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涛：“闽派批评”的生成和发展

　　去年大病一场以后，我的思维状态非常糟糕，所以，一般会议上我都很少发言，就怕说错话，捅娄子。但这次参加家乡的这个会，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先谈一点感想。这个会主办和承办的单位这么多，到会的人数这么多，特别是领导这么重视，李敬泽和李书磊两位领导又亲自到会，而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都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亲切。敬泽同志说：“闽派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个传奇。”“闽派理论家和批评家是福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也是福建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作为“闽派”文学评论家之一，也深感荣幸！

　　说实话，先前我对“闽派批评”的提法，是心存疑虑的。从去年在北京开新诗问题讨论会，“闽派”批评家王光明组织了一个会中会，到会的一些“闽派”理论家、批评家在一起座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到底闽籍理论家和批评家有没有成“派”呢？“派”似乎应该是观点一致、步调统一的同仁的集合，而所谓“闽派批评”，实际上只是籍贯相同，而观点却未必一致的集合体。但后来接触到一些材料，又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特别是今天两位领导的讲话和各位朋友的论证，却打消了我的疑虑，我觉得“闽派批评”的命名是可以成立的。就像许多朋友所说的那样，“闽派批评”的特点之一是包容，所以“闽派批评”可以是不同观点的闽籍理论家、批评家的集合体，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一种精神，就是开放、改革、创新的精神。

　　关于“闽派批评”生成的远因，我没有做过研究，不敢妄言。单就这个说法的生成来说，无疑是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在1985年创刊的《当代文艺探索》上，题头有这样两句话：“以开放眼光开拓思维空间，用改革精神革新文艺评论”。这两句话不仅紧贴时代潮流，也是对“闽派批评”精神特点的最简要概括。《当代文艺探索》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年，但这样一种精神却是贯彻始终的。在这方面，一直坚守在闽地的一批理论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无疑是立了头功的。《当代文艺探索》当时有一个编委会，集聚了当年福建和北京、上海的“闽派”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精英，如刘再复、谢冕、张炯、潘旭谰、李子云等，在当年文艺理论批评变革的潮流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85年曾被称为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所谓“方法年”，这一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会虽然讨论的是“方法论”，到会者的观点也并不一致，还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年一批文艺理论批评中坚分子革新文艺批评观念和方法的迫切愿望。而“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在这个潮流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次会议上，“闽派”理论家和批评家林兴宅、孙绍振、南帆、王光明等都有突出的表现。当年还健在的厦门大学著名教授郑朝宗先生用福建先辈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献给大会的祝词，实际上也是道出了“闽派批评”所应该具备的胸襟和志度。  

　　后来“闽派”批评家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起者不乏其人。就以所谓“第二代”“闽派”批评家而言，有几个人我认为是不能不提到的，如陈晓明、谢有顺、林建法和林丹娅等，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闽派”批评开拓、创新的传统，于京、粤、沈、闽四地，分别在理论批评、期刊创编、女性文学诸方面均有令人触目的建树。

　　作为“闽派”批评家之一，我如今到了暮年，自觉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但看到有这么多后续者在从事这一事业，我又感到十分欣慰。我想，今天我们在回顾过往走过的道路时，决不能陶醉在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有过什么样的建树上，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将“闽派批评”开拓、创新的传统发扬光大，促进文艺批评的振兴和发展。就像与会的许多同行所说的那样：在大众文化全面崛起的年代，在各种新兴的文艺现象面前，文艺批评如何应对？面对文艺的商品化和边缘化，文艺批评如何介入？网络时代，批评何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化解，去应对！批评家们，任重而道远啊！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