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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妈妈，一个年轻的丈夫，还有一个同样年轻的儿子。
当然，你们都会注意到，我强调了这三个人同样年轻，这使人物关系变得难以确定。但是请原谅我的故弄玄虚，你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三个人其实是高中一年级的同学，妈妈、丈夫和儿子的称呼只是他们之间的游戏。
在这个故事里，这并不是一个隐秘的私人游戏，这是一种校园文化，也就是说，在校园中，除了老师之外，每个学生都有一大群亲戚，比如据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儿子”说：“我在班里头有两个哥哥，四个弟弟。七班有两个姐姐，十二班有三个妹妹。十五班还有一个舅舅。舅妈是两个，大舅妈在高二(六)，小舅妈在高一(十)。”
现在，我想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让我想起童年时常做的另一个游戏，在中国，我们把它叫做“过家家”，我们都有和邻家的小女孩举行婚礼，一起做饭、养孩子的经历，现在，这些大孩子们，他们扩展了这个游戏，而且有时候，他们会发现，游戏的含义远为复杂，它和真实生活之间的边界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个故事见于中国作家毕飞宇的《家事》，这个短篇小说发表于2007年，收入了很多选本，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找来看，我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了。这是一篇混合着幽默、嘲讽，既天真又老于世故的小说，故事在最后变得既滑稽又伤感。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它恰好和今天的主题相关：文学与家庭、社会。
首先我必须承认，对我来说这个主题非常困难。如果把文学放在一边，先来审视家庭和社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争议。在汉语中，“家”是一座房子，“庭”是一个院子，都是筑起围墙，划定一个空间，与外界区隔开来。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家庭理解为相对于社会的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由此可以展开关于公域和私域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论述。
但是，由西方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论述在施用于具体的中国生活和经验的时候，总是会有枘凿之处，不太匹配，不太流畅。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家庭与社会的功能和关系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实际上，这是我们辨认一种文化特性所在的基本进路之一。比如在儒家文化中，当谈到家庭时，这个由四面墙隔开的地方不仅仅是私人生活的展开之地，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除了基本的人伦关系和经济功能之外，这个地方还具有一个类比的维度——它被由小喻大地类比为国家和天下。这种类比决不仅仅是修辞，当中国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时，他们是绝对认真的，“一室”和“天下”绝不仅仅是因为部分的重合才构成比喻关系，它们其实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严格地说，家国天下，这不是比喻，而是逻辑上的循环阐释。我的一个朋友，陕西作家红柯，曾经对我谈起他的家乡岐山脚下的老农，他说在他们那里，一个年长的农民处理家庭事务时运用权力就如同皇上。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权力结构和关系如同镜像迷宫，投射、映照、延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它们截然划分为不同区域。
当然，在现代意义上，社会这个概念与国家不同，与传统政治学中的“天下”也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就不存在“社会”，在谈论传统文化时，我们常常有一个“理想国”误区，那就是，把圣贤的理念完全等同于古人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直接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按照一套特定的理念组织起来的。每逢此时，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人的生活世界远远大于任何理念，当然这种提醒本身也是一种理念，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也许就是引入文学。当把文学放进来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以为如此确定、具有明晰的形状和线索的事物忽然变得含混，这是生活的国度，人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并不一定就会碰见官吏，他们走进庞杂的人群，发生各种关系、经受各种命运，并且为自己想象和寻求家与国之间的某种共同生活。
离家出走，这是中国小说最深刻的精神起源。父母在，不远游，但在家的人没有故事。从唐宋传奇到三言二拍，早期的小说中，人们很少在家呆着，大量出现的是行人、旅人、天涯飘零之人，在政治、征伐这些国家规模的人类活动之外，就个人经验和日常经验而言，世界不再是四面墙，是敞开的空间，它也不是必然地注定地通往都城和殿堂，它是旷野或市井，对中国古人来说，是一种意义的悬置、延宕、不确定、暧昧状态。和西方早期的小说一样，个人在世界上的历险，从此成为了小说的持久动力。
很多年以后，年轻的作家余华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这被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现代主义潮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但是，它其实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现代”，它隐蔽地呼应着传统，余华对于出门远行的意义的寻思和表达与《西游记》、《水浒》时代的中国人并无不同：不管“家”意味着什么，走出家门都是面临着不再意味着什么的莫测的世界。
在余华的时代，中国人早已获得了“社会”的概念——顺便说一句，这个词和很多现代词语一样，是从日文中移用过来的。我们都知道有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包含着一整套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它近似于中国古人的“国家”或者“天下”。但是在实际语用中，这个概念的所指却在不断发生漂移，比如现在，它在一般的学术表述中已经漂到了家与国家之间；而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会把那些游荡于校园之外，出没于街头的大孩子称为“社会青年”，甚至有一度，在官方文书中，那些没有确定身份的人被称为“社会闲散人员”，这种对“社会”的理解基本可以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江湖”。而当余华笔下的少年孤单地走在路上时，每一个中国读者都明白，他正在走向“社会”，也在走向江湖。
