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走向对话和协商的网络文学批评

何平在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发言

　　如果把批评活动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意识到媒介的日新月异必然会改变批评的观念、对象、方式、修辞以及文体，当然也包括批评参与者的人员构成。因此，谈论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或者在网络进行文学批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搞清楚网络上发生的文学活动与传统的文学活动的差异。网络写作的逐日更新表面看和传统纸媒的连载没有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许多优秀小说，比如《阿Q正传》等一开始都在在报刊上连载的，但在报刊连载的状态下，要对已经揭载的部分进行及时的批评是难以实现的，而这个“时间差”正是网络批评的优势和魅力所在。在网络环境下，文学的创作发表与批评几乎是同时到场的，不同文学观点的交锋也随时可以发生。从目前的网络文学创作看，无论是私人博客，还是专业文学网站、读书频道以及图书电商都为阅读者预留了发布批评表达看法的功能区。在这个功能区，读者不仅仅可以“点赞”，也可以发表或长或短的批评文字。和网络相比，传统纸媒的读者反应不仅迟滞，而且也只有纸媒愿意接纳读者的反应才能得以呈现出来。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就会发现，“读者来信”是许多重要文学刊物的基本构成单元。一定意义上，“读者来信”已经发展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重要文学批评样式。通过这种样式，普通读者得以参与到文学生产的活动中。但普通读者的文学批评活动参与到文学生产在纸媒时代是很有限的。这一方面因为类似于《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5号那样以“特别征文”的方式征集“对于本刊创作《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很少见；另一方面即便普通读者按照《人民文学》在1950年“稿约”写出了“对本刊的批评，意见”如果要发表往往会被期刊的编辑者“摘录”或“删略”；进而，如果要让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批评观点进行对话性交流也只能依靠编辑们的“组织”。“摘录”、“删略”、“组织”实现的批评结果往往是编辑意图，参与批评的读者本身难以完整呈现自己的批评风貌。

　　文学阅读作为一个民族国民重要的精神活动，其重要性应该不亚于国民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参与。整体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当然应该包含文学批评活动。普通读者的文学批评活动在非网络环境下很难展开。因而，网络带来的更大的变化不只是写作方式，还有阅读和批评方式。网络使得国民广泛参与到文学生产成为可能。这些年，我们议论政治领域的参与多，而谈论公民文学阅读活动中的参与似乎却很少。仅仅以文学阅读和批评为例子，阅读和言说当然不只是以少数文学期刊和学术刊物为核心，由少数专业读者参与的批评和研究。今天，甚至还要在已经局限的精英阅读活动中区分出资历和等级——言说者和言说对象的社会和学术地位决定了言说的实现程度。同样，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并没有充分地回应当下文学的新格局。我们现在谈的经典化和文学史建构，基本上是“五四”之后建立起来的以作家、专业批评家和编辑家为中心的一种经典化和文学史建构的方式。但是今天的整个文学观、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制度以及文学结构已经完全呈现与“五四”新文学之初差异的状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再用“五四”之后建立起来的“文学法则”去进行当下文学的经典化，有没有效了？跟我现在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密切相关。近几年我除了对所谓的精英的、纯的、雅的文学关注之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这些之外”的文学存在。精英的、纯的、雅的文学往往被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当然我们的文学史也会关注不精英的、不纯的、不雅的文学，不过更多只是一种点缀和陪衬而已，借此来显示文学视野的开阔和文学趣味的多元。比如我们研究当下中国文学，我们所下的判断，依据的常常就是《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作家》等可数的几个刊物。我不否认这些刊物集中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家，但这肯定不是当下中国文学的全部，或者只是文学金字塔的塔尖。如果我们做一个当下文学生态的田野调查，仅仅看刊物，大量的所谓的“小”刊物、“地方性”刊物、“民间”刊物、“新出”刊物、“非文学”期刊的文学单元就很少被纳入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再比如说网络文学谈论很多，但是我发现现在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网络文学生产方式上面，对于网络文学中有影响力的作品几乎没有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进行文本细读。像“我吃西红柿”这样的网络作家，他的作品在互联网上有1个多亿的点击，对他这样的作品，我们说好，还是说坏？我们说好说坏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文本细读，我们如何去说好说坏？这都是问题。那么如果要文本细读，现在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依据怎样的标准作出判断呢？专业批评家对网络作家的“不作为”、“不专业”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常态。

