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毅：中国早期接受俄国文学过程

罗子毅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2010年和2012年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两次会议的时候，我已经分别介绍了俄罗斯人20世纪以前翻译中国文学和中国移民作家用外语写作的情况。虽然西方的汉学历史悠久，但是大多数的西方读者刚开始接受中国文学，与中国早期接受西方(包括俄罗斯)文学过程有一些共同之处。因此我希望我今年的题目，与前两次一样，能有助于中国人找到在国外推广中国文学最理想的策略。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开始接受俄罗斯文学总体的过程，然后以俄罗斯现实主义话剧为例(果戈里、阿·奥斯特罗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分析中俄早期交流(俄罗斯作品的译本、改写本、中国话剧与俄罗斯话剧的对比)。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促进了中国文学形成新的文体、风格，甚至新的语言(新白话/国语)的过程。梁启超写道：“以译书为引渡新风之始也”，而且举俄国为例：“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论译书》)

　　俄罗斯文学和文学批评传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问题小说、小人物、多余人、新人物、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等。高尔基作家个性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文学的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是与高尔基作品分不开的。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诗歌的革新也受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作品既援引俄罗斯文学(如袁水拍直接援引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比喻：雾中的人像鱼那样在涅瓦大街上走来走去)，又以更间接的形式与俄罗斯文学相应(如郁达夫的《过去》(1927)；作家创造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的动机最可能是屠格涅夫的《克拉拉·米利奇》和《初恋》；屠格涅夫是郁达夫最热爱，最了解的外国作家)(Аджимамудова В.С. Юй Да-фу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Творчество»，1971, 173-174页)。

　　同时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主要通过西欧和日本的翻译和介绍了解俄罗斯文学。虽然20年代以来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发表的相当多，但是50年代还是有一些经典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是通过西欧或日文译文译成中文的(如1950-1958年上海出版以英文版为翻译基础的《契诃夫小说选集》27册)。对俄罗斯文学的理解与评价也受了西方学者的影响。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1924)参考书目约有30个英文书，如M. Baring Landmarks of  RussianLiterature (1910)， G. Brandes Impressions of Russia, A. Bruckner LiteraryHistory of Russia (1908)， J.M. Marry Fyodor Dostoyevsky: a Critical Study(1916)， W.L. Phelps Essays of Russian Novelists (1911) 等。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家懂西方语言的多于懂俄文的；此外西方学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分析法最受中国文学家的欢迎(Шнейдер М.Е.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Китае, 1977)。

　　起初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中国人翻译得最多的西方文学。最积极的西方文学的早期翻译家是严复(他从英文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赫伯特·史宝赛等)和林纾 (她不会外语，所以按照别人的逐字的译文把小仲马的《茶花女》、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的《黑奴吁天》等外国文学作品译成文言文)。

　　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译介是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1872)(陈建华 《中俄文学关系》，1998，9-10页)，最可能是取自托尔斯泰同年出版的《俩伙伴》。古希腊伊索、古罗马阿维亚努斯、法国拉封丹也有情节相近的寓言，但是从地点、环境设置和语言表述上的繁简来看，《俄人寓言》的来源应该是托尔斯泰的文本。

　　清末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译介现象，即所谓的“虚无党小说”，其代表作是《东欧女豪杰》。虽然这种在中国反清政治斗争中起着一定作用的小说向中国人介绍了俄国概况，尤其是革命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基础是西欧的书籍，而且中国作者把原文尽量改写得适于中国情况和读者习惯，虚无党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

　　随着中俄文学交流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对更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普希金《俄国情史斯密士马丽传》，又称《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儿》，1903，是俄罗斯文学名著首部中译单行本；契诃夫《黑衣教士》，1907)。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中用三千多字介绍了俄国文学，特别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

　　“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今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普希金)，曰来尔蒙多夫(莱蒙托夫)，曰鄂戈里(果戈里)。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拜伦)，惟鄂戈里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

　　鲁迅对果戈里的评价最能体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作用的理解：

　　“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暗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里者起，已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莎士比亚)，即加勒尔(卡莱尔)所赞扬崇拜者也。”

　　1909年鲁迅、周作人在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约有50%作品属于俄国作家(迦迩洵、安德列耶夫、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契诃夫、梭罗古勃)(译本依据的都是日、德译本)。

　　据(Шнейдер 1977)，1890年-1910年外国文学中文译介统计如下：

　　英国：81部作品

　　法国：38部

　　俄罗斯：28部 (迦迩洵、安德列耶夫、斯吉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契诃夫、梭罗古勃、高尔基、莱蒙托夫、普希金、阿·康·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

