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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阳子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去年五月，中国有名的女作家梅娘去世。我为了追悼她，最近翻译了她早期所作的一篇短篇小说《侨民》。
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即“满洲国”。“伪满”时期，在那严峻的历史背景下，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几个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之中，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沦陷期”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生存痕迹。
我为什么要研究“伪满”时期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呢？
我总觉得历史的叙述是无情的，它往往删掉了个人生存的真实。而我想文学的任务就应该是从历史的皱襞里挖掘出每个人生存的真实，给历史的叙述添加血肉，使它更加丰富起来，同时加以纠正，使它得以公正。
所以，我认为出生在“伪满”的日本人的“我”应该研究“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女作家的文学。那些女作家们不但处在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压迫之下，同时也处在以男人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的压迫之下。她们在双层的压迫之下发出声音来，那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日本人应该好好去听她们的诉说，要更深地去理解我们自己的“近代”(modernity)历史。
我具体地开始研究她们的文学，是有这么一个契机。1991年9月，我参加了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梅娘和但娣(即田琳)。在会上但娣带一些悲愤的语气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概不提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难道当时在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文学，全部都是汉奸文学吗？”她甚至于说：“这是对我们沦陷时期的作家的侮辱！”听着她们那些被遗忘的作家的诉说，来自日本的我深切地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后果之大：即改变了很多东北作家的命运，而且夺去了他们的创作生命。
回日本以后，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研究沦陷时期的中国文学。这不单单是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的反抗和苦恼，而且通过那个时代的研究，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近代化”过程。她们的文学是反照我们历史的一面镜子。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细读她们的作品。梅娘、但娣，还有吴瑛，她们都和日本的文学界关系比较密切。尤其是梅娘，她的长篇小说《蟹》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得过大奖，不过她并没有失去中国作家的尊严与矜持。
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介绍我刚翻译的短篇小说《侨民》，以证明梅娘从沦陷早期开始一直保持着对殖民地的批判的眼光和“被殖民者”的痛切的自觉。
梅娘是“伪满”时期一个东北富家的女儿，但母亲是小妾而且早逝，她没有尝受到母爱，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她受了教育，开始写小说。出了一本书，走上文坛，便与一个留日学生刘龙光认识而结婚了。1938年，日本的华文刊物《华文大阪每日》录取刘龙光当记者，梅娘也和她丈夫同来日本，住在大阪。
他们来日一年多，当时活跃在日本文坛的一个日本作家久米正雄(即策划《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之中心人物)创作小说《白兰之歌》，在《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其内容是一个日本铁路工程师和“满洲姑娘”的恋爱故事。因当时日本社会充满一片“向大陆雄飞”的气氛，所以这篇小说很受欢迎，还没有写完就开始拍电影。男主角是当时最有名的电影明星长谷川一夫，女主角是“伪满”的女明星李香兰，曾经轰动一时。
刚在“伪满”有了点名气的梅娘，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她亲自对作者久米正雄表示自己愿意翻译这篇小说。久米同意了。这样，梅娘从1939年11月28日开始在“伪满”报纸《大同报》上连载《白兰之歌》的翻译。她跟随着原著者在日本报纸上的连载而逐次把它翻成中文，刊登在《大同报》上。
很遗憾的是这篇小说毫无对中国人的尊敬。这篇小说里散见着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妇女的歧视。通过原文和译文的对比，我们能够想像出译者梅娘的困惑与苦恼，甚至愤怒。