文学——我在这里指的主要是小说——保存和阐发了普通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不是理念，而是经验和智慧。我之所以说余华呼应着《西游记》和《水浒》的说部传统，就是因为，和圣贤们家国天下的总体化规划不同，中国民间深刻地意识到家门之内和家门之外是两个世界，家门之外不是道德的“天下”，而是人世的“江湖”。人面对“江湖”，就如同面对自然的江湖风涛，常常是孤弱无力的，恰如那个出门远行的少年。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一词呈现出它的“江湖”含义：在家庭和国家之外，人群的无组织和自组织，为了获取达成某种互助和自治而形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认同。这一直是中国民间生活和民间想象力的一个基本内容。
于是，话题就回到了一开始，那些校园里的孩子们，当他们唐突滑稽地结成虚拟的家庭和家族关系之网时，也许我们可以同样唐突地想起《水浒》——林语堂翻译的英文版《水浒》直接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书题准确地道出了《水浒》的精髓：那本书里，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家庭，但他们在“江湖”上寻求并缔结一种替代性的家庭关系：兄弟、异姓兄弟。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到《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余华，他在“出门远行”二十年后，写出了《兄弟》——也是一对异姓兄弟。实际上，这一直是中国叙事文学中应对远行、流散、陌生的人群和艰难时世的基本想象路径，在武侠小说和港台电影中，更形成了一个丰饶的大众文化传统。
这个路径远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陈腐，它有力地参与了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家庭在隐喻中和实质上都被界定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传统价值观的堡垒，巴金的小说《家》表现了那一代人眼中的世界图景：家庭正在无可救药地腐坏，青年们必须走出去，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确立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家与国、与天下之间的总体性规划被打破了，这在中国文学中启动了一个激进进程，打开了全新的现代性空间，这个空间后来以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总体性——在“文革”期间，在样板戏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家庭的，没有夫妻、没有亲戚，唯一的一个“家庭”在《红灯记》中出现，但我们最终得知，“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也就是说，在走出家庭之后，我们按照全新的革命伦理建立了新的“家庭”，而这个“家庭”所指向的正是一个新的“社会”。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其实就是，家门内外的关系，始终是个问题。粗略地梳理一下，就会看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对“社会”这个概念可能指向和覆盖的区域，它与家和国的关系，有着歧异多端的理解，其中包含着层层叠叠的疑难。而文学、特别是小说，一直隐秘而有效地参与着中国人对家庭与社会的想象和实践。
现在，让我们再度回到那一群孩子中间，回到《家事》这篇小说。当我们审视作家对这个故事的处理方法时，每一个中国读者都已具备关于故事背景的基本知识：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中，许多界定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的称谓正在失去意义。也就是说，随着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越来越多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不知道舅舅、舅妈、叔叔、婶子这些名词意味着什么。而且，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迁徙和流散、离异和寄养，又使得本来已经收缩、内敛的家庭面临一种破碎的开放性。
在《家事》中，那个“儿子”的真正母亲恰恰是身在海外，而且显然已经建立了新的家庭，小说最后，还生了又一个儿子。这在生活中当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小说中，这却隐喻地表达了这个时代对“家庭”的纠结体验。我曾经一再提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从“70后”作家开始，到“80后”乃至“90后”，一直有一个触目的现象，在他们的小说中，家庭常常如同幻影，其中的父亲或母亲，有的远在异地，有的形象孱弱，有时则根本不在而不予解释。这是一种双重的、矛盾的叙事策略，一方面，父亲和母亲常常只是因“不在”而进入意识，在小说中，这常常表现为来自远方的汇款，家庭的经济功能依然在，但家庭的文化功能却被悬置起来；另一方面，年轻人在伤感中体验着残酷青春，但这与其说是来自成人社会的文化压制，不如说是因为父母的缺席。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众多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离传统儒家家国天下的规划已经十分遥远，在巨大的时代震荡和生活变革中，我们正在试图重新想象和界定家庭、社会；在这个方向上，现代性以矛盾、冲突的方式曲折地展开——或者用流行的学术切口，叫做“吊诡”。比如一个突出的吊诡之处是，当人们在网络时代努力维系和发展基本的社会关系时，常常借用原有的家庭符号，在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上，买卖双方互相称“亲”，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曾经强烈地认为“亲”这个词只属于最亲的人，它是如此亲昵，可能只用于情人之间或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之间，但是，现在，“亲”四处蔓延，税务局称纳税者为“亲”，警察称逃犯为“亲”，这种对词语的系统性误用，包含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内容，当我们把用于家庭关系、私人关系的称呼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公共领域时，它可能既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但也可能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脆弱和公共交往的不规范不稳定——这正是一个变革时代的突出特征，人们正在艰难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下意识地、习惯性地征用某些传统资源，比如刚才所提到的，“江湖”的“兄弟”想象；甚至，我们离《红灯记》其实也并不很远。
所以，那个近千年来困扰着中国文学、中国小说家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正在获得新的力量，变得更为咄咄逼人。文学与家庭、与社会，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如何想象和规划我们的生活世界、情感世界和伦理世界的问题，它是如此重大，敞开着复杂莫测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