　　美国：8部

　　波兰：4部

　　现代希腊：3部

　　波斯尼亚：2部

　　匈牙利、德国、芬兰、瑞士：各1部。

　　由此可见，从总量上来看，俄国文学的译作虽然不是最多，但还是居第三位，相当受欢迎，而且译介的大多是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

　　五四运动之后俄罗斯文学更积极地流入中国。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文学首先看作“生活导师”，特别注重文学的社会内容与思想趋向。托尔斯泰的译作以其“说教”的作品为主。对一些中国读者而言，俄罗斯文学是介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文学。由于在许多当时翻译家的眼里作品内容比形势更重要，俄国文学早期译作语言风格和翻译的准确性不一定很高。如把原文的“чайка(海鸥)”译成“茶壶”(俄文“чайник”)。用严复的规则来分析，当时的译介往往重视“达”而轻视“信”与“雅”。

　　简单介绍中国引进俄罗斯文学之后，要说一下中国接受俄罗斯话剧的过程。首先要提到，西式的话剧不是中国传统戏曲丰富遗产的一个部分。早期的中国话剧19世纪末才出现(如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上演的《茶花女》)。最早在中国上演的一场俄罗斯戏好像是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其实剧名为《狂欢之夜》，把故事搬到20年代华南的一个小城市，但是导演尽量保留了原本的精神和对话。1936年史东山拍了一部同名电影。高尔基《底层》的中文译本于1931年问世，剧名为《夜店》。1945年由柯灵导演的新版本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话剧。1947年柯灵还拍了一部同名电影，故事全部搬到中国，此外，电影强调中国乞丐的艰苦生活，但是几乎全部省略了卢卡的《安慰哲学》。一系列俄罗斯话剧的亚洲版本都使用这种适应当地艺术习惯的技术。如日本黑泽明的《深渊》，印度Chetan Anand 的《贫民窟》(Lowlycity)》两部电影，都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对中国版本的俄罗斯话剧而言，果戈里的《结婚》、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和《复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等也是用这种方法上演的。有的话剧直接译成中文，没有改写，但是这样的上演比较少一些，如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1930年，1954年；《三姐妹》1936年；喜剧《求婚》、《蠢货》、《周年纪念日》等。苏联的话剧对剧目选择和演出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笔者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老舍的《西望长安》比较为例分析中俄文学早期交流。

　　《钦差大臣》发表于1936年。这出喜剧不但在中国和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受欢迎。《钦差大臣》的发生地点，是俄国的某个小城市，而这个城市在粗鲁而贪污的市长和一群本身是歹徒而实际是笨蛋的官吏主宰下，变得腐败不堪。当这群贪官污吏风闻首都已派出微服出巡的钦差大臣时，每个人都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当此时，突然听到有一位叫赫列斯达柯夫的人正投宿于城内唯一的旅馆里，于是，他们就误认这位外形不凡、而实际上因赌博、游荡而辞官返乡，途经此地的赫列斯达柯夫为钦差大臣了。市长大人立刻在家里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且不断贿赂这个年青人。在市长等人的百般奉承之下，青年的心里升起一个邪恶的念头，于是便向市长的女儿求婚。而市长则以为只要和他攀上了关系，就能打开在首都升官发财的门路，所以，欣然允诺了。然而，这名青年却因担心骗局被揭穿而匆忙逃走。当市长官邸里正处于热闹的高潮时，邮局局长手捧一封信走进来。那封信是青年写给彼得堡的朋友的，他在信里大肆嘲笑那些把自己误认为是钦差大臣的笨蛋，并为每一个官吏取了一个令人难堪的绰号。当市长与官吏们正为这件事而哑然失声时，真正的钦差大臣——来临了。帷幕就在大家呆若木鸡的情况中落下……

　　这部喜剧初次上演就引起了贵族和政府官僚疯狂的攻击。果戈理也因此恐惧起来，不久就出国了。赫尔岑高度评价《钦差大臣》这部惊世之作，称它是“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

　　俄罗斯著名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则说：“《钦差大臣》无论看过多少遍，尽管你们已有所准备，可还是要被它的结尾深深地吸引，被它惊人的美、感染力、非凡响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形式以及充满灵感的舞台意图所吸引”。

　　果戈里根据普希金的提示而写的《钦差大臣》是一出讽刺喜剧，它改变了当时俄国剧坛上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而来的思想浅薄、手法庸俗的闹剧的局面。按照果戈里的理解，“笑应该发源于人类容光焕发的心底里”。