因那时她肯定还缺乏对日本文化的深厚理解，日语的水平也还不高，译文有很多错误。但我注意到，有些地方也许是她故意翻错，故意脱落，或者故意没翻出来。《白兰之歌》的翻译，对于“伪满”的作家梅娘，不外乎是一个受屈辱的经验，但可以说从此她清醒了。
中国人谁都知道日本关东军确是一种“暴力”。但也许很多东北的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所谓“文人”，也许怀着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日本文化，自古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日本的文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尊敬。可是《白兰之歌》的翻译，彻底打破了梅娘对于日本文人怀抱的幻想。
当时除了翻译《白兰之歌》以外，梅娘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收在194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二代》(益知书店)里。
这里可以说没有一篇是歌颂“日满亲善”的小说。相反地，她写出来的是“被殖民者”的痛苦和悲惨。以下介绍的《侨民》是她在翻译《白兰之歌》之后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侨民”是指“异乡之人”，当时具体指在日本本土的朝鲜人。］这篇小说是1941年，梅娘在《新满洲》(第3卷第6号)上发表的，但其构思可能始于她在日本的时候。
小说的女主人公让读者很容易想到来自“伪满”的中国女青年。小说通过一个在日本工作的“满人”姑娘的视角描写出一个日常生活里的“殖民地风景”。她不得不正视镶嵌在日常生活里的这个风景，而且不得不把这些风景深藏在自己的内部而生活下去。
一个天气阴沉的星期六下午，主人公乘上从大阪至神户的列车时，有一对朝鲜人夫妻给她让座。她很奇怪，为什么给我让座？也许因为我是女人？她偷偷地观察这对夫妻，一直到神户。主人公从在电车里擦肩而过的这对朝鲜人夫妻(和她同样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侨民)那里得到触发，开始寻找锁在自己意识之下的模糊不清的压抑之由来。
梅娘在这篇小说里，巧妙地把日常生活里的“殖民地风景”展示给读者。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吧：
“也许，我身边没有另外的女性，刚上车的时候，曾有两位艳装的姑娘和我站在同一的地方。但他们都用细白的手帕掩着嘴走到车那端的穿着漂亮的衣裳的人们之中去了。”［下线为发言者所引］
对于常食大蒜的朝鲜人或“满人”，日本人认为“臭”，并把这种生活习惯的不同，等同于民族优劣的标志，而加以歧视。通过这一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梅娘不动声色地指出了所谓“五族协和”这一口号的可疑。
这种感悟，也许最先是源于《白兰之歌》的翻译工作吧。在《白兰之歌》原作连载第89回中有一个场面是，“满洲姑娘”雪香一头扑向尚在犹豫的日本青年工程师的怀里，不顾一切地向他倾诉自己的一腔纯情。在这两人感情高潮的场面，原著者让雪香说了这样一句台词：
“为什么？难道我的嘴里还有大蒜味儿吗？……我的嘴唇有那么脏吗？”
是否可以推想，《侨民》中上述的描写是与《白兰之歌》中“大蒜”这个情节有关的呢？
通过翻译这部对于“满洲国”的中国人来说只是一大屈辱的小说，梅娘认清了“日满亲善”、“五族协和”不过是一派虚妄之言。
1999年，中国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7卷)，自此，包括“满洲国”的沦陷区文学才得以用其充满苦涩的语言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空白。编者钱理群教授所撰写的总序《言与不言之间》提出了研究沦陷区文学的基本视角，耐人寻味。他强调研究沦陷区文学的人必须从“设身处地”的理解开始。他引用了“满洲国”作家李季疯的文章“言与不言”，接着写道：
“沦陷区作家更要具体地考虑：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什么是自己想说而不能说的话；什么是别人(当局)要自己说自己又不想说的话；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以及什么样的方式去说。”
梅娘有她想要说的话。她用虚构的方式，把日常生活里常见的“殖民地风景”刻印在她的小说里。
另外，梅娘通过女主人公的幻想而巧妙地指出：“被殖民者”往往把“殖民者”的歧视话语(discourse)内在化而分断自己人。
对梅娘而言，那“姑且安心于做奴隶”(鲁迅)的“侨民”很有可能成为她自身的写照。小说里那一直小心翼翼地看着丈夫行事的可怜妻子也可能将是自己的影子。我们知道，压在女主人公心口的并不是那阴沉低垂的天空，而是那丧失了自我认同的生存之抑郁。
我以为，这一篇短篇小说里包含了解读梅娘文学的关键线索。一个是她潜意识中对父亲(男性)的忿怨而引起的对于“性别歧视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的怀疑。还有一个是日常生活里的“殖民地经验”。也许《侨民》是她整个文学的原型。
我们通过梅娘以及但娣、吴瑛等“伪满”时期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也许能够更深地认识殖民地的隐形暴力，并能够进一步地加深我们跟历史的对话。
岸阳子(Ando Yoko)
女，现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鲁迅的《关于知识阶层》、楼适夷的《致裘沙同志的信》、冯牧的《阳光在北京苏醒》、陈建功的《庄子》、《盖棺》、《丹凤眼》、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贾平凹的《王满堂-流逝的故事之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