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季奥诺夫：读老舍了解中国人

罗季奥诺夫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2014年是中国20世纪文学大师老舍先生(1899-1966)诞辰115周年。老舍是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说到苏联和俄罗斯，老舍创作的历年单行本有22本，比其他中国作家更多；在总发行量上，老舍的文集达到1014700册，只次于鲁迅20本文集的1463225册。有意思的是，老舍在俄罗斯发表最多的作品不是《骆驼祥子》，而是《猫城记》。在此背后有客观的文学和政治原因。

　　老舍创作之所以深受外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心理描写特别明显。读他的小说，我们就可以深入了解人物的感情和想法，可以理解他们的行为。在中国文学上这种现象不是很普遍的。品味老舍的文字以外，通过他的文本我们还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灵魂。老舍的名作，如《二马》、《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称得上北京人生活方式和中国人国民性的指南。老舍的祥子与鲁迅的阿Q一样是中国20世纪文学最成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另外，老舍塑造的《离婚》中的张大哥、《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等也都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典型的人物。这并非偶然，改造国民性是贯穿老舍创作的主题之一。下面我试图谈一谈，老舍对国民性描写的特点以及在其背后的因素。

　　国民性的题材无疑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主题。老舍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对改造国民性的态度除了受到外部条件(如新文化运动、1920-1930年代文学和政治局面、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等等)的影响，也体现了他个人的特殊背景(如旗人、穷人出身、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佛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在英美新的经验等)。

　　在处理国民性的题材，老舍创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1)1925-1932年间，老舍从启蒙的角度揭露中国人国民性的弊病。其间老舍逐步从塑造个别人物的形象走到创造中国人的集体形象，并有时候以叙述者的名义插入有关国民性的总结看法。应该说明，从老舍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1927)开始，作者虽然鞭打国民性，但他的爱国立场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老舍也开始拿外国人与中国人做比较，最突出的例子是《二马》。老舍把国民性的改造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老舍从批评的角度评估传统文化的美德并以西方的道德价值来补充。

　　2)1933-1937年间，老舍寻找国民性弊病的根源。1931-1932年，中国未能对抗日本的侵略，导致老舍启蒙思想的危机。老舍意识到了病态的暴露不足于彻底消除这些弊病，并开始深入调查弊病的根源及其形成过程。1933-1934年，老舍认为病态的现象来自救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是《离婚》(1933)和《牛天赐传》(1934)。而于1935-1937年老舍则更多地展示不良社会制度如何破坏人的品质，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当然是《骆驼祥子》。祥子走下坡路的悲剧就说明了这一观点。1933-1937年，老舍作品中爱国情调和文化比较态度不再特别明显，《猫城记》以后作家避免做大总结，而主要依靠个别人物的塑造。另外，老舍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否定的态度越来越激烈。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老舍的鞭打主要针对老百姓的心理。

　　3)1937-1949年间，老舍思考抗日战争引起的国民性的转型。抗战一爆发，老舍就把他的笔杆子服从于爱国宣传的需要。1937-1940年，在处理国民性的题材上老舍一边歌颂了愿意为祖国而牺牲的平民英雄，一边鞭打弱化国力导致卖国的心理特点。老舍一开始把抗日战争视为对中华文明的挑战，对其生命力的考验。这一阶段，老舍的人物经常面临传统价值与爱国责任的冲突。在1941-1949年间，老舍更重视描写抗战如何消除中国文化和心理积累的病态。总的来讲，抗战增加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潜力的乐观。在抗战时期的老舍创作跟他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文字一样，可以看到作者有关国民性的总结看法。

　　4)1949-1966年间，老舍歌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剖旧中国国民性的变态的原因。这个时候，老舍创作的政治色彩空前的浓厚。通过塑造新中国公民的形象，老舍追求形成国民性的新特征。在他看来，这些新特征的来源在于老百姓的道德纯洁，另外还有党的关怀和指示。接受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观点以后，老舍为了政治需要塑造了许多虚假、简化、类型化而非现实的人物。如果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很少提及国民性的病根。很可能，老舍认为这些病根会自然的消灭，不值得一提。不过，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老舍回到旧中国题材的时候，他恢复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作品是未完成的小说《正红旗下》(1962)。这部小说中，老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了旗人心理病态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描写国民性的时候，作家采用了各种做法，一边依靠了个别人物、一边塑造了集体形象、一边把作者的观点直接插入到文字中。

　　显而易见，老舍创作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与中国实际历史和文学趋势完全接轨。不过，老舍的创作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特点：

　　1)与大多数的同时代中国作家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道德价值的态度更温和，另外，1920-1930年代，老舍的作品没有政治色彩；

　　2)善于拿外国人与中国人做比较；

　　3)特别重视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理描写；

　　4)幽默的态度；

　　5)特别重视脸面和人情等中国特有的心理现象。

　　在海外最受读者欢迎的老舍的作品，都是1930年代写成的。这些小说以及他们中的人物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把老北京、北京的风俗保留给我们大家了。因此，老舍的创作永远不会过时，而是永恒的。

　　罗季奥诺夫(Aleksei Rodionov)

　　现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负责人、副教授，兼任该校孔子学院院长。2003年以来，与中国作协合作组织翻译出版10本中国当代文学文集，包括《上海人》文集、百万字的《中国当代小说》(三卷本)、《第四十三页：中国21世纪小说》、《百多黑少：贵州小说集》、吉狄马加的诗集《时间》等。翻译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贾平凹的《黑氏》，余秋雨的《上海人》，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冯骥才的《司格林教授》，毕飞宇的《彩虹》， 与人合译的毕飞宇的《青衣》等11部中国现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