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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在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具备与生俱来的悖论：从语言的角度看，它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从艺术的角度看，它无疑将创造性当成自己的精髓。所谓“文学传统”便是二者调适的结果。文学传统既是某种权威、范作和惯例的统一体(因而体现约定俗成)，又承认上述权威、范作和惯例来自创新(因而符合艺术精神)。它既相对稳定(因而能够成为效法的根据)，又因时而变(因而能够成为发展的起点)。在前一意义上，我国网络文学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传统；在后一意义上，我国网络文学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又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与不同的传统相联系。它既是我国文学传统(母体)合乎逻辑的产物(儿辈)，又具有自己的风姿(“宁馨”)，是地道的“宁馨儿”。对此，可以从信息革命、传播要素与世界格局等视点加以考察。
一、 五态：信息革命与网络文学的定位
我国网络文学之所以拥有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传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所使用的大致相同的符号体系。我国网络文学之所以形成有别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特色，原因之一是历次信息革命的影响。
在人类所曾有过的各种文学范畴中，“网络文学”是根据作为媒体的信息互联网络来定义的。信息互联网络本身是信息革命的产物。从传播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历史阶段：远古，始于以语言为标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古代，始于以文字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近代，始于以印刷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现代，始于以电磁波为标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当代，始于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这五个历史阶段大致相当于从人类组织形式的角度划分的原始社会、古代社会、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与当代社会。每次信息革命都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通信网络，即口头传播网络、书面递送网络、出版发行网络、广播电视网络与信息互联网络。由此形成了以之为平台的主导文学形态，即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印刷文学、电子文学与数码文学。当今我国学术界所说的“网络文学”，特指基于信息互联网络的数码文学。从信息革命的角度提出文学之五态，既有助于理解网络文学在历史长河中之定位，又有助于把握网络文学在当下环境中之生态。事实上，网络文学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不断与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印刷文学、电子文学互动，在相互转变的过程中产生出许多新品、许多机遇，如网络口头文学(诉诸语音通讯)、网络书面文学(诉诸压感书写)、网络印刷文学(诉诸字符识别)、网络电子文学(由影视游戏改编而来)，或者口头网络文学(诉诸朗诵)、书面网络文学(诉诸手工传抄)、印刷网络文学(诉诸线下出版)、电子网络文学(改编为影视游戏)。如果说每种文学形态都有自己包含技法、观念、倾向等在内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些传统本身与其说是某种僵化的实体，还不如说是灵活的流动。
从社会的角度看，远古文学形成于原始时代，从总体上说基于共同生产、消费与娱乐，但并不排除群体记忆与个人情思的矛盾(由于缺乏可供研究的原始记载，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加以推测)。古代文学形成于文明初期，从总体上说基于存在等级制和阶级分化的社会生活，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矛盾相对突出。近代文学形成于精神生产商业化的过程中，商品文学与公共文学的矛盾比较明显。现代文学形成于各国文化激烈碰撞与交融的时代，民族文学与殖民文学的矛盾令人瞩目。当代文学形成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交锋的时代，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矛盾值得注意。文学现象纷繁复杂、文学历史源远流长，远非寥寥数语、两极思维所能全面概括，尽管如此，上述五种矛盾对于我们从社会角度理解文学的历史演变具备提纲挈领的作用。
上文从传播角度和社会角度分别对文学史的考察是交相为用的。文学史的传播分期和社会分期虽然未必完全重合，但从整体上看是一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信息革命在历史上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手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变革在历史上作为信息革命的促进因素而发挥影响。就前者而言，语言的问世促成了人猿相揖别；文字的发明推动了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印刷术的应用有利于普及知识、发展科技，结束贵族与僧侣的统治；电子媒体的兴起加速了公共空间与世界市场的开拓，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互联网络的普及为跨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等障碍的全球交互创造了条件，催生了当代意义上的“地球村”。就后者而言，语言之所以诞生，原因主要在于人类祖先在生产过程中彼此交往的需求；文字之所以创制，重要驱动力来自文化传承的需求；印刷术之所以发明，和精神产品大规模复制的商业需求有密切关系；电磁波之所以应用，国内外市场开拓的需要是强大动力；互联网络之所以风行，不能不归因于与冷战相伴而行的全球一体化。
