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散文写作，至今三十多年笔耕不辍。2017年6月，其最新散文集《三峡书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并发表于各类媒体的29篇散文。其中，《三峡书简》一篇，整理自作者1987年出差途中写给妻子的几封长信，信中记录了其从武汉到奉节往返的旅途见闻。以此篇目做全书书名，体现了作者对个人，也是对时代的纪念与回忆。该书出版后，获得文学界的诸多好评。

《三峡书简》，王彬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记者：您在《三峡书简》的序言中说“散文不过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如何理解这句话？

王彬：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

小说、诗歌与戏剧有固定的艺术形式，散文则是不固定的。 因此，散文是一种最接近生活，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文体。或者说，散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将自己认为有意味的生活写成文字，便是散文。很多年以前的夜晚，我在北京三里屯等车，写在序言中的那个小姑娘与中年人，马路上的积雪坚硬成冰，跌倒的自行车等等，我不过是把他们如实记录下来而已。对我来说，这是往事的流光，而写散文便是挽住这样流萤似的光芒，用鲁迅的表述是“朝花夕拾”，我在《三峡书简》的短序中说“散文不过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也是这个意思。

记者：在这本书中，很多主题是关于动植物的，比如《北京的野菜》《次第花开》《乌鸦》等篇，描写细腻，是我们常见的景象，却具有一种诗意的美。为什么选择它们作为描写对象？散文或者放大到文学，它与现实生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彬：《周易》有一句话：“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又说：“以同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自然中，居于高端的人与居于低端的草木、昆虫、飞鸟并无纤毫之异。这就与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的圣经中，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的，是高等级的生灵，而大地与海洋的中生灵则低于人类，属于为人类所享用的“受造物”。

文化不同对自然界生灵的态度也不一样。杜甫有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当然是一种拟人比喻，但是换一个角度，不是用我们，而是用鸟，或者草木——“万物之情”的角度思索，又会产生怎样效果？

记者：近几年来，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身边写杂文、小说，特别是写网络小说的人越来越多，而专注写散文并受到大家关注的作家鲜有耳闻，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是什么让您坚持散文写作三十多年？

王彬：在我国，散文是一个庞杂的范畴，既包括实用文体的散文，也包括非实用文体的散文，即：文学散文。从大散文的观念来说，除了诗歌、小说、戏剧，一切散行的文字都是散文，比如微信、博客，等等，都是散文。由于这个原因，相对其他语言艺术门类，散文对人类的涵盖性最大，是一种最接近生活的文体，而散文最不稳定、最不确定的因素也就在这里。因此在讨论散文文体时，一定要厘清前提——实用的，还是文学的，否则必然会跌进无底的酱缸之中。简括而言，生活中的散文基本属于实用文体而与文学无关，只有少部分作品由于具有艺术含量而可以进入文学殿堂。

相对网络小说，文学散文的读者自然是少之又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网络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消遣，享受多余的时光，是一种生活中的休闲方式。相对休闲功能，散文则差之远矣。

散文更多的是文化涵养与精神启迪，我多年坚守这个文体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既属于生活的、平凡的，人人皆可为之的“实用”文体，也是一种文学的、高贵的“文学”文体，犹如一株大树，它的根深植于丰沃的泥土之中，而它的树冠则高耸云天。我们应该敬畏与尊重这种文体。

记者：我们了解到，除了散文，您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等的研究。散文在您的创作版图中占据着什么位置？它们之间有何关联？

王彬：我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叙事学，一是传统文化，一是北京地方文化。在叙事学方面出版过《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无边的风月》、《从文本到叙事》。传统文化方面出版过：《禁书 文字狱》。北京文化方面出版过：《北京微观地理笔记》、《胡同九章》、《北京街巷图志》、《北京老宅们（图例）》等学术著作。主编过《清代禁书总述》与《北京地名典》等。研究之余从事散文写作，出版过：《沉船集》、《旧时明月》与《三峡书简》。

叙事学研究文本之中的叙述策略，是一种关乎技法的文学理论，主要研究叙事层面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80年代传入我国，曾经短暂热闹，后来被文化主义的大潮淹没了。当下的文学批评以文化分析为主，对叙事层面往往简略带过，从而难以对叙事文本做出精细的研判与分析。我的经验是，做叙述研究与文学创作如同鸟之两翼可以互补。一方面对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滋养，而另一方面对理论研究提供创作经验，是上好之事。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些经典的古诗词文，给我的感觉是相得益彰，更增加了几分文化内涵。如何将积累的知识素材，转化运用到创作中，您可有分享的经验？

