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抗战不仅仅是简单的攻城掠地

　　我以为大学就立志当作家的范稳，当年在中文系一定是个风云人物，没想到他告诉我，大学时他只做两件事：一是踢球，二是写小说。只是一篇作品都没发表过，四年下来，退稿信堆了一纸箱。   

　　纸箱还不是一般的大，几百封的退稿信是有的，皆为铅字：“范稳同志：你的来稿编辑部认真看过了，认为存在以下问题。”问题也是拟好的：“一、主题不突出。二、结构不合理。三、语言不精炼。”每个问题前面划着方框，编辑只需在前面打个勾。

　　范稳说，幸好自己很低调，也没有因此消沉。在那个文学狂热的80年代，发几篇散文或诗歌就可以扬名，或者可以留校，但他的志向不在此。

　　毕业后留在重庆当老师完全可行，但他选择了地质。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生活，而在大学里写的小说，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情怀。他羡慕那些生活阅历丰富的77级78级同校学生，而自己的生活几近洁净的白纸。

　　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明确了要在大地上行走，在书房里写作。

　　他走得很多，写得很慢。在被连续退稿五年之后的1986年，范稳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自己尚未看到样刊，就收到了一沓厚厚的读者来信。来自读者的肯定成为支撑他日后写作的动力之一。而在此后近30年的写作历程中，他越来越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干的事儿。

　　很多读者的印象中，范稳是个淡泊名利又有定力和实力的作家。可是范稳心里也有发怵的事情。

　　下去采访，需要请创作假，创作假请了若干，到了年终岁尾，单位要例行述职。这一年做了什么？寻访、采风。有什么成果？没有。

　　这使他惴惴不安，似乎这一年白过了。

　　而且不止一年。“藏地三部曲”，每一部都是三四年的艰辛完成的，最新出版的《吾血吾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是如此。

　　读书报：与你过去的题材相比，《吾血吾土》无疑是一次写作上的挑战。写抗战老兵，是不是一次沉重的写作？

　　范稳：抗战题材本身不是个轻松的话题。我也不想给现在的读者造成压力或阅读的障碍。当初的构思，我定位于交代体，不断地交代自己，交代一段历史，还原一段历史，不是老实地一下子把历史的问题交代得清楚。尤其有的老兵来自西南联大，受过中美军校的训练，不是你一采访，他就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倒出来；结构方面也是我有意设计的，以50年代为基点，情节往两边推，交代1947年1948年；到了反右，交代1945年1946年的问题，到了文革，交代抗战的问题。不断地把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把历史一步步展示出来，这种结构形式不会让人感到轻松。

　　全书共分五个卷宗，前四卷的开头都是“你老实交代这一段历史”。我采访的20多个老兵，没有坐过牢的只有一两个。他们几乎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劳动改造，经历批斗、文革结束才陆续恢复自由，也依然夹着尾巴做人，2000年后，境遇才逐步好转。2005年，国民党正面抗战被承认后，老兵才得到官方的认可……很多老兵是流过眼泪的。

　　读书报：采访是否有很大难度？你做了怎样的准备？

　　范稳：写抗战不是写简单的攻城掠地，而是写精神和文化的坚守。我写了几个西南联大的学生从军抗战，所以下功夫最多的，除了抗战的史料，更多的是西南联大的史料，大师的思想境界对现代人来讲很难掌握。

　　过去都认为抗战中没有国军，90年代以前是不允许说的。采访对象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一方面是自然性的遗忘，另一方面是被迫性的遗忘，问到尖锐的问题就避而不谈。当然，还有一些人，清晰地记得他们当年抗战的历史，这是他们人生中最灿烂的一笔。他们感觉到历史可以述说的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读书报：是否依据了真实的史料，虚构与史实相结合？

　　范稳：史料当然是需要作为作品基础的，比如西南联大这一块史料，我阅读得比抗战史料还多，因为那些大师们的思想境界我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其最起码的边界。抗战这一块史料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中华民国史》通读了一遍，远征军的史料目前出的也很多，能找到手的都通读了。写历史的小说肯定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来虚构作品和人物。我总是能在史料中找到创作的线索甚至灵感。我自认为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作家，这或许是我的一个特长吧。主人翁赵广陵的原型人物现在都还活在世上，他的人生经历几乎和作品中赵广陵的一样，大学生、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参加抗战，思想左翼，在国民党方面也不受待见，反对内战，喜爱文艺，1950年后管制、劳改，家破人亡，大赦出狱后孤身一人等等。当然在作品中我还揉进了其他老兵的人生命运。每个小说人物都是“杂取种种”嘛。

　　读书报：书中的信与诗歌，皆有来处吗？还是你本人所作？

　　范稳：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为此在古文写作上下了一番功夫。比如书信体、师表体、墓志铭等文体，都找了大量的范本来阅读学习。平常没事时我也喜欢读些古诗。只是我的格律还不过关，十月文艺的韩敬群先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帮我最后把关，调整平仄。

