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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位汉学家决定试一试翻译文学作品,那他就会面临三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大体上来讲,什么是从外文翻译成母语。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从中文翻译成俄文。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三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每个人都知道,俄罗斯每所教汉语的大学都上翻译课。比如,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从三年级开始首先翻译较简单的小说,在五年级翻译更复杂的。遗憾的是,按照大学的课程他们没有翻译理论课。但是,如果要成为专门的翻译家,那就要先给他们讲翻译理论课,先讲西方语言理论翻译,再讲从中文翻译成俄文。可是我们至今很少有汉语翻译理论教科书。原因如下:虽然俄中关系有三百多年历史了,从中文翻译成俄文的书籍成千上万本,可是从事翻译学理论的只有几位学者,翻译教科书仅有三四本。
在这篇很短的文章里,笔者试着研究下列问题:
1、哪些汉学家在哪一些文章中提到翻译中国古典故事的问题?哪些文章可以介绍给学生?
2、学生翻译中国故事时会遇到哪些困难?
俄罗斯第一位从事翻译理论的学者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中国名字阿翰林)。他在二十世纪初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同时关注翻译理论的问题。他在创作活跃的四十年内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摘要和随笔,足以证明他对翻译的兴趣。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对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考虑翻译理论的问题。
因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生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以他对文学翻译最感兴趣。关于文学翻译他的最重要的观念就像警句:“汉学翻译家应该用很长的时间很努力地学做翻译(可是不管以前,还是现在他们都不学)”(阿列克谢耶夫,2003,511
页)。他所说的情况是事实。他还指出:“加上复杂,冗长和不断的注解,接近逐字逐句的,模仿俄文的结构(言语语体);同时应该是有节奏的,反映(相称地)中文小说的韵律,最后,翻译应该是准确的,可是用俄语结构写的,完全不顾中文的结构”。(阿列克谢耶夫,2003,139页)。
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从事翻译时,除了诗歌以外,一生翻译《聊斋志异》。如中国有名的俄罗斯语文学家李明滨写到:“阿翰林提出‘像公文一样准确’的原则,即要求从字面上和精神上都忠实于原文的原则,他自己在翻译中身体力行,正因为如此,《聊斋志异》的译作一再修订,直至成了范本,所以能长期流传”(李明滨,2011,44页)。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写关于翻译理论文章二十多年间,有很多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被译成俄文,更多的翻译家从事翻译,积累了经验。但是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有关的文章极为罕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只有几位汉学家提到翻译理论的问题。1979年苏联科学院通讯员费德林发表了《课文的翻译与解释》的文章。他重视翻译理论问题,翻译家的作用与志向,翻译与原文的相适应。费德林认为,文学翻译家应该追求配合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准确。
素罗金·尤去世之前是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语文学博士。在2003年发表的一本《翻译家的地位:翻译学与课文心理注解过程》的书中,他写到:“到第二十一世纪初,人文学的目前情况和已变的世界客观条件需要对翻译问题有新的了解”(素罗金·尤,2003,8页)。提到著名的汉学家所做的翻译,他写到:“这不是翻译,而是中国故事的俄语说法”(素罗金·尤,2003,82页)。提到孟列夫语文学博士所做的干宝《搜神记》的翻译时,素罗金批评翻译说,他用了“太多异国情调的词”,俄罗斯读者如果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是不能了解书中的特殊词语的。比如孟列夫没译成俄文的“丈”、“斤”、“尺”、”寸”等词语,但要是中国读者念这些词就明白意思是什么,俄罗斯读者却很难理解,翻译家应该给予解释。解释的时候,翻译家常用下面词组:“丈”等于三米多,“斤”等于差不多半公斤,“斗”是散粒物料的中国度量衡,等于大约十升。这些“多”、“差不多”、“大约”指出翻译准确性有相对性(素罗金·尤, 88-89页)。如果翻译者利用俄文的度量衡和长量,这完全不会损害内容。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杰出的汉学家李福清院士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生和信徒。2010年他发布了一篇文章研究阿列克谢耶夫所翻译的聊斋故事。阿列克谢耶夫第一次发布的《聊斋志异》的翻译是在一九二二年。在评论里作者写道:“念着这本书我们头一次了解中国人的想象力,中国人特殊的魔幻学”(李福清,126页)。
