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科幻，民族的还是世界的？

　　科幻小说，本来就是既强调“脑洞”，又有很强市场属性的文体，对作家的要求也更为直接。在一些西方优势及热点项目中短兵相接战而胜之，其影响力要比传统优势项目夺金的含金量更大些。

　　在一片“文学没落”声中，中国文学却似乎伴随着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迎来了它鼎盛的夏天。继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获得卡夫卡奖之后，刘慈欣在最近又众望所归，凭着《三体I》英文版斩获科幻领域世界最高奖之一的“雨果奖”，在此之前它已经获得科幻文学另一大奖“星云奖”的提名。

　　但严格考究起来，作为科幻小说，刘慈欣所取得的成功与前两者不太一样。无论是莫言还是阎连科，成功多少都得益于“中国叙事”，跨文化的陌生化审美多少起了作用。尽管刘慈欣的《三体》故事起于中国“文革”，但这并不是其成功的关键要素。小说设置在科幻小说习见的“宇宙”背景之下，这意味着刘慈欣选择了与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科幻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接受同一批苛刻读者的检阅。

　　这种情形让我联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沈从文。尽管“苗族”文化背景在其早期小说中呼之欲出，但作者并没有选择“少数民族文学”的终南捷径，甚至在之后的创作中，有意回避“苗族”印痕，而将目光投向了更为普泛和深远的历史。这种选择，是需要雄心和抱负的。也正是这种雄心和抱负，使沈从文成为一个中国的乃至世界的，而非仅是一个湘西或苗族的作家。

　　这么说，不是否认“民族的”意义。但当我们强调“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类似的命题时，需要意识到，民族性的世界意义并不是自明的，也不是思想贫弱的遮羞布。从民族性中矗立起来的文学，需要在对人性、生命的探寻中，打开思维的“窄门”，才能走向“世界性”的广阔天地。这既需要作家的自信和勇气，也需要作家原创性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而科幻小说，本来就是强调“脑洞”，又有很强市场属性的文体，对作家的要求也更为直接。

　　狭路相逢勇者胜。刘慈欣长期的正面坚守，证明了他无愧是阿西莫夫之后最好的科幻作家。在此之前，他的粉丝已经超越了国界。据称，在大奖揭晓之前，《三体I》英文版已经再版七次，而刚出版的《三体II》也已销售一空。因此，刘慈欣获奖后的淡定并不让人意外。对于一个已经摆脱“影响的焦虑”、比较自信甚至有点“自我”的作家，本不需要靠获奖来证明自己。

　　这种自信气质早已融入了其作品之中。他的作品从来不依靠通俗小说“男欢女爱”的万能灵丹，而是着意展现广阔宏大的宇宙视野，描绘虽渺小却雄壮的人类生存图景，并始终激荡着宏大的英雄主义情怀。而长期以来对“硬科幻”的坚守，又使他既能至极宏大，也能见极幽微，不致流于空洞。具体到“三体”系列，无论是作为主体架构的乱纪元三体世界与人类世界、作为主题设定的“黑暗森林法则”，到高维展开、降维攻击、面壁计划、平行宇宙等，从思想到想象到技术细节，都给人以不亚于任何一流科技作品的震撼之感。

　　刘慈欣的成功，让人容易联想到体育领域的刘翔、李娜，或者最近的宁泽涛、苏炳添。至少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在一些西方优势及热点项目中短兵相接战而胜之，其影响力要比传统优势项目夺金的含金量更大些。但问题也是类似的：那就是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刘慈欣们的出现更像是一种突变(作为曾经的计算机工程师，刘慈欣和王小波有类似之处，都是文坛的“他者”)。如果“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可能需要打破既有的圈子，尝试容纳甚至鼓励“异端”的弹性空间，着力培养原创思维的习惯和自信。但目前，这两点都有点难。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