　　与此恰成对比的是普通读者在网络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却相当活跃，他们阅读着且热烈地参与其间，按照文化学者的研究：“德赛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对文学禁猎区的僭越性袭击，仅仅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有愉悦的东西：‘读者远不是作者……读者是旅行家；他们在属于别人的领地上漫游，像游牧民族，在不是自己书写的领域一路盗取，将埃及的财富夺来自己享用’。德赛都的‘盗猎’比喻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亨利·詹姆斯：《“干点正事吧！”——粉丝、盗猎者、游牧民》)今天，这场“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网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媒介消费的模式因一系列新媒介技术而遭到了深刻的转变。这些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参与性文化指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出的消费主义的新样式。”“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还帮助打破了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网络(Net)为媒介内容的公共讨论开辟了新的空间，互联网(Web)也成为草根文化的重要展示性窗口。”(亨利·詹姆斯：《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学》)这也是当下中国文学的现实，至少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以博客、微博、、论坛为代表的网络平台正在部分地实现普通读者参与到文学批评活动。仅就我对天涯、豆瓣、当当、百度贴吧等的观察，即使往小处说，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是一种新批评模式的诞生。显然，普通读者正在凭藉新技术，在专业读者垄断批评的世袭领地之外开辟出自由言说和表达的天地。有一种偏见，以为网络上广泛谈论的只是所谓的网络上写作的通俗文学，事实却是即便是纸媒发表和出版的所谓纯文学在网络上也有可能成为讨论的热点，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新世纪登场的阿乙、冯唐、廖一梅、李海鹏、苗炜这些“70后”新作家在网络空间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豆瓣读书”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悲观主义的花朵》《琥珀》和《恋爱的犀牛》都有一万以上的评价。应该看到，除了他们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字被挪移、张贴过来，很少有专业批评家主动、直接地介入到“豆瓣读书”的实时、互动的评论。但我们是不是因为专业评论家的缺失，就据此认为“豆瓣读书”的文学批评是无意义的？还是确实已经是“批评在民间”了？

　　十余年快速发展的传媒形势，直接催生了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成长和评价模式，以及他们完全不同的写作趣味，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放置在其中考察，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小说之外的其他文类，其复杂性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今天的批评界依然固守着传统文学期刊和图书出版的作家成长模式观察这一已经“巨变”的文学时代，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那些想象还成立吗？

　　去网络文学批评，是对今天中国批评界的期许。对于当下的那些专业批评家而言肯定不是一个技术壁垒的问题，而是专业批评家能不能正视今天的文学生产新变，迅速地抵达网络现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们一面指责普通读者沦为“点赞手”，另一面却放不下身段去下比“点赞”更多的批评功夫。他们也看不到对中国文学最及时有效的批评已经不是在传统的文学期刊和专业批评刊物，而是在“豆瓣”的一个个小组。去网络文学批评，专业读者之间，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在新媒体的网络平台，在豆瓣、天涯、当当、百度贴吧，在博客、微博、微信、论坛发声。当下中国的网络环境下，我们断言普通读者可以绕开、抛弃专业读者的世袭领地在网络上筑造自由言说的王国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有理由期望专业文学批评从“豆瓣读书”中获得启发。事实上，类似的阅读和批评在博客、开放的论坛和个人网站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纸媒的文学批评日趋学院化、精细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评价这种网络“私媒体”的阅读和批评机制，暂时也许难下决断，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网络上发生的阅读和批评孕育着一种走向对话和协商的新批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