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佳：为乌克兰读者解读中国故事

娜佳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世界上没有隔离的文化，只有不断进行交流的独立的文化。可是它们之间的交流过程并不容易，是因为需要借助于不同的语言，所以离不开翻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样文化因素就进入翻译，使翻译的任务更复杂化了。翻译过程当中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与文化因素有关系的困难，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中乌两个语言之间的例子。

　　翻译骂人的话

　　虽然骂人这个行为意味着不文明，骂人的话还是算文化现象，而其后面常常有文化或社会关系的知识，所以将这种话按字面翻译起来，不一定能反映其所有的内容，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一定能明白这种话的意思。考虑到这种情况，应该注意不能进行字面上的翻译。比如，《红高粱》的人物有时候以亲属称谓为骂人的话。“小舅子”是一个例子。这个词指的是“妹妹的丈夫”，在儒家家庭等级系统内舅舅的地位肯定比“自己”低，所以可以用这个称呼来当作骂人的话。可是乌克兰家庭关系没有那么等级化，所以直接翻这个称呼，乌克兰读者肯定不会理解它为骂人。所以翻译的时候我只能找一个跟它意思相近的但用别的词表达出来的乌克兰语骂人的话来翻。

　　有些骂人的话基于想象，而在这个情况下进行翻译时已经不能随便换表达方式，而需要找目的语言意义相近的想象。再提一个也来自《红高粱》的例子。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时候当要批评自己的儿子时把他叫“小鳖羔子”。这个对小孩儿说的骂人的话包括批评，但也表示“喜欢他”的态度。在中国文化中这两个有点相反的意思能结合在“小鳖羔子”这个想象范围内，“鳖”在这儿指的是批评，而“羔子”指的是“小”(所以喜欢)，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特殊的骂人话。那么，乌克兰人在类似情况下会想到的不是“鳖”而是小牛犊，因为传统乌克兰人家里养的牛比较多，知道小牛会很不听话的，但也很可爱，关于“牛”的想象很自然，对乌克兰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可是，与上述的以亲属关系等级化的现象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翻译的时候，如果把一个文化内容很浓的想象换为另一个属于别的文化的想象，效果就会很差，因为两种文化中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同，这样的转换有可能会带来读者解读时候的偏差。

　　总结上述两个例子就可以说，翻译骂人的话时，一定得考虑到文化因素，而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或者保留其形式，或者保留其内容。

　　翻译称呼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化很明显，所以汉语各种称呼蕴含着一定的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态度。比如说，《红高粱》里余占鳌常常把自己叫“老子”，表示自己比对话人地位高。可是乌克兰语没有类似语气的称呼名词，也不习惯把自己当作第三人称称呼，于是一般译文没办法完全对应表达上的语气。所以，翻译这个称呼时，我一般用“我”代替，虽然没表达出一部分信息，但也没有误导读者。

　　翻译汉字形式的信息

　　与语音符号相比，汉字有“字意”，是对它记录的词意的补充，这自然使文学作品的内容更深更丰富，可是用另一种文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它的内容就少了一个层次。比如，我翻译铁凝的《棉花垛》时，发现她描述动作用很多有手字旁的单音节动词，只看前两页就有12个：摘、拾、掐、打、捆、托、把、扭、挟、摆、撺、掇等等。从手这个部首的意义来看，其用得多肯定强调“用手劳动”的状态，与操作机器劳动不一样，不将人那么“物化”。在《棉花垛》里铁凝没有直接说出她支持这个“用手劳动”的状态，可是我觉得她可能想用手字旁的汉字间接地表达特别的含义。可惜，这种用汉字的潜力来制造意义的方法，当将作品翻译成别的用字母的语言时就不能用，翻译家只能在别的语言层次(比如说词汇，语法等等)去找一些方法来补充这些信息，可是美学的效果还是没办法弥补了。

　　翻译间接的表达

　　一个文学作品的美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各种比喻说法或者间接的表达，但是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比喻总是最难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如果比喻结构里包括一个文化范围之内约定俗成的知识。先举一个间接表达的例子，《红高粱》里有很多地方通过动作描述心理状态，但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不一定是自然的，而常常由文化决定的。比如说对余占鳌打败蛤蟆坑土匪的描述。大家发现这个土匪手里不是手枪而是树疙瘩时，“嗟叹不止”。“叹”这个动作在乌克兰文化内一般表示遗憾，或者轻松，汉俄词典里“嗟叹”这个词解释为“遗憾”，但是这个意思与上下文的语境不通，如果按字面翻译，读者肯定会觉得奇怪。原来汉语里“叹”这个词还会表示叹赏的意思，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中应该以这个意思为准，表示赞赏的心理状态。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一个动作在不同的文化可以联想到不一样的心理状态，而翻译的时候得专门加具体的解释，把引起这个动作的心理状态说清楚，才不会使读者因为受自己文化的影响而误解。但是这样也对文学效果有一定的损失，因为建立这样的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读者自己而是翻译家。这算是把读者的创造空间减小，而文学作品的美丽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延伸意思的方向

　　一个词(多义词)的意义往往反映一个现象的几个主要性质，有时强调一个性质，就会延伸这个词本来的意思。不一样的民族强调某个现象不一样的性质，这很自然，但是这样延伸意思的方向也由本文化决定，进行翻译时，很难保留，而且还会受译文文化的影响。比如说，翻《红高粱》里的女主人公“奶奶”盼望着一个知冷知热的女婿这一段话时，我个人的理解为“有经验的人”，这可能因为在乌克兰文化里我们强调“知识来自经验”这个看法，所以对乌克兰读者来说，动词“知”等于“经历”。再说，如果用的是反义词，好像加上了“什么都包括”的意思。在这个逻辑的影响下，我将上述的词组理解为“什么都知道，有经验的丈夫”。而如果我按词翻，乌克兰读者一般也会这么理解的。可是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这个意思不完全合适。原来，中国人把这句话会理解为“体贴的丈夫”，意思是会跟家里人交往，发展关系，理解妻子等等，显然这跟他个人有没有经验没关系。那么，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我决定直接表达上述的意思，而放弃直接按词翻译，免得乌克兰读者因为根据自己文化的逻辑延伸这个词组的意思而误解原文的意思。这个例子说明，属于不同文化的人在一样的词的基础上会往不一样的方向延伸意思，而这个对翻译过程来说会增加难度：先是翻译家得理解得对，然后，如果选择更换说法以直接表达延伸的意思，这种做法会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一定的损失。

　　总结一下上述的例子，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个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创造的有机整体，要将它译成别的语言一定得考虑到非语言因素，包括文化知识，而翻译过程当中这个因素会增加翻译的难度，但也为翻译家增加了一个创造空间。

　　娜佳(Nadiia Kirnosova)

　　女，现任乌克兰国立基辅舍甫琴科大学语文学院汉语系副教授，比较文学博士。曾在中国辽宁大学培训。翻译了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铁凝的《棉花垛》，史铁生的《说死说活》，周晓枫的《圣诞节的零点》，姜戎的《狼图腾》，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阿来的《月光下的银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