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镜前的少女 毕加索 作

6月是谈论孩子的季节，然而，孩子的快乐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今天，我们就从女作家的视角来谈谈女性。当下文学创作中，常态女性形象的匮乏，同时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后退引人关注。中国当下女性如何“被”称谓？现实中女性称谓的困难来自于女性自身定位的可疑。“良家”被五四新民启蒙所解构，“女同志”则为物质欲望所消解。中国常态女性形象在日常和文学叙事中突然成为一个沉默的区域。尽管1980年代女性作家林白、陈染等明确的女性经验表达引起文坛关注，这些和艾晓明女性主义文本解读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符号。然而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而来的并非是女性精神主体性的建构，在“良家”、“女同志”之后，生活和文学都没有真正给予中国女性一个身心安适的身份与称谓。于是女性仅仅复归到传统“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身份，作为性别的女性依然缺乏最基本的现代性内蕴。19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进入一种玉体横陈的欲望表达。从文学主体上来说，一些“70后”女作家登场时的“身体写作”和“美女写作”遮蔽了这一批女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生存的新感觉和新体验，而是在消费和传播上同物质主义接轨，也就是说消费了她们作为女性和美女的身份。当下女性作家的写作和1980年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女性作家不再强调自己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同时在文本中也很少有明确的女性主义倾向。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更多认同男权主义对于女性的定义与规约，主要表现在女主人公以“色欲”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常常以励志、言情和现代婚姻困扰为叙事外壳，内核却是权力、金钱和身体欲望的表达。在城市女性塑造中，更多婚外情的纠结和身体在情感暗夜中的欢腾和刺激，而鲜有对于人性深处女性独特性的幽暗独白。由此，欲望化的女体和物质主义的女性引起大众对于女性精神形象过于单一和褊狭的理解。与此同时，这种叙事策略在精神主体性表达上并没有超出丁玲笔下的莎菲们，甚至连茅盾笔下女性主人公的精神纠结都在物质主义的逼压下萎缩为零。这些无疑显示出当下女性写作和女性题材写作对于女性精神主体性表达的退让。

——主持人 郭 艳

爱 玲：或许“理解与独立” 是当代女性对世界的深层图解。在当下谈女性与写作，已经与鲁迅的《伤逝》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大有不同，比他们所处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夹缝时代要宽松得多，从中国娜拉——丁玲、萧红等压抑后的激情出走与回归，到伍尔夫阐释女性理智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即理智定位女性自身的位置，是一个从逃离到立定的过程。对于当代女性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或许已经抵达理解，至少已经走在“到世界中去”的路上，并因此在两性世界之中真正成为独立的一撇，同男性共同组成“人”字。女性写作涉及到女性自身人格的建构。当代女性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直面的是“死亡”，这是需要每个人独自面对的终极。我以一个“人”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女性，在活着的过程里学着面对它，我得到很多，在接近死亡的短暂时间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惟有独自挣扎，所有情感维系的关系——亲人、爱人、朋友、世界上的陌生人都成为无助者，你只能成为一个孤独的独立的人，所以，我得到了女性人格当中的“独立性”。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给了女性角色阐释的宽阔性，将女性放在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甚至神话背景之中，开启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觉醒。当代，女性已经努力走入复杂的社会，以亲身实践来完成自身角色的不断转换与定位，以独立的姿态理解这个世界。

