理念之外，歌唱共产党和党的领袖，表明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成为主要的文学表现主题。民族的概念除了在反映民族团结的作品之外基本不涉及，民族观完全融入于国家观里，中华民族概念的认同就是其典型的例子。这与党的正确民族政策有关，也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人民被解放的喜悦之情有关。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任晓远的诗《给我一只枪吧》(1950)、金哲的诗《地界石》(1955)以及金学铁的短篇小说《扎根之地》(1953)、中篇小说《繁荣》(1957)等，就从其标题上也可以看出一二，是积极配合党的路线和国家政策的，是歌颂新社会和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中，金学铁的《扎根之地》讲述的是爷爷辈儿移居中国到这里扎根定居，父亲辈儿参加抗战，“我”这一代赴朝参战回国的故事，贯穿着朝鲜族移民史的整个过程。小说通过主人公把爷爷曾经用过的农具当成“文物”入库，认为今天所用的农具也将很快成为“文物”而新盖一间仓库备用的故事，展现在共产党领导下朝鲜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表现对未来更加幸福生活的热切期望。

　　李根全的中篇小说《虎》(1960)、金学铁的长篇小说《海兰江，你倾诉衷肠》(1954)等作品反映的是朝鲜族人民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辉煌历史。而这种对光荣历史的再现或者展现，其目的也是为了显示朝鲜族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让人们了解到朝鲜族也和中国其他民族一样，为了建立和建设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是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当然，作品里也体现朝鲜族作为五十六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血统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实写照。

　　白南杓的《小金家和小王家》(1954)等作品体现的民族团结主题里，也包含着民族共同体意识，但这些作品显示得更多的是不同民族之间要和睦相处的政治理念，强调的是国家观，是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高度统一。

　　当然，到了文革后期(文革前期朝鲜族文学创作完全瘫痪)，这种对党对祖国的认同在文学作品中演变成对领袖的偶像化以及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工具，但是，这一时期整个国家都卷入不正常的政治风暴里，无需再赘述其危害或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恶劣影响。

　　总体上说，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朝鲜族文学，无论在共同体的意识上，还是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与共产党和共和国保持高度的一致，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但朝鲜族真心认同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政权是其关键原因所在，这一点确信无疑，因为朝鲜族共同体的话语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话语的高度统一才是形成这种认同感的根本原因。

　　4.城市化背景下共同体意识的蜕变——新世纪的文学

　　在新时期的一段时间里，朝鲜族文学创作中又出现了沉寂多年的移民主题，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1982，1984)就是其代表性的例子。在这部作品里，作家通过一家三代的苦难经历，形象地描绘朝鲜人的移民与定居的历史，直至共和国成立，朝鲜族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中国的朝鲜族。也许这是对文革十年被蹂躏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补偿，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本民族共同体的重新认识。但从创作思想上看，仍然是文革之前国家话语和民族话语统一的一种延续，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基于阶级斗争思想，叙述整个移民史的发展过程。

　　另外，李根全对移民史的关注是跟当时整个中国文学所关注的以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危害为特点的伤痕文学有关，或者说是其进一步的深化和延伸，毫无疑问是有某些突破的，但是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尤其在其历史观上的阶级斗争原理阻碍移民史再现的客观性。

　　直到崔红一再现朝鲜族移民史的长篇小说《泪洒豆满江》(1994)里，这种情况才出现明显的变化。小说摆脱贯穿文革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束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真实地展现了朝鲜族在移民与定居过程中的艰难历史，呈现其国家观的变化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这两部小说的创作与发表相隔十年，在历史观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民族共同体的重新认识。因为解放后的朝鲜族文学紧跟着党的路线政策而发展，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认真审视和定位民族共同体的问题，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才有机会也才有理由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样才能处理好民族观和国家观的关系。实践证明这种民族寻根[5]尝试和努力是有意义的，使得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能够重新定位其民族观和共同体意识，以更加客观地认识自己，从而更加坚定和巩固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员的国家认同。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迅速，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对朝鲜族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大量朝鲜族人口离开农村，涌入国内大中城市或者到国外打工，尚留在农村的朝鲜族感到一种失落感。因为过去农村聚居地是朝鲜族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的根基，而如今随着人口的减少，土地被闲置，为了解决土地荒废问题，不得不要吸引汉族等其他民族进入朝鲜族原聚居地生活，朝鲜族的留守农民担心共同体要解体，感觉到某种失落感或者心理危机也是正常的。

