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水涌：先锋不再，区域崛起

　　关于闽派评论的特征，大家谈了很多，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闽派的理论话语问题。有一次我们在省画院开了个范围不大的北村小说研讨会，王干等一批当年的青年评论家参加了，会后他们说：“你们闽派的理论话语很特别很前卫，我们的思维经常会跟不上。”他们说的实际是闽派理论话语的新异，是思想与话语的先锋性与开拓性。闽派的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相关。80年代的文学，基本上是延续与传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青春激情的写作，以激烈的否定前人来确立自我的价值，发生所谓的“轰动效应”；其二是文学能够把握到中心话语权，代时代的变革发言。那时，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变革、与时代需要的思想意识形态紧密联系，思想解放需要文学开路，文学是以其先锋性来调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乃至指导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所以文学的发展形态是潮流更替嬗变，呈现出所谓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十天”的现象。此时的文学，特别需要前卫理论的指导与评论的肯定判断，那时，理论上提出一个概念、方法或关于文学的新命题，对文学的创作与发展都可能产生思潮性的影响，闽派评论正是以其时代的敏感性、理论的开拓性和话语的新异等先锋姿态呼应了当时的文学诉求，因此引起文学界以及整个变革转型中的社会的关注与认可。这也就带来了闽派评论对于当代文学的追索性探索与研究。新世纪刚开始时，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闽派重新崛起的努力，这个努力的结果是孙老师、南帆、王炳根主编的那部《未来的文学空间》，现在看起来，我们依然是想以理论先锋的姿态重新出现。后来陈骏涛老师看到这本论著时还跟我说：“这本书很前卫，你们怎么没有好好宣传。”但实际上从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现状与发展已经很不一样，它不再是青春激情的写作，不再是以否定前者来确立自我的存在。由于时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中心位置、全球化以及新的冷战形态的出现，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震荡，都意味着文学的呐喊会被更为理性的精神思考与现实审视代替，文学的边缘化恰恰带来了文学的常态与沉稳，思潮的迅速嬗变现象已经消失，代际间的冲突、争论乃至更替也已经失却，先锋不再，代之而起的文学，除了新媒介带来的文学新形态外，最重要的现象是文坛风气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稳的发展时期。一个五四文学以来未曾有过的重要的现象，是今天有一大批中年作家在坚守自己的文学精神，他们的创作生命的持续与长久是新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他们的创作，很像是当年鲁迅评价沉钟社时说的：“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这样的作家群体的创作，不再像80年代文学那样特别渴望理论的指导与评判。在这样的现实与历史的条件下，闽派要重新焕发力量，就不是凭借先锋性凭借新异的理论话语所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文学的情怀，坚守理论的思想力量，具备一种沉潜坚韧的理性思考与美学凝聚，而这首先就必须迈开闽派原本那种跟踪追索当代文学的脚步，深入我们时代文学多元丰富的创作现实。

　　至于我们今天聚集一起讨论闽派评论的问题，倒是一件很适时很重要的事，闽派评论的话题重新提起与力量重新聚集的冲动，是有它的合理性与时代因素的。我们都说今天处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经济是一体化，而世界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性却在深入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区域性经济的崛起，区域性的文化已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中心文化，都是由一个个有着自身独特性的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在这种区分与融合中，一旦中心文化出现震荡时，地域文化就会因为中心文化的震荡而获得了空间的释放，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人们深层记忆中最能被回忆、被感知、被慰藉和被激活的文化因子，这也许就是人类会永远迷恋于地域文化的原因，也是文学创作与理论所能获取的独特资源。从这点出发，闽派评论就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策略，转向对本土文学与理论的开掘，由区域延伸进入中心，这犹如福克纳从邮票大小的家乡出发、莫言从高密乡切入一样，从眼前从自身的文化生态获取资源、激起新的灵感，而福建是有这个现实与历史的本钱的。

（朱水涌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