赵 勤：从团场到城市已经20年了，可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在一种疏离的状态中——回不到团场，也进入不了城市。这样的日子像一束塑料花，徒有花的形状却没有心神。我精神苦闷，那段时间先是阅读，大量的阅读，单纯作为一个读者的那种阅读。我想起了我不快乐的童年，郁闷的少女时代，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那些过去的隐秘往事，曾经都是伤疤，不能碰……后来随着阅读视野的打开，那些我原生家庭的陈年旧事都涌到了眼前，它们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化学反应，经过重新构建和重组，那些缺失的部分就是想象的动力，那些曾经无法回到的过去，在小说里重现了，可以说我重新替我的父亲和母亲活了一遍。我给他们虚构了一个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充分理解他们各自作为人的那一部分真实。可以说是写作让我与自己的原生家庭达成了和解。这些写作上的思考，也让我反思自己的婚姻，写作让我获得了更多精神的自由和成长，内心世界的疆域大了很多。通过读书、写作，我对世界怀有的惶惑乃至绝望的心情得以抚慰，同时也获得了对这种心情的理解。尽管写作带来的抚慰是短暂的，又好像是无用的，我的写作与别人也许是毫不相关的，但于我个人很重要。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在写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那些曾经躁动不安的情感会变得安静，杂乱不堪的思想也会逐渐沉淀得更加清晰，生活得到梳理，压力得以释放，生命得以记载，所以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帕蒂古丽：我应该算是一个从原生状态跳进现代城市的时代 “怪胎”。我降生在新疆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大梁坡，近邻多为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男的放羊种地，女的操持家务，生养孩子，村庄里保留着原始的婚姻模式。由于从小母亲精神失常，成长教育缺失，我到了16岁，还不知道有胸罩这样的东西，更不了解月经是怎么回事。周围少数民族普遍对女性这样的隐秘之事讳莫如深，他们不是将这些与生命和成长关联，而仅仅是与羞耻关联，在我写自己成长的文字中，它们恰恰是与我的生命最为密切关联的事情。特殊的环境形成了我敏感的性格特征，我对女性文学的思考向度，受到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氛围的影响。两种文化的融合使我的关注对象和情感表达，越来越由内隐走向张扬，经过岁月的沉淀，我将那段青春岁月中最隐秘的事情和独特的生命感受书写下来。我记录的大梁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村庄，也是整个多民族之间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村庄的缩影，我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用汉语为人们呈现了混合的文化，展示了一种多向度的生活，希望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们，也能在两种相互融合的血液中获取生命的滋养。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我觉得应该从自身的生活出发，解剖在多元文化中成长的女性独特的心理，挖掘文明转型期的边地少数民族女性在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下艰难成长的心理历程，描述她们在异质文化中成长的隐秘细节，给读者展现更丰富更理想的少数民族女性生活，为当代文学提供更多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和有价值的女性文学文本，也为那些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提供一种镜像参照，作为一种镜像借鉴，映照更多的女性，使她们在生活中产生警醒和自我意识，使得她们的成长不再充满心酸孤独和难言的艰辛。

马 悦：最初对文学的好奇源自母亲。不识字的母亲总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村里人都把讲故事叫讲“古今”，就是那些“古今”在我的心里萌生、发芽。我并不知道文学是个什么东西，仅仅是想把心里想的和看的写出来；更不知道小说是什么，懵懂的我用心的翅翼触探着文学。14岁那年，大舅舅用30亩土地将母亲换给我的父亲，父亲在母亲眼里是位皇帝，每一顿饭总是双手端在父亲面前，当阿訇的父亲是那么地享受。母亲对八个孩子真的是溺爱，为了使她的孩子能吃饱肚子，穿的衣服不至于补丁太多，白天母亲给劳动的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推磨、碾米、喂鸡、喂狗；晚上做鞋子、缝衣服，第二天拿给人家换取一碗粮食……也许母亲太累，也许她有很多的委屈，但我从未听到母亲诉说过她的委屈，惟一排解的方法是，干完活计的母亲坐在那盘大大的土炕上，放声哭诉，一边哭一边喊着“娘啊……娘啊……”常常，背着书包的我，远远地听到一种声音从村子的方向传过来，我的心会猛地一颤，我默默地、一步一步地走进那哭声里。三个姐姐不到18岁都出嫁了，我也出嫁了，我和姐姐们沿袭着母亲的路，去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孩子。岁月的淘洗是残酷的，有些东西不经意已被带走，当闲下时，不由自主地要拿起一本书，要嗅嗅文字的气息。我深知，这么些年来，在我骨子里有一种东西潜藏着，她并没有远离自己，也承认自己骨子里的叛逆，就像一个怪胎要和其他回族女人剥离开来。面对文学我是迷茫和矛盾的，在回族女性作家里，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引路人，丁玲、萧红、张爱玲、霍达像遥远的星辰。我摸索着往前走，绝望和痛苦随时相伴。最初的笔触是浅显的、幼稚的，我的土地，我的乡亲……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书写，自己所呈现的是原生态的东西，只要爱在，信仰在，我会带着大地的厚重向着天空飞翔。

主持人：在当下物质主义语境中，新媒体更侧重于对于女性身体和欲望的符号化表达。无论女性的出生、教育、文化和职业背景如何，欲望的迷失和沉沦是女性叙事的主题。与此同时，女性人物谱系反而日渐模糊。究其原因，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自身现代性特征日益呈现出复杂样态，日常性经验中的普通女性因其缺乏故事性而无法成为典型的文学形象。由此，很难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常态的女性，比如少有对于女教师、女医生甚至于女农民在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裂变的深度摹写，取而代之的是欲望化生存中面目模糊的女人们。