　　《钦差大臣》在中国一直受欢迎。贺启明的译本《巡按》首次发表于1921年。沈佩秋的译本同名，发表于1937年。耿济之的译本叫《巡按使及其他》，好像是第一次从俄文原本翻译的，发表于1941年。最后的译本是满涛的，首次发表于1963年。一共翻译了7次，60年代以前至少上演了11次。已经提到的史东山指导的演出和电影 (1936年)。1944年《钦差大臣》以滇剧形式在昆明上演。当然也有比较近于原本的演出。40年代初期，《钦差大臣》在延安上演，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要提高延安文艺界的水平；第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不满，他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干部的错误行为。那时候延安还上演了莫里哀《贵人迷》、果戈里的《结婚》。当时艾青写道：“作家不是云雀，也不是歌姬。作家应该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描写并批评周围的现象”。1952年果戈里去世100周年的时候，陈涌 (研究鲁迅的专家) 和茅盾发表了两篇文章。他们两个都认为，虽然果戈里描写的是沙俄的官吏，但是他的批评也涉及到中国解放以前的官吏和解放以后的干部。揭露的是官吏的懒惰、享乐主义、腐败、不道德行为等。

　　1955年中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呼吁中国的剧作家创造像果戈里那样讽刺干部的一出喜剧。老舍回应这次呼吁，根据现实案例写了一部喜剧，名为《西望长安》(1956年发表)。其实这个名称是一句歇后语。李白有一首诗写道：“西望长安，不见家”，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家的意思。而老舍暗示的“佳”字是“美好”的意思，“不见佳”就是“没看到好的东西”的意思。主人公到了西安以后被警察逮捕，所以可以说他在长安“不见佳”。长安是中国古代首都，所以在老舍的这部剧里“西望长安”可以看作官场追求名利的象征。

　　剧中写了一个名叫栗晚成的骗子，用并不高明的骗术，伪造履历、骗取官职。栗晚成冒充解放军的英雄，志愿军战斗英雄，他说，他在上次战争中英勇无比而获授奖章，而他周围的干部们却麻痹轻信，成为他获取功名利禄的道具，有的甚至帮他娶妻成家。栗晚成当上了处长，他领工资，但是不上班，他说自己因为受了伤，所以身体非常微弱，他不断住院。他的妻子跟她差不多，也是个野心家，她一直觉得，人家不够报答她丈夫的功劳。后来，有些人察觉了他欺骗行径的蛛丝马迹，才由公安机关侦破这起案件。栗晚成参加解放军高级会议之后，通过西安的时候被逮捕审问。

　　根据老舍的介绍，他的喜剧与古典的讽刺剧有所不同。《西望长安》中的讽刺明显有含蓄的特点。好像有几种原因：第一，中国话剧没有闹剧的传统。当然传统的戏曲也有闹戏，但是它使用的编写和表演技术以念、做、唱、打为基础，跟西方的表演技术比较起来，非常不一样。同时，闹剧在果戈里时代的俄罗斯舞台上占重要地位。虽然果戈里批评闹剧的“空笑”，但是《钦差大臣》也用了类似的技术。第二，果戈里在描写一个非常遥远的小城市，所以他能以比较直接而且挖苦的形势去讽刺俄罗斯的官吏。老舍一定要留心，因此，老舍的批评讽刺可以分出等级。他遵守社会的等级制度，甚至使用一个正面的人物，就是揭露栗晚成的唐石青，他文化水平相当高，相当明智、勤劳等。对果戈里来说，他的主人公赫列斯达柯夫是一种揭发官吏的工具，赫列斯达柯夫并不是果戈里批评的主要对象。对老舍来说，他的主人公栗晚成就是批评的主要对象， 而且其他人物只不过愚蠢地帮助他，表扬他。结果，老舍的批评相当有限，他提到的题目主要是过分的英雄崇拜、特殊化、轻信、形式主义、野心、文化水平不够高。当时的批评家很少谈到《西望长安》。1956年刘仲平写道，他的同行有言不语。刘仲平认为老舍的幽默不够刻薄。给老舍寄信的50年代观众读者和现代的批评家往往也觉得，老舍应该更直接地、更无情地讽刺干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况，老舍要十分谨慎。所以可以说，那时候老舍写《西望长安》这部话剧已经很勇敢了，而且他用的是稍微改变的当时中国几个将军的姓名，所以他的讽刺还是相当尖刻的。

　　罗子毅(Roman Shapiro)

　　莫斯科国立大学人文学院高级讲师，现在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工作，中文博士。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理事、欧洲中国语言学协会理事。翻译了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王安忆的《小东西》，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