当然，不应低估文学史的传播分期与社会分期的相对性。例如，在口语文学为主导的时代，人们共同体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同等程度地掌握或运用语言。不过，即使是那些因为年幼、智障、聋哑等而无法使用常规语言(或者因为超智、隐遁、故作高深等而不愿说话)的人，仍然可能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情思，因此存在非口语文学(或者类似交流方式)萌生的可能。在书面文学为主导的时代，口语文学仍然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不识字的社会群体，也包括习惯或擅长即兴口头创作的社会群体)，其成果甚至令精英文人所瞩目和效法。在印刷文学为主导的时代，基于手稿或手抄本的书面文学仍然有其成就，在官方对大众媒体严格管控时甚至是民意的重要表达途径。在电子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印刷文学虽然受到挤压，但仍是文化传承与社会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在网络文学从附庸蔚为大国的时代，电子文学虽然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发展轨道，但仍然以新兴媒体艺术的脚本等形式广泛存在(不少西方学者甚至将“电子文学”视同数码文学)。
文学史的分期既取决于历次信息革命所决定的媒体演变，又取决于历次社会变革所涉及的具体国情，同时还取决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印刷文学、电子文学到数码文学的演化过程中，继起的主导文学形态都表现出对于先前曾经存在的文学形态的某种兼容性，同时又显示出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的某种引导性。前者不仅是指继起文学形态将先导文学形态当成自己的素材、主题、技巧、手法以至于广义资源的由来，而且是指先导文学形态所具备的矛盾在继起文学中得到延伸。后者不仅是指继起文学形态因为问世时间较晚而天然地成为“新生事物”，而且是指它们比先导文学形态能够更好地适应所面临的社会需要而具备更强大的生命力、更远大的前景。
上述分析为我们认识网络文学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必要前提。远古文学的历史可能以万年、十万年计，但由于纯属当时口传、缺乏文献支持而只能从比较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中间接推知。古代文学的历史只有数千年，但它以书面文学为主导形态，有成文史、档案学、目录学等作为基础，相对具备直接研究的条件。近代文学的历史只有数百年，但它以印刷文学为主导形态，有大量机械复制的史料作为根据。我们可以将所谓“古典文学”理解为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合称，特别是指二者当中相对有典藏或定评的成分。现代文学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它以电子文学为主导形态(虽然许多人可能申明印刷文学才标领风骚)，有大量音像资料为佐证，研究起来要便利得多。当代文学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它以数码文学(特别是网络文学)为主导形态，有强大的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支持，这种研究条件是史无前例的。
网络文学所拥有的兼容性，首先表现为可以通过数字化将流传至今的所有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作品完全转变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对于同时代纸质的或模拟电子形态的原创文学也是适用的)。实际上，网络文学是口语文学、书面文学、印刷文学、电子文学在数码化时代合乎逻辑的发展。先于网络文学而出现的各种文学样态，如今都正在被纳入网络文学的发展轨道，以至不妨认为未来的文学都是网络文学(更准确地说各种文学都将通过网络而传播)。其次，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形成的上述五种矛盾如今同时并存于网络文学中。就此而言，网络文学所继承的不是某种既定的文学传统，而是围绕文学传统所形成的多种不同价值取向。我们可以强调网络文学作为群体记忆的功能、突出它在反映舆情方面的价值，也可以强调网络文学作为个人情思的表达、突出它对于个性发展的意义；可以看重网络文学所显露的某种不苟流俗的贵族气质，也可以看重网络文学所体现的平民诉求；可以将网络文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文化产业的指标，也可以将网络文学所流溢的共享愿望作为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可以将民族文化作为网络文学繁荣所需要的土壤，也可以将殖民历史作为网络文学研究所需要的坐标；可以将普世价值作为网络文学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也可以将国族理想作为网络文学保持特色的前提。上述矛盾的存在，不以研究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如此，将矛盾的哪一方面确定为“文学传统”，却和研究者所持的立场息息相关。一般而言，被确定为“传统”的文学倾向相对获得了较高、较稳定的地位，同时也面临着更新的压力、变革的挑战。
网络文学所拥有的引导性，首先表现为它因其成功而对于同时代非网络文学创作者所产生的影响(既是吸引与激励，又是压迫与挑战)，其次表现为它作为参考系在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人们作为鉴赏者对于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作品(兼及作家、流派、观念、现象等)的理解与评价。例如，借助于网络文学中所习见的“多媒体”范畴，我们可以达成对题画诗、配乐诗之类作品的新理解；借助于“超文本”范畴，我们可以更好地诠释藏头诗、回文诗之类作品的价值。如果历史不可以逆转，那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风光再好，也是昔日黄花。这当然不是说当代没有仁人志士愿意传承与捍卫它们所代表的传统，也不是说它们所代表的文学遗产或精神财富无法发挥新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在网络文学及相关评论、研究中得到重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于先辈与宁馨儿的关系。