　　《水井婆》(2009)、《桂明月》(2009)、《乌鸦巢》(2010)等小说反映的就是这种失落感和危机感。在金泰铉的短篇小说《水井婆》里，村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搬到城里去住，主人公水井婆过生日时准备一桌菜都没有人可邀请一起享用，只有连朝鲜语都不会说而无法沟通的邻居汉族人王枸一家来祝贺。而在短篇小说《桂明月》里，村里仅剩的几个朝鲜族整天无所事事，打牌赌博来度日，朝鲜族聚集村如今的没落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柳正男的短篇《乌鸦巢》里，主人公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出外打工发展，只有智力较差、老大不小还没娶媳妇的德顺一个儿子留守家里，伺候年老多病的母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居王麻子一家，他们开的肉铺生意兴隆，日子过得无比滋润，让人羡慕。为了一报曾经从德顺家得到帮助之恩，他们给了德顺一家很多帮助，帮他们种地，德顺母亲去世时还给置棺材，帮德顺埋葬其母。而从俄罗斯回来的德顺的大哥，却说要火葬，连骨灰都不要留下。这说明，曾经是他们一个村子朝鲜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彻底放弃，连死后的遗骨都没留下，留守村子的人感到失落自然是不足为奇的。

　　与此同时，从朝鲜族高度集中的农村走向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城市之后，在语言、文化、交友、婚姻等方面承受着一时不适应造成的沉重压力，在融入主流社会时经历着痛苦的适应过程，因此使得朝鲜族的共同体意识也开始出现一些松动，并因此感受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和混乱，这也是新世纪朝鲜族文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赵龙基的短篇小说《天国的美食》(2009)等作品反映了朝鲜族在大城市；里与主体民族相融合过程中的严重不适应，以及因此承受的心理压力和身份上的混乱。在这篇小说里，当医生的主人公吃着油腻而刺激的“毛血旺”时忘不掉大酱泡菜等长期习惯的民族传统饮食，而面对朝鲜族患者时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朝鲜族，在此过程中的心理矛盾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克服的。朴草兰的短篇小说《飞吧，龙！龙！龙！》(2009)所展现的是朝鲜族在国家观和民族观的中间地带所经受的彷徨与痛苦。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为了摆脱贫困，也为了身份的上升，没日没夜地干活挣钱，又尽情地去消费，以满足无休无止的物质欲望，为此她甚至考虑要嫁给有钱的日本人。然而，无论是脱贫还是身份上升，自定的目标实现后，却无法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只有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根”之后才能克服空虚，回到正常的生活。而此时的“根”就是她的朝鲜族共同体意识，或者移民者后裔的身份认同。

　　随着去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人数逐渐增多，朝鲜族和韩国人的关系也成为朝鲜族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在新世纪的文学作品里，朝鲜族和韩国人的关系从盲目认同逐渐演变成客观评价，最终才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中国的朝鲜族，朝鲜族共同体意识和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因此反而得到加强。

　　郑亨燮的短篇小说《“侨胞大叔”》(2010)、赵龙基的短篇小说《大排档在奔跑》(2009)等作品反映的就是朝鲜族和韩国人的关系问题。

　　在郑亨燮的《“侨胞大叔”》里，讲述的是韩国工头和中国朝鲜族打工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在韩国工头眼里，他叫“侨胞大叔”的朝鲜族只不过是来自穷国的打工者，可以随意使唤。而朝鲜族打工者却对工头不以为然，认为虽然现在在韩国打工，什么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都干，又受工头的气，但挣钱回国后却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这时的韩国对朝鲜族打工者来说只是一个能挣比国内多得多的钱的工地，中国才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故土。

