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民：如何对待两种批评传统

　　我首先对前面的讨论做一点儿回应。既然是讨论，还是有一点交锋、交流比较好。我对前面说到的两个问题感到有同感。一个是对“闽派批评”的理解；一个是说到“闽派批评”要超越，就像南帆讲的，不单要根植于福建的土壤，还要超越这个土壤。“闽派批评”究竟要怎么超越，走向全国，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到莫言的硕士论文，叫《超越故乡》，童庆炳是指导指导老师，我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同样也提到超越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植根于他的童年经验，同时又要超越这种经验，走向世界，要体现一些普遍的价值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取得世界文明的通行证。我们“闽派”也应该植根于福建文化，同时我们要超越。我们闽派的问题应该是全国性、普遍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建构问题。我觉得闽派的批评与闽派的文化不可分隔，不能孤立地讨论闽派的批评，要把闽派的批评跟闽人的文化性格结合起来。比如闽派的创作、艺术、哲学，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这是我对之前讨论的问题的一点回应。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可能和刚刚讲的问题有一些关联，也不完全一样。我们普遍都强调批评要贴近时代，要有一种社会担当，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对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忽视了一点儿，就是说批评本身应该有魅力。有韵味的批评，应当重视对文学形式的分析、研究。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批评分成两张皮，一张是内容，一张是形式。形式和内容，结构和历史，内部和外部，始终是存在纠结、矛盾。如果没有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批评就显得没有内涵。

　　我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有关二十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就在琢磨一个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历史关系？按照以往的说法，俄国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是从别林斯基开始的，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沙俄作为专制国家，老百姓有话没地方说，因此强调文学的社会属性，强调文学的政论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起了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批判接续了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批评开始出现了。形式主义对社会历史批评不满，认为过分强调社会历史问题，而不强调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必须加以纠正。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往往被理解为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还是有很大发展，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在里面。当然它也存在一种毛病，容易滑向庸俗社会学这一边，把文学跟政治、经济等同起来。

　　形式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后来有一大批的批评家、理论家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试图把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历史、内部和外部融合在一块。他们从形式切入，再进一步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把两者融合起来。

　　大家可能都看过俄国心理学家维戈茨基写的《艺术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分析作品应该从形式开始，形式开始的地方就是作品开始的地方。其中最精彩的例子就是分析诺贝尔奖获得者蒲宁的《轻轻的呼吸》。我要再讲的一个人是巴赫金。他应该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内在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从作品的结构、语言和形式去发现作品的内容。这种思路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国内很多从事研究、批评的人在走这条路，比如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不是先讲五四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再讲小说的特点，而是先从小说的特点切入，概括出那个时期的小说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变化，再分析小说形式变化的原因，再联系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这个思路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的批评和研究应该有所启发。

（程正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