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丽娃河与“江南三部曲”摆在一起或许会让人感觉突兀，因为前者是一个地理概念，后者则是格非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但是对于曾经在华 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求学、生活过的很多人来说，丽娃河不只是一所大学的地标，而且是一些文学经验的代名词，标志着终生受益的一段文学时光。
文学的丽娃河最为闪耀的阶段，无疑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至90年代中期的那段时间。其时的丽娃河不仅见证了当年中国各种文学批评思潮的风
起云涌，也是很多先锋作家、前卫诗人像候鸟一样时常留下身影的地方。在80年代后期，先锋作家马原、苏童、余华、北村等人频繁出现在丽娃河畔，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当年的先锋小说家格非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80年代后期异军突起的先锋小说从文本形式上唤醒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本体意识，一时间怎么叙述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叙述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先锋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世界的神秘、虚无、偶然、不完整、不确定以及多重性等认知，对文学中流行的僵化而庸俗的 世界观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90年代中叶，我作为研究生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几个朋友聚到学校分给格非的一居室教工宿舍里，听他们高谈阔论卡夫卡、普鲁斯特、
伯格曼、勃拉姆斯等等。在那个阶段，我对先锋文学情有独钟，把艺术上是否先锋视为判断文学好坏的圭臬，认为只有先锋文学才是最为纯粹的汉语文学，只有先锋
创作才是对抗日益世俗化、庸俗化的现实的艺术创作。但是，像所有不会只为某个流派创作的优秀作家一样，格非他们一方面已经厌倦了先锋作家的标签，另一方面
也由于艺术与现实的疏离关系越来越严重，文学的现实意义成为他们在写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进入90年代以后，格非这批先锋作家开始在写作上纷纷转 向。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便是格非谋求转向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作为对现实问题的介入性写作，《欲望的旗帜》既是格非对先锋小说写作的一次告别，也是他对丽娃河畔的校园生活经验的一次总结。然而在这部小说之
后，格非出乎预料地陷入了长时间的精神困扰：急剧变化的现实问题、日益粗鄙的时代精神、市场经济导致的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文学环境，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文学 写作的意义。这种状态，在他2000年离开丽娃河、北上清华园任教之后又延续了几年，直到2003年他动笔写作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才告一段 落。
经历了先锋写作时期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消化吸收，经历了《欲望的旗帜》直面现实经验和问题的初试牛刀，又经历了十余年对文学、社会、历史、知
识分子、艺术传统等问题的深度思考，格非不慌不忙、深思熟虑地花了9年左右时间写成了“江南三部曲”。重新回归小说创作的格非不仅对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洞察
更为犀利深刻，对文学的理解也愈发成熟自信。特别是对文学的思考让他意识到，中国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仅仅学习西方文学是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所以，从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开始，他一方面在小说结构上熟练运用从西方艺术中学到的音乐对位、赋格构成法，
另一方面则在叙事过程中充分继承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审美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让作品从语言到氛围充盈着隽永、唯美的中国古典气息。另外，三部曲的故事
背景分别对应辛亥时期、新中国初期以及当下时代，格非在写作方式上也采取了互有差别、最能表达时代精神与气息的叙事策略，比如第一部《人面桃花》的典雅、 第二部《山河入梦》的抒情和第三部《春尽江南》的粗粝。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经历，让格非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现实并不陌生；而久居高校任教的经验则让他的写作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批
判性思考。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显示了他直面10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重大难题的雄心和勇气。其中，第一部《人面桃花》将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官
宦小姐陆秀米的个人命运、隐秘情感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交织在一起。在那个社会发生大变格的年代里，拥有大同梦想的知识分子以为即将迎来世界的黎明，而其
实整个社会仍然在黑暗中苦苦摸索，天真的个体只能被周遭残酷的现实所吞噬。第二部《山河入梦》讲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长谭功达的桃花源蓝图在复杂而强大
的现实面前如何破灭，以及他和憧憬纯美情感的姚佩佩之间历经磨难、劫数难逃的爱情。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聚焦中国社会再度转型时期矛盾重重的现实问题和不
同阶层中的个体精神困局，其中的主人公已不再是胸怀改造社会、把个人命运与社会改造捆绑在一起的“革命家”，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个体，有为了个体和家 庭生活试图与社会搏击的个体，有躲避现实、冷眼旁观外部世界的个体，有为欲望而欲望的个体等等。三部曲围绕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三代人的思考与选 择，由小及大，由个人、家庭扩延至社会和历史，以极具张力的内在恢弘，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蜕变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