肯定网络文学的兼容性、引导性，并不等于否认创造性和继承性对于它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网络文学与其说是因为对先前所存在的各种文学形态加以数字化而获得成功，还不如说是它把握了新兴的信息互联网络所提供的机遇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创新。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向先于自己而出现的文学形态学习，从而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就此而言，它通过继承传统而成长壮大。文学是为增进人与人之间交往服务的。世间许多事，妙在不言中。若着眼于此，那么，非口语文学胜过口语文学。口语文学有丰富的副语言、额外语言符号作为补充，具备反馈及时的优势，远非书面文学所能比拟。书面文学通过保留书写差异而拥有人格化、个性化的特点，在这方面令印刷文学自愧不如。印刷文学不需要什么设备支持就能随时随地阅读，电子文学对此望尘莫及。电子文学所依托的模拟性电子信号可以直接驱动换能设备而成为人类感官的合适刺激物，这一点又有其独特的长处。因此，网络文学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吸取历史经验：(1)真谛或许是绝名言相的。网络文学“码字”的数量未必与其内容的真理性成正比，其覆盖范围广不等于“放之四海而皆准”。(2)表情符再生动也仅仅是真实表情的替代品，它的感染力赶不上千变万化、切合情境的真实表情。(3)用笔书写的动觉记忆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具备重要意义，并非键盘、鼠标、触摸屏等所能取代。网络打印出来的情诗也比不上手写的动人。(4)印刷品所代表的标准化是提高生产效率与阅读速度的重要条件。它们的保存业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检验，远非短命的数码载体所可比。如果要为文学确立经典，还是诉诸印刷出版物可靠。(5)计算机本来就有模拟型和数字型的分别。数字计算机虽然独步一时，焉知模拟计算机不会后来居上？
二、 九脉：传播要素与网络文学的定位
文学要发挥自己的功能，离开传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传播要素可以作为参照系替网络文学定位提供依据。这些要素好比不同文学传统共有的幂姆，构成了其文化基型。至于各种文学传统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则是其文化显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网络文学种种有别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特性，或者因网络媒体及相关服务的属性直接延伸而形成，或者是网络化生存的体验使然，或者是由于网络时代整体氛围的陶染所致。依据笔者所提出的传播要素原理，对网络文学这个“宁馨儿”的相关分析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
传播的社会层面。它由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及作为其纽带的传播中介构成，与之相关的文学传统涉及作者身分、作者认同、自我意识、师法对象、描写对象、奉献对象、文学把关人、文学出版商、文学同行组织等诸多要素。
在传播主体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作者的主要身份是臣民(帝王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在登基之前也是臣民，在登基之后则将别人当成臣民)，现代文学作者的主要身份是公民，网络文学作者的主要身分是网民。臣民服从皇权或王权，公民服从法律或法制。公民具备与其真实身分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网民则力求享受虚拟身份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好处。当然，网民在现实世界中仍然是公民，必须在法制范围内活动；某些网民在心理世界中仍然是臣民，也可能是皇权、王权的觊觎者。这样说的目的在于强调臣民、公民与网民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尽管如此，网民身份与网文写作之间的特殊关系，无疑应当成为网络文学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相关研究完全可以借鉴网络社会学、网络心理学、网络经济学等方面的成果。
在传播对象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置身于以熟人为主的社会网络，相应群体的形成是按照差序格局由熟人扩大到陌生人的结果。换言之，古典文学作者首先向熟人(师法对象)学习写作、将熟人(描写对象)当成生活原型、为熟人(奉献对象)写作。相关作品在陌生人圈子中的流传，是上述首发过程的延伸。我国现代文学从整体上说立足于以陌生人为主要对象的大众媒体，但差序格局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就是说：现代文学作家向报刊或出版机构投稿，必须考虑自己的作品和素昧平生的读者(公众)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作家可能和编者(甚至是和某些读者)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熟人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作为基础去拓展和陌生人的联系。相比之下，我国网络文学群体从整体上说是按照反差序格局形成的，这一点在围绕商业性文学网站所进行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至于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所存在的具备某种文学意义上的活动，更多地受到熟人文化的影响。网络媒体从整体上培养了人们与作为虚拟对象的用户交往的习惯与技能。在网络终端或手机上，这些用户既可能以音视频、文字代码或图标性化身的形态呈现，又可能是只有通过专门软件检测才能发现的窥视者、潜入者。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身体认知的熟人或陌生人，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也可能是陌生的熟悉者。他们没有确定的身体可充当认知或交互的依据，却有符号化的言谈举止或行为影响证实其存在。网络文学首先就是为这样的用户而接受的。他们也可能作为原型而转变成创作素材，或者作为“大虾”而对“菜鸟”加以引导。