陈秋谷：在现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中，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全面入侵，文化多元的不断渗透，社会结构的丰富多彩，使得“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象也随之而开始全面苏醒，这种全面苏醒，不再是浅表化的、阶段性的、无意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一种常态化和再生性。在农村，女性们把家守业，操劳日常，衣着时尚，观点新颖，经营小小的家庭生活时，也在经营自我的某种情态化日常，情感发现与情感表达不再是沉默的、被动的、落后的、愚昧的，甚至是可爱的、清新的、智慧的、积极的；在城市，女性们则承担起职场生涯与家庭结构中的重要分支，她们占据着一小片相对稳定、经济独立、精神丰富、情态多元、心态积极的社会空间，并试图在错综复杂、丰富立体，当然也是被物质过度消费和男权意识仍然可以造成多重辗压的社会景象中，极力地促成并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全面复苏和同步成长。这些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新女性主义形象，在以往“女性与创作”的文学作品表达中，不但被男性强权意识和女性无权意识集体“制造”出一番热衷于一夜情、婚外恋、寄生式、傍大款、病态、不独立、被冲破道德底线所反复制约与控制等片面性的、非常理性的诸多女性形象来，甚至，对当下女性主义在社会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温暖、积极、内省、反抗、独立、丰富的精神结构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一种精神伤害与形象伤害，也因此给大众造成了一种阅读体验中的“女性文学形象”与“女性现实形象”之间极大的不对等、不兼容、不可信、不可敬、不可亲、不可学的狭隘意识，而对这种狭隘意识的有意识对抗、有差异发现、深层次挖掘和精神世界平衡等对等的女性文学塑造，才有可能从文学意义上，适当填补当下“女性文学形象”的某种精神空白。与男性世界共同完成中国现当代经济转型和社会文明结构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依然是人类社会二元结构中的无限存在，即女性。在亲情、友情、爱情的人类情感长河中，女性主义历来就是滋养并构建文学经典形象的重要版图。因此，在“女性与创作”的空间里，对女性主义的深层解构、角色挖掘、精神呈现和生命关爱，依然是当下文学创作中一件伟大的、重要的、永存的文学事件，也是所有专注于塑造经典女性形象创作者的重要路径之一。

王晓冰：这个时代如此纷繁多变，给我们惊喜，令我们扼腕，让我们感慨万千却又欲说无言。无孔不入的资本运作，让鬼推磨的利益驱动以及眼花缭乱的欲望诱惑，对女性身心的冲击和辗压前所未有，对男人身体和灵魂的挤压与裹挟尤为惨烈。对于文学，这无疑是一个最需要书写也最难以书写的时代。由于生理、心理的差异，一般来说，女性写作者较之男性具有更加细腻敏感的触角和视线，也更容易陷入狭窄、易变与琐碎。如何把女性的特点变成女性写作的优势，把我们的敏感变成灵敏，把细碎变成细腻，把柔弱变成柔软，这是女性写作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跳出小空间，拥有大格局，走向视野辽阔、阳光照耀的开阔地，则是另一个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在封闭狭小的空间里，我们的不安、焦虑、忧郁都将被放大，敏感会变成蒺藜，刺伤别人，也刺痛自己。只有在登高望远之时，曾经的黑暗和疼痛会在我们温情的回望中，丰润成一粒粒饱满发亮的珍珠。到更加开阔的阳光地带，张开我们的第三只眼睛，珍惜和升华那些曾让我们欲哭无泪的饥饿感和疼痛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我们灵敏细柔的鳞片和羽毛。坚实的大地和无垠的天空，给我们脆弱的心，也给我们坚强皮实的神经。

徐小泓：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时代要求每一个人要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成长，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面对女儿、妻子、母亲……多重角色的时候，要“与时俱进”。当下的婚姻和教育问题都在考验现代女性的智慧与能力，内心的自信、灵魂的丰盈和由内而外散发的“现代意识”才是女性应该具备的品质。人生的厚度是和阅读厚度相辅相成的，精神世界犹如一个“神秘花园”，最终会引导现代女性在漫漫人生路上完成内心的升级，绽放属于自己的温暖芳华。

