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莎：解读中国的故事：三个词

李莎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新朋老友，大家好！

　　在我进入状态之前，为了谈到今天的话题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两年前的局面和景况。

　　上次我们聚会在这里的时候(2012年8月)，谈到了我认为是“世界文学”的特点并提到过莫言老师作为一名“世界文学舞台上的潜在表演者”。 那个时候的他不知是否已胸有成竹，也许他们已经告诉他了，可是他全不露神色。后来我们才知道，莫言通过获得了世界最大的荣誉在世界文学的台前立足了。我们三家合一(国家、作家、翻译家)的合作成功了，这一下也就确定了我们三家的方向是正确的。

　　在我们西方人意思里“三”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它是“完美数”之一，因为“三”是第一个单数和第一个双数的综合。在我们的民间传统里“三”是好的，因为它代表宗教里的三位一体(圣主、圣子、圣神)。中国数字三也凝固了“天地人三元合一”的概念。佛教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

　　中国，对我来说，是最难解读的秘密。

　　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一个世界，从金碧辉煌的大都市到便于侠隐的深洞，经过沙漠、圣山、原野、大海。有人怀疑它、有人迷恋它、有人渴望抓住它，可是它神秘地、矛盾地以晃动的身影时有时无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它多么庞大，与我所熟悉的、令我放心的西方世界多么不同。每一处、每一地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用它的独特性呈现在我眼前。

　　解读中国是很艰难的任务，因为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必须经过很多深层的理解阶段才能看出哪个是它的真相。同时存在着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中国想给外界所显示的形象等等。它能同时肯定又否定我脑子里所有的文化定型，在叙事中强力地显现真实的、虚假的传奇使我越来越眼花缭乱，一直到一天我终于觉悟了：停止判断对错，开始观察、细听、触摸、欣赏。

　　1988年的我从冷漠的伦敦刚刚到北京学习的时候，到王府井大街采购，那时持续地身体与身体的接触、摩擦足够挑战我的神经。出门、坐车、逛街对我来说等于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到了后来突然有一天，一个概念炸燃于我脑海里：中国是一条巨大的鲸鱼，混杂于上万个黑色头发的人山人海中的我是最安全的、最舒适的、最温暖的。从那一天起，我就寻找人和人的接触、人和人的交流、陶醉于中国人的好奇性，欣赏他们对我的照顾。开始希望中国和这里的人接受我、理解我、不把我当外人。初步地明白了为什么不管是什么外来的民族终于都被中国吸收了、消化了与纳入其中的原因。我停止挣扎了，我柔软起来了，同时我的五官敏锐起来了。我学会不让第一个印象占满我的心里，学会观察细节，细听语调，我的嗅觉也灵敏了。再后来，通过享受着完全淹没于人海至深以后，我重新发现我的独特性，知道就是因为我独有的本质，中国人对我感兴趣。意识到发挥这一切是我的幸福，我最宝贵之处。

　　所有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经常经历一种从离间到归属的过程，可是我认为仅限于在这一点就意义不大了。在中国这种快速变换的环境里，我们也不断地得到“重新发明自己”的机会。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千镜之屋，我找到了仔细反射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所以我开始在离间和归属之间的自由空间进行我的解读操练。

　　刚刚安家于北京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在中国的“老外”常用的一个说法：谁在中国呆一周就能写一本书，一个月以后差不多能凑合一篇文章，时间长了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我也患了这种“沉默症”。因此，这次我决定要从最小的单元说起：为了试图解读中国的故事，也为了再一次确定数字“三”对我们的吉利，我选择了在我脑子里代表中国的“三个词”来形容中国和中国人独有的故事：痛苦、韧性、重生，这三个也可以视为“一个事实和两个能力”的归纳法。