在传播中介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以皇家(王室)典藏所代表的官媒为主导，现代文学以报社、刊物编辑部、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所代表的商媒为主导，网络文学以运营商(多数是国有企业)、内容提供商(多数是私营企业)等所代表的网媒为主导。古典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得益于接触皇家(王室)典藏，至少是接触了其复制品。正因为如此，与上述典藏相关的守护者、整理者、诠释者往往有条件成为维护和延续古典文学传统的关键人物(这当然不是说私人图书馆就没有其贡献，也不是说只能靠借书来学习的寒士就无法成才)。在现代社会中，皇家(王室)典藏所占有的地位被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所取代。伴随大众媒体而成长起来的编辑成为文学流通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可能是热心育苗的园丁，也可能是一丝不苟的把关人。文学同行组织肩负起维持作者合法权益、沟通社会读者需求等使命。如果看不到他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难以撰著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编辑群体与同行组织仍然在网络文学流通中发挥一定功能(至少对主流网站是如此)。不过，社交网络提供了让用户进行直接交往的诸多便利，即写即发、即收即转已是司空见惯，虚拟社区成为文学爱好者自愿加入的聚居地。如果说这种形态的文学流通仍然离不开中介的话，那么，网络技术支撑方无疑应当书上一笔。
传播的产品层面。它由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及作为其统一的传播本体构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学传统涉及文学材料、文学工具、文学平台、文学题材、文学主题、文学情节、文学体裁、文学类型、文学结构等要素。
在传播手段的意义上，网络文学拥抱信息科技，不仅将信息科技当成信息处理设备、作品发布平台的保障，而且将它视为引领自身发展的驱力。我们当然可以将纸笔当成工具、将写作视为技术、因此认为我国古典文学传统本来就包含了重视技术的观念，也可以将五四时期的“赛先生”视为当代信息科技的前导、因此认为我国现代文学传统本来就具备重视科学的成分。不过，我国古典文学在创作实践中并不存在像网络文学那么明显的对复杂设备的依赖性，因此在传统观念中也不存在像网络文学那么自觉地利用新科技、新平台、新服务的倾向。现代文学若从传播角度看应当以依托电影、广播、电视的电子化为大趋势，但多数作家仍是为纸媒写作，因此游离于电子科技之外。至于网络文学多媒体化的倾向，正是以信息科技新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为依据的。计算机与嵌入式设备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手段。必须看到的另一种情况是：我国各时代的主导文学形态都有相对应的媒体科技。这些媒体科技可能因为新的信息革命的爆发而转化为无用的“过时皇历”或有用的大众素养。新的媒体科技可能以其魅力而在文学领域吸引一批批追随者，就像我们在“触电”现象所看到的那样。不过，新的媒体科技也可能引发人们因文学惯例被改变、人文精神受冲击、思维定势遭挑战而产生的担忧，这一点对网络文学同样是适用的。
在传播内容的意义上，我国古典文学素有言志、缘情的传统，创作冲动主要来自个人体验或应酬需要。虽然不无掩饰、美化、揭密等成分，但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隐私观念。现代文学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再现、典型等观念的熏陶，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它是以市民社会为背景、大众媒体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文学内容经常取材于公共话题，当然也可能向公共话题转变。商业化炒作流行，隐私成为卖点，这是和电视中的真人秀并行不悖的。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看好在线生活，不仅利用信息基础设施完成从收集素材、构思情节、发布作品、获得反馈、实现价值的全过程，而且将虚拟世界中所养成的思维定势当成观察生活、回顾历史、发挥想象的重要根据。相比于同时代的纸质文学、电子文学而言，网络文学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利用新媒体容量巨大(不受书号、刊号、片号及传统媒体篇幅等限制)的优势，发挥利用计算机辅助写作的长处，通过排行榜、点击率等激励写手的热情，驰骋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生产各种各样的巨作，希望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公共话题、赢得进一步关注；二是依托新媒体即时交互的条件，捕获各种切合情境的音像素材，通过朋友圈、粉丝群等维系情感，生产各种各样的微作，自我暴露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在传播本体的意义上，网络文学将非物质性当成其作品的特色，重视跨媒体流动性。对我国古典文学而言，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的结合主要体现于具备本真性的手稿和可以大批量复制的印刷品，即纸质文本。由于纸质媒体的限制，不同作品之间虽然存在观念上的互文性，但无法实现彼此分割的文本单位的自动跳转。不论是说“学富五车”，还是说“著作等身”，都暗含了厚重之类物质性涵义。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而言，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的结合增加了新的可能性，即诉诸基于电子技术、可通过电磁波传送的电子媒体。纸质版的作品改编成为电子版的广播影视之后，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呈现为时段、体裁等编排的节目、栏目组合。不过，数码化之前的电子媒体普遍缺乏交互性。不论是说“广播呆子”，还是说“沙发土豆”，都蕴含了电子媒体所输出的轻盈信息流有使人们变得被动的寓意。相比之下，对于网络文学而言，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的结合可以依托超文本链接、超媒体通信等实现，在用户主导的信息加工中进行远程交互，甚至自由转变其形态。数码媒体所输出的在线信息流可以空间化，方便地进行点播。不仅如此，网络文学和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装置艺术等之间的渗透日益频繁。