仇秀莉：女性之美，美在外表，可赏心悦目，美在内心，可光彩耀人。相信这世上每一个女性，都希望自己拥有娇好的容貌、美丽的外表、优雅的气质、不凡的谈吐，如果外貌不是优势，也可以先天不足后天补。由于女性各自的出身背景不同，学识不同，阅历不同，也造就了她们人生之路的千差万别。面对纷杂的社会，面对生活中的困苦与困惑，面对工作中的各种压力，有的女性能勇敢面对，而有的女性则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甚至过分依附于男人。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无论出生于条件优越的富裕家庭，还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里，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应对。作为一名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女作家，要有责任担当的意识，把她们精彩的人生体验写出来，把这些正能量的故事分享给那些还处于迷茫中的女性，帮助她们走出困境，勇敢地面对生活，自信地去拥抱生活。

主持人：近些年，对于女性作家婚恋题材的文化消费，尤其在关于张爱玲、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文本叙事中，对于她们女性婚恋经历过度猎奇，而忽略这些女性的主体性精神欲求。作者用物质主义价值观穿越回民国，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消解了这些作家女性精神主体性的特立独行。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化事件对于中国女性自身现代精神主体性的建构都显示出南辕北辙的特征。我们是女作家，我们自己对于女作家的形象是怎样理解的？常态安稳的婚姻家庭生活和女作家是否构成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喻之之：女性主义文学的关键词在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作为人的意识，即与男性共同所有的意识，比如说对于社会、时代、国家、民族等共通的意识，另外是一种独属于女性固有的意识。女性意识觉醒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强调男女平等，但也包含男女有别。女性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有别于男性，女性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上的确比男性柔弱，渴望更多的呵护和爱。女性更侧重于爱和永恒的追求。现代女性在生活中的确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角色和责任，同样在外打拼事业，单位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对你有所偏袒，而回到家里，却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当代社会，男性生存压力大，女性亦然，许多知识女性既在职场打拼，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和谐的家庭，这一切，可想而知，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关于这些，在文学作品中，似乎还没有一个相应的角色与之对应，或者说大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没有很好地表现当今女性独立又温情的一面。我有个小疑虑，这是不是跟文学刊物的审美有关？大家不再相信高尚的完美的形象（哪怕只是趋于完美），大家也不再相信，觉得假，觉得空，而更喜欢阅读一些离奇的、晦涩的、隐秘的，甚至是变态的故事，仿佛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才能刺激人们已近麻木的神经。我有时候怀疑刊物编辑的眼光是不是跟审美大会评委的眼光一样，看多了美好的东西，需要另类的东西才能刺激他们的感官，因而选出来的，往往是特别的，而非美的，以致他们选出来的大众往往不买账。

当下作家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中，有一类我们不得不注意，她们自然也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类，她们因为各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向男人付出了身体，但事与愿违，收与支不平衡，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女人歇斯底里地爆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女性的独立，不论是身体还是感情，把女性身体置于交换的前提下（有时甚至是主动的），这显然是对女性的更大程度的侮辱，《红楼梦》中的鸳鸯、晴雯、尤三姐等丫鬟婢妇还懂得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何至于当今女性，要用身体作筹码，获取所谓的捷径呢？

富 遐：我喜欢杨绛和林徽因，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历经人世苦难，却也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且让有限的生命在尘世开出花来，照亮自己芬芳他人。这或许正是由于女性的隐忍、宽厚、无私所决定的。苦难成就了杨绛先生的睿智，让她体悟到，“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并道出了人生哲学：美好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而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且有着文学情结的职业女性，我想应该还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转换。女性在职场，没有谁认为你是一个女性，就给予更多的关照或减少工作量，你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而回到家中又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得让自己成为贤妻良母，让家在女性的经营下，幸福满满；而周末回到大家庭，又要转换到女儿、儿媳的角色，尽到一份晚辈的责任。享受天伦之乐之余，还不忘在夜深人静或清晨鸡鸣时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直认为，文学不可能是万能的，但通过文学却能够让自己多些沉思，多些对生活的理解，多些宽容和善良。也一直认为，文学是精神的奢侈品，首先在有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再来谈精神追求，尤其是女性，担负着太多的责任和角色，接受着传统教育的温良恭俭让，担负着职业的优胜劣汰，应该是在婚姻、工作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再来进行对文学的追求，有了面包再来换取玫瑰。一位作家曾说过：女孩子的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美德。而女性作家应做的是要守护这种美德，并通过文字得以延续，这或许就要靠女性作家构筑的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精神家园。而希望自己在精神家园里，种上亲情、友情和爱情，用心呵护、用爱浇灌，用情饲养，直到开出真善美的花朵，愿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稍作歇息，留住芳香，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