　　《大排档在奔跑》讲述的也是朝鲜族和韩国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和《“侨胞大叔”》不同的只不过是故事发生在中国。在小说里，经营大排档的朝鲜族老板雇佣的服务员里有一个韩国女留学生，而其同是韩国留学生的男友认为为朝鲜族老板打工丢脸，因为他看不起朝鲜族。一些韩国人对朝鲜族有一种偏见，即朝鲜族虽与韩国人同根同祖，但是如同富家女儿下嫁给穷小子——卑贱，这个留学生的偏见就是代表这样的韩国人。同样，同是朝鲜族的老板朋友却看不惯韩国人的显富和傲慢，认为他们是暴发户，欺软怕硬，这也是一部分朝鲜族对韩国人的一种偏见。小说最后，朝鲜族老板知道自己雇佣的韩国女留学生因其父亲失业而无法继续在中国读书时，欣然伸出援手，帮助她渡过难关。表面上看，小说关注的是韩国人和朝鲜族的地位变化，即过去朝鲜族几乎都是为韩国老板打工，而如今其位置开始有所变化，韩国人中也有为朝鲜族老板打工的，甚至遇到困难时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但从更深一层次上看，其背后支撑的却是朝鲜族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6]

　　在这些作品里，作家们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既区别于中国的主体民族，也区别于韩国人，是中国的朝鲜族。既不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国家认同上)，又与韩国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民族认同上)，既需要与主体文化相融合，又不愿意丢掉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这种新的选择项面前，朝鲜族文学正在进行各种尝试以求得适合自己的正确方向。这是对自己共同体身份的再塑造，同时也是文学的再塑造。

　　5.小结

　　移民时期的朝鲜族文学是从朝鲜文学逐渐过渡到中国朝鲜族文学(当时一般称“在满朝鲜人文学”)，国家观亦如此。而民族观则从认同自己是朝鲜人逐渐演变成认同自己是满洲朝鲜人，即呈现出朝鲜人→中国的朝鲜移民→满洲朝鲜人(或称在满朝鲜人，鲜系满洲人)的演变过程。但是，这种国家认同是以朝鲜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朝鲜已无自己的国家为条件的，因此，即使到了自称为“满洲朝鲜人”时，朝鲜移民的身份认同仍然是不稳定的，日本投降后半数朝鲜移民返回朝鲜和多数有建树的朝鲜移民作家回朝鲜发展就是其有力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不稳定很快就结束。日本投降后，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后，朝鲜族文学是从欢呼救星共产党，欢呼人民解放和共和国建国的喜悦开始的。在社会主义理念下，朝鲜族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逐渐融为一体，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中国朝鲜族的共同体意识也顺理成章地在民族自治背景下逐渐形成。文学创作也是如此，除了1950年代后半期的一段时间外，其他时间都是以为政治服务为己任，随政治变化而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对盛行文革十年的阶级斗争历史观的重新审视，引发朝鲜族作家们对民族移民史的重新关注，再现朝鲜族移民史的长篇小说的出现就是其具体表现。

　　九十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城市化、国际化的深入，朝鲜族的共同体意识遇到一些问题，在离开传统的民族聚居地之后，感觉到共同体意识里出现一些危机感，需要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建构。新世纪的朝鲜族文学特别关注被称为“都市游牧民”的大城市里的朝鲜族以及赴韩打工的朝鲜族生活，就是试图重建民族认同或者朝鲜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行为。然而，即便是这种大变化的环境下，朝鲜族的国家观仍丝毫没有弱化，相反，通过与韩国人的接触，朝鲜族更加坚信自己是中国人。相信在坚定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基础上，克服困难，冲散危机感，重新认识朝鲜族民族共同体的努力将会取得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朝鲜族文学创作必将不辱自己的历史使命。

　　注释：

　　[1] 当时称“满洲朝鲜人”或“在满朝鲜人”，有时也叫“鲜系满洲人”。
　　[2] 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满洲国”的国民。
　　[3] 当时朝鲜移民定居点的地主大多为中国原住民，雇佣朝鲜人管理土地，朝鲜移民把这种人称为“二汉人”。
　　[4] 间岛，即现在的延边，是当时朝鲜移民最集中的地区。
　　[5] 当时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寻根文学热，崔红一的《泪洒豆满江》也是其中的一个现象。
　　[6] 以上作品的分析，请参照笔者的论文《朝鲜族第六代小说家群的崛起》(《民族文学》191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