传播的运营层面。它由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及作为其整合的传播机制构成。与之对应的文学传统涉及文学技巧、文学手法、文学风格、文学自由、文学规范、文学功能、文学起源、文学发展、文学归宿等问题。
就传播方式而言，我国不同时代文学至少有一点隐然相通，即驾驭语言以传情达意。古典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为著文以求不朽的意识，而且表现为现实与想象的区分(这是有意虚构的条件)。虽然也有过群体性文学活动，但个人神思仍是艺术创作与鉴赏的主要凭依。现代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意识，而且表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分(这明显是受了西方创作方法观念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产业化的推进，不论创作者或鉴赏者都变成产业链上的环节，文学生产主要以社会化加工的方式进行，旨在满足大众精神消费的需要。网络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为发掘媒体服务之艺术潜能的意识，而且表现为形象与类像的区分(这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有关)。如果说信息社会的数码制造以大批量个性化生产超越工业社会的机械制造的话，那么，网络文学的成功诀窍有一点就是类像生产、信息定制、协同过滤等要素的有机结合。类像不同于形象，其立足之地不在于现实生活，而在于赛伯世界。它固然源于批量生产(因而往往是公式化、重复性、肤浅感的)，但若能实现个性化定制、通过网站与引擎有针对性的推送，那么，在消费社会中还是很受欢迎的。
就传播环境而言，我国不同时代文学都有追求精神自由的传统(虽然对精神自由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未必一致)。相比之下，古典文学作家更多地是在服从威权性、本原性的“天”、“道”及其人格化身、制度化身的前提下思考精神自由的，礼法作为文学规范而起作用；现代文学作家更多地接受西方人本主义观念，尊崇“德先生”与“赛先生”，结合社会的法制化、民族的救亡图存等需要来考虑精神自由；当代网络文学作家更多地结合科学幻想、后人文主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来实现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除此之外，应当看到：网络文学是依托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而发展的文学。它主要存在于赛伯空间，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颇有区别，曾以实现创作自由相标榜。不过，在世界范围内，强力部门对于赛伯空间的管控日益严密，加上全球监视空前盛行等因素，网络文学的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就传播机制而言，我国古典文学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但其要旨是道统、血统与文统的延续性(纵向传播)。为了维护“统”的纯洁，必须有排斥或批判异己的观念和举措；为了摆脱“统”的危机、寻求复壮的可能性，又必须关注思想文化上的开放和兼容。科举制一度相对成功地解决了观念上“统”的一致性和人事上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矛盾。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上述机制寿终正寝。我国现代文学是以西方教育观念影响下的院校教育(广义，不单单指文学系)为主要人才培养途径而发展起来的，“美”(作为与“真”、“善”的统一)成为支配文学教育的基本观念，正如“美的文学”成为支配文学实践的基本宗旨那样。在原先的“统”发生断裂的同时，作为横向传播的中西交流受到空前重视。相比之下，我国网络文学虽然不无远绍传统的成分，但将自学成才视为比院校教育更有效的途径，将“另类”(alternative)作为艺术创新的不二法门，从另辟蹊径、剑走偏锋的斜向传播中赢得机遇。这种取向既有本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游戏人生的态度的痕迹，又与西方后现代文化不无投契之处，更重要的是与网络文化的整体氛围相适应。
传播诸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融合，在具体时空中形成相对完整的传播情境，在历史演变中促进传播生态的起伏变迁。从传播要素对网络文学定位所进行的考察既说明了我国文学传统的复杂构成、传统文学的复杂涵义，又说明了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到网络文学的多条演变线索。就主导面而言，我国古典文学是在迈进文明时代之后形成与发展的，存在这样的传统(并非唯一，下同)：以臣民为文学主体、以熟人为文学对象、以皇家(王室)典藏者为文学中介，以纸笔为文学手段、以情志为文学内容、以文本为文学本体，以个人神思为文学方式、以礼法为文学环境、以循道为文学机制。现代文学在中西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为西方“美的文学”观念所濡染，重视创造力、创作个性，另一方面又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和电子媒体密切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文学传统的叛逆者。它存在这样的传统：以公民为文学主体、以公众为文学对象、以公共机构为文学中介，以电子设备为(新的)文学手段、以公共话题为文学内容(间或将个人隐私当成卖点)、以节目(或栏目)为文学本体，以社会化加工为文学方式、以法制为文学环境、以趋美为文学机制。网络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现代文学传统的叛逆者，具有泛文学、泛艺术色彩。它存在这样的传统：以网民为文学主体、以用户为文学对象、以网站经营者为文学中介，以计算机及嵌入性设备为文学手段、以数字化生存为文学内容、以在线信息流为文学本体，以大批量个性化生产为文学方式、以赛伯世界为文学环境、以另类化为文学机制。我们要充分认识网络文学这个“宁馨儿”的风姿，不仅要阅读相关作品，而且要透过作品看到它们赖以产生的传播情境、文化基因和文学传统。这正是上述“九脉”说的用武之地。
