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赫森·法尔加尼：译者在翻译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所必备的条件

穆赫森·法尔加尼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多重角色：一、译者以读者的角色研读原作；二、译者以作者的角色再现原文，而这表现在众所周知的翻译过程的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理解就是探求原作艺术内容的过程；表达就是探求译文语言形式的过程。不论理解和表达，都要力求主客观的一致。理解时，要力求做到译者对原作艺术意境的主观认同，原作中客观存在的艺术意境相一致；表达时，也要力求做到译文中再现的艺术意境同译者心目中的原作艺术意境相一致。由此可知，理解是表达的前堤：没有客观、正确、深刻、透彻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客观、正确、深刻、透彻的表达。在理解和表达两个环节中，理解是关键。

　　理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第一，一部文学作品，不管长短，都有作者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和创作生涯作背景，还有作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历史环境作背景，对于这些，读者不一定都十分熟悉。第二，文学是用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艺术之一，而艺术形象作为对生活的反映，本身就蕴含着多方面的含意，并不是只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确定性的理解。从这点上出发，我可以进一步说，翻译家为了达到对原作的充分理解，他不光是要摆脱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而且要突破有关原作的创作历史和文学的特殊情况，以及文学的发展历程。

　　作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传播文化的职责。尤其到21世纪新时期，各国间交流相当频繁，广大读者都热切希望了解异域文化。很多读者认为阅读外国作品是为欣赏外国不同的语言文化风味，多数人表现出对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差异的极大好奇，这已经成为当今读者共同的审美情趣。国际间有形与无形的交流都让各文化区域相互加强了了解，而翻译漫长的历史也为目的语文化贡献了大量的外来成分。在翻译前，译者理所当然要考虑其潜在的读者群体，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但在此同时还要考虑到文学翻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文化翻译。

　　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的文化潮流”。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

　　作品的文学成分除语言外还包括背景、情节、人物、视角、主题、结构、风格等。它们都与作家生活的时代以及作家的创作意图有关。分析这些成分有助于理解作品并把握总体精神。

　　当代大众文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借鉴和使用。通俗小说，在今天仍然在创作手法、思想内容等各方面受到古典文学的影响，也成为当代很多艺术家创作的源泉。莫言在创作小说时，还经常把一些民间故事穿插在叙事中。他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传说是小说的雏行、形式和源头。”赵树理以通俗化、大众化为旗号，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话本小说和民间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他自己的现代说书艺术，创作出了《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等一批优秀之作。其次，中国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通俗”起家的。特别是小说，一开始就是以通俗文学的面孔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白话小说是面对听众讲故事的，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以讲故事为职志。但从晚清开始，随着报刊书籍的繁荣，以及出版周期的缩短，作家很难再维持对着听众讲故事的方式，自觉意识到小说是写给读者读的，而不是说给听众听的，中国古典小说从魏晋产生算起至清末的衰落，有1500年的历史。它源流复杂、衍变剧烈、内容丰富、写法繁多、堪称博大精深。面对这样一份文学遗产，应好好承传和发展，把它转化成滋养中国当代小说的肥沃土壤。

　　“回归传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二个趋向，以至于古典小说写法已在当下作家手里，得到了继承和创新。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作家对古典文学的重新发现是与他们努力在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之间找到某些相通之处的尝试结合在一起。王蒙就认为：西方的“意识流”手法强调联想，这就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兴”一脉相通了。但同时，王蒙先生还能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发扬中国古典文学独有的某些优势，以抵消外国文学中的某些负面影响？所以他就在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时提醒自己：“我当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独的心理状态”，“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

　　新文学的不同时期都有作家在努力将古典文学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们其中有不少作家对古典文学的艺术进行了借鉴和学习，他们的创作手法虽融入了现代小说的元素，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古典小说形式的影子。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很多作品也许没有直接的古典小说形式技巧，但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传统审美特点，与古典文学保持着更抽象也更深层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时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时期迫切需要去旧迎新，学习西方是它的主要的任务。但是在今天，确实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文学传统，而今天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情况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种独特精神产品，文学的评价绝对不能以简单的进化思维来进行。文学不是现代一定胜于前代，而是各有特点和价值。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长的魅力，丝毫没有失去意义。

　　最后要说明的是，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不仅是这种再认识与再表达的结晶，更是译者独具特色的角色证明，而译者为了充当这个角色，最好要促进译作的准确性，更完美地传达原作信息。本文从翻译过程模式及译者所必备的条件试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者的角色进行探讨。基于此，要传达现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特色，译者必须对新时期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深入到隐含于原作品之中的文化蕴意。特别从现代作家对古典小说的继承态度以及对古典小说的研究情况入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外国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所面临的最最大困难。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习俗、思维模式、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心理联想等方面。我们在翻译中国现代小说的同时，也有必要认同隐藏在中国现代小说叙述历史有特色的民族成分，才能理解原作风格并把握其总体精神。译者的这个理解过程将有助于中国文学名著的读解。

　　穆赫森·法尔加尼(Mohsen Sayed Fergani)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外语学院中文系教师，汉语语言学博士。埃及文化最高委员会翻译委员会成员，2011年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翻译了《论语》、《道德经》、《战国策》、《四书》和待出版的《列子》、《孙膑兵法》。正在翻译阿来的《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