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成：“讲故事”的国度--中国

金泰成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能源之一是“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传统。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度，人与人的历史这两种资源形成巨大的“讲故事”的传统，给中国文学提供溢彩多姿的营养和能量。人多当然等于故事多。中国“讲故事”的传统主要源于古代所谓“俗文学”，尤其来自元、明、清时代的戏曲、说唱、小说等。不过这种“讲故事”传统与西方的叙事传统有所不同，比如在西方人的眼里，所谓“四大奇书”之一的《三国演义》不够当成小说。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哈拂大学教授约翰·毕索(John L. Bishop)的《中国小说的几件界限》一文里批判中国小说：1.中国小说因以说书人的文本的“话本”或“章回小说”为基础而形成的，细节的描写能力没有充分发达，书写技巧也限于习惯性表现。2.故事的情节受影响于听众或读者的反应，作品的结构不太精细。3.中国小说的主要读者追求感觉的快乐和通俗的主题，因而其素材也太官能，太幻想。4.人物太多，心理描写太少……云云。但是我觉得毕索指出为负面因素的这些特点，却是中国“讲故事”传统的非常重要的正面特点。毕索定义的小说可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小说。他没有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别。他的最大错误在于以西方的小说美学标准来评价他们未具有的中国的叙事传统。我想问他美国有没有《三国演义》那么拥有广大读者的小说作品？ 我觉得恐怕没有。在韩国呢，比《圣经》再畅销的书就是《三国演义》。说起来有一点奇怪，在韩国数一数二的一家大出版社每年出几百种书，有一年他家收入的百分之八十来自韩文版《三国演义》所得。如此，不管其美学的结构或系统如何，中国的“讲故事”传统非常密接于广大读者，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承先启后的力量。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阐明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句话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基本上都具有西方不具有的庞大的故事资源，不必苦恼“写什么样的故事”。有关这一点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老师也曾强调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动荡与大苦大难、改革开放以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与历史的反思，都是形成故事来源的重要要素，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优势。”

　　如我曾在第一届大会时所说过的， 我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是为中国作家或中国文学的，而是为韩国读者与作家或韩国文学的发展的。韩国读者通过中国作家写出来的故事能够享受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因此特别关心中国作家写“什么样的故事”。这种理解方式肯定比理论或统计正确得多。那韩国作家呢？ 他们不只关心中国作家写“什么样的故事”，也关心“如何写故事”。所谓“如何写”属于修辞与美学的问题。过去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垄断的中国文学思想与文艺美学及修辞技巧通过三十年的开放与全球化的交流，吸收全球的文学、哲学、美学和各种思考系统而以中国的方式来消化了，已经足够丰富多彩了。现在中国文艺美学里面也有“乡土印象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等中国才有，其他地区没有的斩新现象。我在翻译过程当中能够直接体会到这些美学特点。比如说，我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是两位河南作家刘震云与阎连科，已翻好刘震云的四本书和阎连科的六本书，今年四月份刚出阎连科的《风雅颂》，这次来北京前刚翻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给出版社交稿了。说起来很有意思，这两位作家都是河南人，但是相聚聊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讲话的口音不同，让我觉得十分诧异，原来河南一省比包括南北韩的整个朝鲜半岛还大。当然，他们的文学世界和文艺美学截然不同，刘震云的小说主要说有关口的故事，换句话说他主要讲吃的问题和语言沟通的问题，提出过去中国农村生活的多彩的风景画，同时提出对人生和人间普遍价值的深刻反思，其主要叙事方式是幽默。他的幽默是非常特别的，可以说是“中国式逻辑幽默”，幽默是幽默，但是非常有逻辑、又非常沉重，招得所有读者忍俊不禁。我虽然不是评论家，但敢说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值得获茅盾文学奖。相比之下，阎连科的小说修辞呈现另一种特别，他基本上尽用对偶、反复、夸张、明喻等中国文学的传统修辞技巧，同时发挥他专有的诗歌一般美丽的语言、极端的比喻而构成如夏卡尔(Marc Chagall)绘画一样的梦幻世界，由此提出批判的反思。除了这两位以外，每个中国作家都有独特的修辞技巧和讲故事的妙法， 这些都是韩国作家通过翻译该吸收的文学滋养。

　　在韩国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当中，有关“讲故事”我所碰到的另一个困境是在韩国出韩文版书的中国作家太偏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几位，因而韩国读者能够享受的故事风格不够多样化。这是暂时无法解决的市场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变化与作家群的相关问题。关于这一点阎连科曾在韩国仁川文化基金会所举办的AALA(亚、非、南美洲文学论坛)上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确实因为年龄太大，无法真正地参与今天中国的现实与实际中，也没有能力在写作中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明天与后天。他们的创造力逐渐减退，创作的激情在渐次地减弱。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太年轻，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独生子女’，他们富裕到什么都有，却又贫穷到无法明白或体会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中国是从哪儿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改革或者保守的中国将来要到哪里去。”

　　问题的所在就是韩国读者无法欣赏所谓“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也无法了解他们所经历的另一个中国社会和他们所发挥的另一种“讲故事”模式。所以我目前感觉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在韩国翻译出书的中国作家的层次尽量多样化。幸好我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刚刚翻译出版中国“70后”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金仁顺的作品集，希望能够继续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新时代作家的作品。

　　总而言之，以后我会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要着眼于“什么样的故事”、“如何写故事”，还有“哪一年代的故事”这三个问题，尽量努力克服市场规则所造成的界限。实现这种目标的具体方法没有别的，就是身为翻译家，我自己率先多些阅读，多些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寻找韩国读者或韩国社会需要的重要滋养和接触点。

　　金泰成(Kim Tae Sung)

　　汉声文化研究所代表、季刊《诗评》企划委员、翻译家。曾任梨花女子大学翻译研究所讲师。翻译了顾城的《我是任性的孩子》，舒婷的《致橡树》、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铁凝的《无雨之城》、《大浴女》，刘震云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我与父亲》，海岩的《玉观音》，阿城的《孩子王》等50多部中文书，以及毕飞宇、迟子建、徐坤、孙甘露等的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