三、 归属：世界格局与网络文学的定位
网络文学并非我国所特有，也非我国所发明，但却在我国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繁荣。要比较准确、科学、全面地为网络文学加以定位，不能不进而探讨它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精神产品，我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是多元共生的，包含了不同的主题、体裁、语种、风格和价值取向，堪称多姿多彩。尽管如此，由于汉民族是主体民族、儒家长期在汉族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等原因，我国古典文学在总体上受儒家“六艺”为本的观念影响，重视道统。虽有童心说、性灵说之类见解，但不是主流。我国现代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先的看法，中国的族群身份问题至少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是不重要的，从属于文化身份问题。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民族”观念得到刷新与重生，“少数民族文学”则作为对抗帝制时代的边缘、底层与异质性因素得到张扬，在全球性的各种势力博弈之中，它在诞生的同时，也就纳入到国族叙事的话语之中(2012)。[1]时至今日，正如暨南大学姚新勇所说，网络的普及提供了展开相对自由对话的平台，
为多民族“知识- 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创造了契机(2008)。[2]《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马季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网络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民族地区和网络接轨已成为事实，少数民族文学正在步入网络时代(2009)；[3]文学网站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新平台(2011)。[4]
每个经历了重大社会变迁的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时代划分，并可能由此而形成相应的“传统文学”观念。后者可能是指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文学，也可能是指并非新近流行的文学，或者是有明显发展脉络的文学。在我国，如果不加以特别说明，所谓“传统文学”主要是对于汉族而言的。至迟从本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就在这一意义上致力于探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5]当时，网络文学问世不久，其外延和内涵的模糊是可想而知的。与之相对应的“传统文学”经常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有时不加定义，有时甚至就是指网络文学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学形式。在其后的发展中，网络文学不仅数量日增，而且产生了某些比较有特色的作品。这样，围绕“传统”问题对网络文学定位进行探讨趋于深入。例如，华南师范大学陈立群指出：网络文学对古典文学颠覆、恶搞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严肃认真的学习、肯定性的模仿、有意识的资源利用，既表现为语言沿袭、行文仿作、意象和情境的化用，又表现为审美性认同。他又指出：网络文学中的“古典”是网络写手营造的幻象，是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扭曲、异化和割裂(2007)。[6]南京师范大学宋秋敏在论及网络文学与古典诗词的关系时，既延续了陈立群的前一观点，又谈到与陈立群后一观点相反相成的方面，即网络文学中频繁运用古诗词有助于提高青少年与网络作者的文化品味，丰富网络文学创作内容，并保持民族艺术的独立性(2012)。[7]对于网络文学所起的历史作用，学术界存在迥然有别的评价。例如，周口师范学院付静从否定的角度认为：网络文学属于快餐文化、解构了传统思维方式，讲究轻松随意、解构了经典作品的深度阅读模式，突出娱乐功能、解构了注重家国功能的文学价值观(2011)。[8]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钧则从肯定的角度认为：“网络文学在形式、内容和审美追求三方面呈现出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新质，缝合了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罅隙，破除了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思维定势，确立了以市民文化为主流、以新传媒革命为界标的后现代艺术的牢固地，也标志着融个性与民主、自由与开放、娱乐与审美于一体的后现代文学精神的诞生。”(2012)[9]将网络文学的精神实质归结于后现代，这明显是将它纳入西方当代文化总体格局来把握了。类似观点在网络文学评论中是很常见的。它表明：对于网络文学(即使只是指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可以从本国、本民族的文学史、文学传统或文学精神中寻求定位，而且也可以从他国、他民族的文学史、文学传统或文学精神(如由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演变)中寻求定位，这正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当然，正如全球化始终是相对于反全球化而存在的那样，强调网络文学的国别性、民族性、本土性代表了另一种取向的定位。这正说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面临的矛盾。