　　“痛苦”(也是专家所谓的“创伤”)陪伴了中国好几十年了。

　　作为文学的现象，描写痛苦为了治愈创伤是一批作家的创作目标，它包括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八十年代的“寻根热”和九十年代的“传统文化热”的作品。虽然寻根文学受到了世界寻根潮流的影响，包括莫言老师经常提到的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作家，同时中国作家也在寻找自己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

　　那个时候的中国还自以为是第三世界国家群体中的一国也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具有着走向世界的希望，实现与世界对话的目标。那些年在写作中很多作家吸收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和表现方式，他们对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实验与先锋后的九十年代，传统文化的重启也推广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在当代的世界文坛也初步地亮相。

　　“韧性”是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优点。

　　这里我必须先开一个括弧了：我的确相信，如果任何民族经过像中国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尽沧桑、翻天覆地的岁岁月月，人们都会精神崩溃、塞满精神病院。这下可苦了全球的所有心理医生了。可是中国人并不是，他们抖露出来几千年磨合的“韧性”对付苦难、找回自己、确定独立的角色的方法，张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他们给这种努力也找回了说法：“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的思维。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保守性，也是超越性的。在“反思”和“改革”的文学里中国人确定自己，而且经过网络的普及，更多的普通人获得了想像、沉思的机会，增强人表达、交流的平台。

　　“重生”和中国的世纪

　　二十世纪被我们称为“美国的世纪”，那么大家已公认了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治愈了创伤、发挥了韧性的作用，随着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崛起、它无数方面的进步，国家提出“软实力”的战略要求。我认为软实力的第一个成功的表现就是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让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

　　当然，还有电影、话剧、音乐、美术都走向世界，获得了传播，增强“中国故事”在世界的千万个叙事中的独立地位。中国在全球艺术中是以重生的方式出现的，全球的人自然而然地踮脚张望，由于中国之大，中国神秘，中国有趣。

　　所以，消化痛苦为治愈创伤，发挥韧性为浴火重生是我解读中国故事的总结。

　　连在我的小领域里我也感觉到国家支持软实力战略的好处。经过两年的等待终于《人民文学》杂志接受我的请求，同意出版一年一期的意大利文版，我和朋友傅雪莲与《人民文学》的同事从事编辑总监的工作。

　　在九十年代以后开始的中国重生，我们的翻译工作忙起来了，得到国家经济支持越来越多了。光说我自己，目前除了《人民文学》杂志意大利文版的编辑工作还有三本书正在积极地翻译：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莫言的《四十一炮》。几乎现在没有一分闲着的时间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翻译都像我那么忙，可是也那么满足。

　　最后我想感谢中国赠予给我许多宝贵的礼物：我从二十多年在中国的生活中得到了一种归属感，发现有话可说了，而且周围的人真心地对它们感兴趣。这也是因为我与大家不一样。我学会了接受这一点，并且学会了珍惜“不一样”的优势。

　　最后请允许我总结一下：

　　1.中国的故事我仅仅解读了一小角，可是越看越有趣，让你多想看，继续看一辈子；

　　2.因为解读它很难，所以各种各样的成就会给你一种优越感、满足感；

　　3.因为解读它很难，你会变得越来越谦虚，同时你的灵敏度会增加；

　　4.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生存，你也变成了独特的，同时经历过离间与归属的一种混合物。

　　顺便我想趁这次机会，代表我自己也无疑的替今天在场的几位同行们，感谢莫言盛情的邀请让我们与他一起前往瑞典分享那次愉快的庆祝会。

　　让我们的数字“三”有一次显灵，希望更多中国作家通过我们外国翻译的努力获得世界文坛的各种各样的殊荣。

　　李莎 (PatriziaLiberati)

　　女，现在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任职。翻译了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变》、《蛙》，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冯华的《北京一夜》、何家弘的《血色腰带》和南派三叔的《北京之梦》等。2009年因翻译《生死疲劳》获意大利普罗契达 - 艾尔莎·莫兰黛翻译奖。还翻译了孟京辉的话剧作品《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台词意文版。正在翻译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莫言的《四十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