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受到了俄罗斯、德国和法国汉学家们的高度评价。他们说:“由于聊斋故事的优点和俄罗斯翻译家的天才,阿列克谢耶夫所翻译的聊斋故事得到了众多读者的了解”(李福清,127页)。此外,评论家指出,阿列克谢耶夫所做的翻译就文学风格来说超过聊斋的法文和英文翻译。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最大的特点是他有自己的特殊翻译风格。由于这种风格,不管是汉学家还是一般的俄罗斯读者,当读聊斋故事时都能明白内容,都感兴趣。这种特殊的风格是什么呢?首先这是特殊的语法结构。阿列克谢耶夫翻译时一般利用比较短的句子,他差不多不用主从复合句,需要的话,用并列复合句。其次,他不用人称代词,因为聊斋故事是用文言文写的,而文言文没有人称代词。再者,翻译对话时阿列克谢耶夫常用感叹词语,来加强对话,使其更富情感性。
所以,虽然关于翻译中国故事的理论文章不多,但是他们的作者给年轻的翻译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老师应该给学生综合整理翻译家的经验:翻译中国故事时我们会遇到下列困难:
1、如果说到原文和翻译的关联,翻译家应该注意挑选词句。
2、应该首先表达意义。
3、注意文化情调。翻译文化情调时应该利用几个翻译方法。最常用的也可能最受批评的是表音方法。很多翻译家利用翻译文化情调的方法,但是更准确的要说到情调的表达,因为“翻译”是语言怪念而“情调”是语言过度的怪念。一般来说,为了翻译文化情调很少制造新的词语,更普遍的方法就是在俄语找到合适的俄罗斯情调。比如,中国的“秀才”翻译成俄文的“大学生”。还有一种方法是仿造。有时候翻译专家把仿造翻译叫做自由的翻译。一般来说,做自由翻译时,翻译加上补充说明使本文赋有新的意义,更生动。其实翻译家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是作家的代替人。据著名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家切克金说,“翻译家首先是读者,第一个也是特殊的外文课文的读者。首先他是外国读者,所以他是本国民族文化的儿子,所以他接受的世界跟中国作家不同”(切克金,1987,145页)。理所当然,翻译家个人在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水平就影响到他的翻译水平。
最后我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介绍一下莫斯科语言大学的老师怎么教四年级学生翻译《白蛇传》。开始搞文学翻译以前,四年级的学生已经听完了“翻译通论课程”和“中文翻译理论课程”。但是因为学生还没有翻译经验,所以老师允许他们用描述翻译和大概翻译方法。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翻译姓名,第二个困难是怎么找到合适的俄文风格,第三个困难是怎样表达作者的风格。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们有更多的翻译理论的文章帮助学生克服困难。
参考资料:
1、阿列克谢耶夫,《从中文文学翻译的原则》、《关于中国文学的作品》(第二部),东方文学出版社,2003年。
2、李明滨,《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学苑出版社,2011年。
3、索罗金·尤,《翻译家的地位:翻译学与课文心理注解过程》,格诺基色出版社,莫斯科,2003年。
4、李福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东方古典作品俄语译》,莫斯科,2008年。
5、切克金,《俄罗斯文学在东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莫斯科,1987年。
扎哈罗娃(Natalia Zakharova)
女,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学博士。现任莫斯科语言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文化专业教授,俄罗斯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亚非国家文学部主任,主讲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曾多次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讲课。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个人专著30部。翻译了冰心的《小桔灯》,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那五》,王蒙的《春瑅六桥》,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