国家观念的演变和传播史、媒介史存在密切关系。在远古，随着源于生物适应性的表情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源于文化适应性的语言所取代，形成了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各种不同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在古代，由贵族执掌权柄的国家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强力机关，成文史、成文法堪称事关国运。在近代，以代议制为特色的国家在西方后来居上，印刷媒体不论对于国家机关的统合、国家意志的贯彻或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它也是国民参政议政、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渠道。在现代，民族国家虽然是国际舞台的主角，但各种国际共同体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论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电子媒体都是国际交流、国际博弈的平台。在当代，与“地球村”相适应的全球治理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文学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远古无所谓国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10]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是现今中国地理区划内的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文学。在古代，国家观念开始支配人们的创作，早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学作品中逐渐得到表现(虽然那时的国家和今天颇有区别)。近代以来，伴随中西交流的进展，人们开始在比较广阔的视野中思考我国文学传统的特色与要旨，比较不同国别文学的异同，正视流散、殖民化等影响。现代以来，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逐渐在文学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至于当代，在后殖民主义、跨国主义、世界主义、普世主义等观念影响日增的同时，我国将从自身实际出发的“中国特色”当成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重要范畴。
和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一样，我国网络文学在起源上可以追溯到对于母语、家乡、祖国的热爱(表现于早期留学生创作等)。所不同的是：(1)网络文学除自然语言层面之外另有以“技术性世界语”(编程语言、网络协议等)写成的层面，因此除母语文学传统之外还有跨文化的技术传统。(2)网络文学从人的角度看有国别，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看没有国别。虽然根服务器分布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但互联网在整体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因此，作品一旦在互联网公开，就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3)网络文学从文学的角度看可以帮助人们抒发或纾解乡愁，从网络的角度看却加剧或强化了人的乡愁——我们日益迷恋于虚拟世界，淡化了现实关怀。
网络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如果说它仍存在不同流别、分支或类型的话，那么，语言因素对其划分所起的作用远比国别因素、民族因素更为显著。更准确地说，只有透过语言差异，才能进而比较准确地把握网络文学的国别差异和民族差异。这一点其实对于我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也是基本成立的。所不同的是：作为整体的网络文学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世界文学的理念。网络文学的写手有条件借助信息化平台使其作品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不同国家，网络文学的读者有条件通过信息化平台接触其他国家的作品，作为网络文学之中介的文学网站有条件成为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枢纽；网络文学的信息化平台是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文学的热点问题和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息息相关，网络文学的资源建设立足于全球性信息共享；网络文学所热衷的互动超越了国别、民族与语言的差异，网络文学所受到的制约、所发挥的作用也只有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矛盾的角度才能充分进行宏观把握，网络文学发展的前景与取向则和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密不可分。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之类命题的价值。实际上，目前更有意义的是其逆命题，即“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能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学、文化或价值理念，就越能彰显本民族文学、文化或价值观念的活力与贡献。因此，我们探讨网络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着眼点不应局限于本国、本民族文学传统的一脉相承，而且应当扩展到不同文学传统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彼此交汇。