王彬：我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者，通俗讲是大粉丝（Fans），铁粉。优秀的古典诗词是历史馈赠今人的宝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适当引用一些诗词，自然是有意义的，可以提升散文的内涵与质量。但是散文的优秀与否，不在于引用多少诗词，而在引用之时贵在活用，要与自己的文章融为一体。否则难免出现打补丁现象，反而不如不引。

《美文》副主编安黎评论《三峡书简》时写道：“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叙述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能目睹到他的引经据典。写树木，他能写得宛若树木的博物院，既穷尽树木的姿色，又穷尽树木的来龙去脉；写飞鸟，他能写得宛若飞鸟的研究基地，既罗列飞鸟的神韵，又罗列关乎飞鸟的历代辞赋；写地域，他能写得像地域详图，既详尽地域的文化风情，又详尽地域的历史变迁。从帝王故事到圣贤遗言，从中国典籍到西方《圣经》等等，皆能化为他笔下的烹饪佐料，融进他那文字的鼎釜之中，酿造出香味扑鼻的美味佳肴，搭建起文字的恢弘奇观。”

能够将引文与自己笔下的文章融合在一起而天衣无缝，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下笨功夫，熟读默诵，溶化进自己的血液中，到时候自然会流淌出来。宋人吴可有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参禅如此，为文之道也是如此。

记者：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文字的载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电子阅读器和纸质书之间，您是否有一个偏向？为什么？

王彬：纸质与电子书的根本区别在于载体不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我国，文本的载体，经历了青铜、石头、竹简、纸张等过程，现在是电子媒介，当然是越来越便利、迅速。而在电子载体中，原来是电脑，现在是手机，人人一部手机作为阅读器当然更加进步。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电子阅读器，不如纸质书便于细读与把玩。从获取信息来说，我喜欢电子阅读器，从阅读经典作品来说，我喜欢传统的纸书。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兴起？其与传统文学的发展，会否有冲突？

王彬：网络文学的兴起是好事，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园地。我国的网络文学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有很大影响。我在2009年，在鲁迅文学院主持了第一届网络作家版，当时有28名学员，由新浪、搜狐等文学网站推荐，鲁迅文学院录取。我还记得大部分学员不是中文系，而是其他专业的，为此我还和这些同学探讨过这个问题。

网络文学，主要是长篇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实质是章回小说，只是说书人的场所变了，从书馆转移到网络，是网络上的拟章回小说而已。

网络文学与传统纸媒文学是互补而不是互损。

记者：2017年初有一些文化类节目，比如《中国诗词大会》等走红，传统文化再度大热。您怎么看？

王彬：这些活动对于推动我国传统文化传播自然是好事，当然对于促进年轻学子学习古典诗词也是好事。我曾经读过一些大学生创作的近体诗，比如清华大学2008级人文学院一位学生的五律《夜宿江南》，有这样两句：“星光全在水，灯火欲浮天”，很有味道，让我想起法国加缪的：“星星一颗一颗地坠落海中，天空一滴一滴地沥干了它最后的亮光”，新诗与旧体诗，在意象上完全可以相通。

记者：弘扬传统文化一直是当今时代的宏大主题，作为文学创作者，您认为如何通过文学作品为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王彬：很简单，写出好作品。

所谓好作品，在艺术形式上，首先要语言好。所谓语言好，不是大言炎炎，满纸枵响，而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深邃之境而直抵人心。深受鲁迅敬重的明末王思任说过,珠玉有价但“文字之尊”，则“无价可问。”他说的文字，我理解就是语言，有一篇之贵者、一句之贵者，甚至有“一字之贵者”，“当其贵之时，馨香可以达天，高峻可以踹岳，可以折圣贤之腰，而下英雄之泪。”这就把语言说到极致了。

记者：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气质？它是否与创作者本人的品格有关？

王彬：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有这样三个标准：亲和力、感染力、震撼力。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使读者产生亲和力，从而愿意阅读，这就是好作品。如果读者看过这部作品，受到感染，自然就是优秀作品。如果进而感到震撼，那就进入经典行列了，可惜这样的作品不多。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我理解主要是指作家本人的道德良心，一个没有道德良心的作家大概很难写出优秀作品。当然优秀作品的风格是不一致的而百花纷呈，龚自珍叮嘱同时代的诗人：“我思文人言，毋乃太惊众”，我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对我而言还是更注重传统，有评论家说我的散文是“简极之美，妙机其微”，我不敢担当这样的揄扬，但这是我一以贯之的目标——沉静、朗澈的那样一种秋山意境。

201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