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形成“闽派批评”的三种因素

　　刚才大家的发言，给了我不少启发，我也想到三点，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去年我们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开了一个“会中会”，是关于“闽派批评家”的座谈会，老一辈的闽派评论家都参加了，对话的内容由我的学生记录整理，以《关于‘闽派批评家’的对话》为题，发表在《福建文学》2014年第4　期。当时我主要是招呼大家，除开头结尾外，没怎么发言。但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借今天的机会说几句。

　　我觉得所谓“闽派批评家”这样一个概念之所以成立，可能跟三种因素有关，一是历史的机缘，二是中心跟边缘的互动，三是闽派评论家确确实实有一些特色。下面我就这三个问题稍微做一些说明。

　　“闽派批评家”之所以引起注意，首先是因为历史的机缘。“闽派批评”赶上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还常常缅怀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代。当时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很多旧的观念被打破。而我们的闽派批评家们，我们很多前辈，像谢冕老师、张炯老师、还有孙绍振老师，他们的壮年时期正好与这个时代相遇，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形成、创新的热情与“拨乱反正”历史要求一拍即合，可谓是干柴烈火。这也就是我为那个“对话”写的“题记”中说的“曾在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命名历史也被历史所命名”的意思，他们塑造了一个时代，也被一个时代所塑造。所以说他们赶上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机缘。这个机缘，从大处说是时代；从小处看是一批闽籍批评家走上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舞台的中央。包括刘再复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所长，张炯先生主持文学所当代室，谢冕先生在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当主任，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前沿，人们最关注的发声平台。因为有好时代，有好平台，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所谓“闽派批评”，不是闽地一地的声音，而是在外的闽籍批评家与本地批评家你呼我应的声音。

　　这也与我想说的第二问题有关，中心和边缘的互动。敬泽书记、晶明书记到我们福建来，不要一天就走了，福建是很有特点的省份，有很多可看的东西。“闽派批评”的兴盛，也与地缘文化有关。我曾在一篇题为《与时代互动的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写过：“福建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被屏风一样的武夷山隔开与保护，蝴蝶一样的版图，山和海奇妙的结缘。那蜿蜒曲折的河流和跌宕起伏的道路，除给人灵性与性情的滋润外，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着人的坚韧；而那目光不能穷尽的大海，又让它的子民回避了山地的狭隘，保持着生命的热情与浪漫。那些被山风海潮塑造的性格，显然更认同性情而不是事功，出的多是广义的诗人而非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虽然上至宋代宰相李纲、近代的林则徐，近至当代的邓子恢、项南，福建也出现过一些口碑不差的政治人物，但比起从柳永、严羽、李贽至林纾、辜鸿铭、林语堂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文化人物来，他们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就不那么特点鲜明了。更何况像林则徐这样的人物，本身也是一个诗人。诗人与政治人物的区别，是重视‘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无论对待生命与‘事业’，都出自内心的需要，同时看重结果与过程，甚至更看重过程本身。”当年项南在福建念“山海经”，他念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经济经。而文化上的“山海经”，则是山一样的坚韧执著与海一样宽阔的胸怀。

　　山和海沉淀在心灵中的那些东西，可能比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还多。虽然许多东西我们未必全部意识到，但是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变成了我们的性格和气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的表达。我想说的是，闽山闽水塑造了我们，边缘境遇成就了我们。是的，福建处在边缘，离政治文化中心非常遥远，但边缘也有边缘的意义。因为边缘，你就得用功，就得认认真真读书和思考。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讲过我受教育的母校，许多老师学问远远大于他们的声名，这让他们的学生受益，边缘使他们不那么心浮气躁。为了回答中国诗人在上世纪中期是否能够坚持写作，如何才能既保持写作的热情又不失良知，如何只听从艺术规律和内心的召唤，不趋时、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使自己不失水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等问题，我认真研究过蔡其矫和他的诗，得到的结论是，在那样的年代你不能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你必须自我放逐到非常边缘的地方去。

　　说边缘有边缘的可能和意义，与安居一隅、与世隔绝毫不相干。相反，近代以来闽文化的特点和能够在全国产生影响，恰恰在于能够高瞻远瞩，领风气之先并与中心产生良好的互动。80年代“闽派批评”的崛起就是边缘与中心互动的见证。“闽派批评”不仅是福建场域出现的批评现象，它跟众多在京的福建籍批评家有关。“朦胧诗”论争与舒婷诗的讨论，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实验与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论争，“闽派批评”在这三场大戏中出尽风头，那个场次的演出不是边缘与中心遥相呼应？因为边缘和中心有这样一种互动，福建的批评可以在与主流的互动中得到启发，而中心也可以从具体的个案里面得到动力。当然，人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流，现在交通条件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地缘性的因素正在消失，边缘与中心对话已经呈现出新的方式和新的可能，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还有一个想法，“闽派批评”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方面大家谈了不少，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上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会时白烨提到的一个看法，他说“闽派批评家”与其他批评家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福建出的批评家比较重视理论，有比较好的理论素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们福建，不管是哪一辈的批评家们，都比较注重理论背景，尽量不就事论事，而是注意批评对象的理论梳解，包括把系统论、控制论引入到文学批评的“新方法”的讨论，把哲学的“主体性”引入文学批评的文学主体性大讨论，都有明显的理论色彩。重视理论和方法，文学批评才会有背景、有实力、有见解、有锐气。

　　历史的机缘，中心和边缘的互动，还有重视理论思辨和梳解，是形成“闽派批评”的三种因素。

　　(本文根据2014年9月27日“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2014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即兴发言整理补充而成)

（王光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