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与国别、民族相联系的网络文学不仅作为它自身而存在，而且可能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表征而发挥作用，对内建构其成员共享的精神文化，对外塑造相应共同体的形象，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认知与交互的根据之一。正因为如此，倘若中国这只醒来的狮子是可爱的狮子，那么，我国网络文学这个宁馨儿应当是可爱的宁馨儿。经过这些年的成长，我国网络文学渐渐脱却稚气，显示老成，我们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作为世界性现象的网络文学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手，同时还是全球化所面临的种种矛盾与困境的写照。它既寄寓了时代精神，同时又被视为文学前景的代表。它既体现了文学之变易(不同于先前的文学形态)，又体现了文学不易(在新的环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变易与不易之统一正好是文学传统之要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化与非传统化是文学发展所固有的一对矛盾。传统化意味着文学权威的形成、文学范作的推崇、文学惯例的确立，反传统化则意味着文学权威的消解、文学范作的贬抑、文学惯例的崩溃。这对矛盾有可能在局部范围内起作用，也可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导致文学范式的转换。网络文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仍然经历了传统化和非传统化的历程，信息科技的推陈出新、商业机制的大浪淘沙、学术批评的激浊扬清、全球交流的风生水起为此推波助澜。网络文学是否正在形成自己的传统？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网络文学是否正在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批判？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我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仍然保持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既不断进行经典化、又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网络文学。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1)网络文学规模之大、传播之快、类型之多、作品之丰，早就到了单靠个人努力无法穷尽的地步。因此，任何对它所下的论断都难以避免片面性。(2)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看法都受到自身需要、立场和视野等因素的制约。就此而言，商家希望造就的网络文学，政府希望养成的网络文学，学者希望印证的网络文学，用户希望看到的网络文学，写手希望创作的网络文学，其实很有可能是大相径庭的。(3)网络文学本身也在变革当中，这是和网络媒体的社会定位相适应的，每每令人觉今是而昨非。例如，网络媒体曾被当成走向自由王国的福音，如今却日益暴露出作为社会监视利器的一面。网络文学曾被当成个人情思的自由抒发的天地，如今却却日益暴露出为寡头逐利而左右的一面。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值得追踪考察。正如欧阳友权所说，“网络文学用新的技术逻辑解构传统的价值理念，重塑自己新的意义模式。但这一‘新民间文学’所张扬的平庸崇拜颠覆了价值原点的崇高与经典；‘自娱娱人’的功能选择可能误导写作者放弃主体承担，淡忘应有的文学责任；
资本权力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功利导向，可能消弥文学本该有的人文品格，造成文学的‘非文学性’。网络文学对价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们认识和调适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11]
[1] 刘大先：《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69-75页。
[2] 姚新勇：《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225页。
[3] 马季：《网络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民族》2009年第1期，第64-66页。参阅马季：《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5-119页。
[4] 马季：《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第45-48页。
[5] 金萝兰：《交锋与融合——关于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思索》，《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42页；裴玉成《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24-26页。
[6] 陈立群：《网络文学中的古典文学传统》，《文艺评论》2007年第3期，第49-53页。
[7] 宋秋敏《论古典诗词在网络文学中的“品牌效应”与实用价值》，《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2期，第83-87页。
[8] 付静《网络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缺失原因探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2-14页。
[9] 李钧：《自我启蒙·多元并存·面向世界——为网络文学辩护》，《东方论坛》2012年第2期，第46-50页。
[10] [南北朝]萧统：《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五“七下”《七命》注引尧时之歌，四部丛刊景宋本，第1144页。
[11]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及其自逆式消解》，《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0期，第67－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