　　读书报：在几年的采访中，有什么独特的感受？

　　范稳：不是我的小说对中国人的抗战史的书写有多么重要，而是期望能再次唤起国人对峥嵘岁月的重新记忆。这些老兵曾经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流砥柱，是国家的铁血男儿，是抵御外辱的这段大历史的践行者和书写者。他们经历了抗战的艰难，也见证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历史的错误，他们的人生就像一列驶入漫长岁月的黑暗的火车，他们的光荣一度被遮蔽和遗忘了。面对这些经历丰富的耄耋老人，我仿佛走近了一部国家民族的苦难史和光荣史，也仿佛和遗忘在搏斗。这段历史现在才被刚刚打涝出来，过去水是浑浊的，现在水清了，水底下的宝藏逐渐显露，我希望打涝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还历史公正客观。

　　读书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吾血吾土》是“书剑相逢”。你写来自西南联大的抗战老兵，是不是也使这部作品和同类题材相比，有着不一样的气息？

　　范稳：我希望如此。我希望能够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坚韧和坚守。我们抗战不止是军事上的坚守。为什么要把联大学子作为主角，原因有两个，一是写青年学生热血报国，二是写文化的传承，那个年代怎样传递文明的薪火。我欣赏他们能够“上马杀贼，下马赋诗”。闻一多、朱自清是有气节的，他们受到传统教育，并且通过言行影响了学生，我写了大师们的弟子，他们的精神和大师一脉相承。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死扛，可能中国的文化是另外一副样子。

　　读书报：“明梅”在书里是否有特别的含义？

　　范稳：我想应该是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和气质。昆明有所公园里有唐梅和宋梅，昆明人视为国宝。但文革开始后就少于开放了。这给了我某种启示，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家国有难藤无言，河山光复梅先知。”中国人对梅花的赞美历来都跟言志、抒情、咏怀等有关，极尽想象力之能事。明朝的梅花在抗战胜利后不再开放，寓意内战将起，国家将再次陷入战火。天与人，人与物，有时会呈现出某种诗意的启迪。

　　读书报：那你的创作心态是怎样？

　　范稳：经常感动，有时候还很忧愤。这些老兵的命运让人扼腕叹息。如果心态平和一些，可能会保持更多的理性。我采访的这些老兵，没几个生活好的，他们和贫困、孤独、生病、衰老做斗争，为几百块钱的社保到处抗争，很可怜，他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我们永远想象不到他们所面对的一些苦难和荒谬。这种荒唐在我们国家才会有。社会的一点点关爱，会让他们非常感动。

　　读书报：这几部分的“交待”，让读者真实地了解了那段历史，第五部分读得很过瘾。尤其是赵广陵在“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上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以后此后与秋吉夫三的过招，都显示了一个军人的气节和中国不屈的精神。这些内容，也纯属虚构吗？

　　范稳：日军老兵回访滇西旧战场有史实依据，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00年前后，我们这边的人都有接待。甚至连当年的朝鲜籍慰安妇都有来回访。我采访过那些见过日军老兵的人，其中一个还是当时省外办的处长。每次日本老兵来都是他全程陪同。日军老兵也确实在昆明和腾冲和中国老兵开过座谈会，会议气氛不是很融洽。一个中国老军人在会上曾指着一个日军老兵痛骂过。当然也有日军老兵和中国老兵交上了朋友，在中国老兵生病时还专门从日本前来探望。日军老兵当年的确有挖回自己阵亡士兵遗骸的想法，但遭到了拒绝。他们也曾经想走民间的路子，开出价格想让中国人帮忙，但都没有得逞。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气节吧。我还看过两本日本老兵写的关于滇西作战的回忆录，提到了他们回访旧战场的过程。我今年去日本的时候，本打算找到一两个日本老兵采访的，但我从有关渠道获知，他们都死了。

　　读书报：我很欣赏你的创作态度：在大地上行走，在书房里读书和写作。什么时候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态度？

　　范稳：到藏区游走时就形成了这种写作姿态和习惯。我喜欢这种充分的田野调查来开拓自己的思路。生活本身大于想象，必须深入生活。有些作家更擅长走向内心深处，我需要有直观的感受，需要走向大地。历史有很多精彩，我需要某种别人人生的传奇。我喜欢传奇的人生，这构成故事的基础。

　　读书报：你最早写过校园题材、地质题材、都市题材，那时候的写作是什么状态？是怎样走上“藏地三部曲”和抗战题材的创作之路？

　　范稳：我1985年大学毕业后在地质行业干了5年，直到2000年去西藏之前，写短篇写中篇，也写过一两部长篇，大多数作家要经历这些积累的过程。我明显的变化不是来自内心，而是外界的感召。

　　我关注藏民族文化的缘起是1999年参加“走进西藏”活动。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藏民族文化，我看到了教堂，看到了传教士的坟墓。虽然那个时候对这段历史只是浮浅的认识，但是好象上帝在召唤我：你应该去写这段历史。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不论写哪种题材，我会把功课做足才动笔。这是学院教育的影响，读藏传佛教的书，读民族史、宗教史的书，如果没有读透，没有掌握相应的知识，我不会去写。这是我的写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