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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水金关汉简，地节三年（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闰月吏民出入关致籍”，是一份官吏、百姓出入关隘、渡口的名单，详细记载了出入人员的姓名、职务、籍贯、爵级、年龄、出入时间，有的还记录身高、肤色等。此类簿籍文书是研究汉代普通官吏、百姓姓名的第一手材料。

陈氏宗谱像图，出自1988年版《义陈宗谱》。唐宋时期江州义门陈氏家族，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最多、文化最盛、合居最长、团结最紧的和谐大家族。

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急就篇》又称《急就章》,为中国古代最早以人名为题材的著作。书影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

现代家庭对新生儿起名普遍重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归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多名制转变为现代的一名制，传统姓名文化体系中的名、字、号、室名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更鲜有人用地望、排行彼此称呼，于是姓名就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符号。事实上，姓名文化有浓烈的族群情节和深厚的文化根脉，全面看待和传承姓名文化，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践行。

姓名文化是社会变迁和民族融合的时代镜像。甲骨文中商人多以甲、乙等天干为名。《淮南子·本经训》载：“尧之时，十日并出。”十日之名，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十天干”，也称为“干十”，结合甲骨卜辞中商人对于日出、日落的祭祀活动，我们可以窥见殷商先民的太阳崇拜观念。至周代，取名进一步复杂化。《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周人的取名与避讳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影响力。商周贵族以姓氏“别婚姻”“区贵贱”。至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成为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姓与氏的融合代表了“礼崩乐坏”变革时代的来临，更意味着平民阶层的崛起。

至“布衣将相”的汉代，姓氏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开始普遍拥有姓名。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延年益寿为取向的“彭祖”“千秋”；以开边尚武为理想的“广汉”“定国”；以崇儒慕古为意趣的“孝谦”“忠信”“禹”“汤”等多元姓名文化的绽放。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西魏宇文泰又改单姓为鲜卑复姓，至李唐王朝建立，通过赐姓名的方式加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及拉拢北方藩镇势力，无疑为这一时期的姓名文化增添了额外的政治色彩。宋代儒学复兴，姓名文化中敬祖延宗的宗法意识与“修齐治平”积极入世思想的回归。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时，一系列反映救亡图存、凸显民主革命意识的名字，成为照耀近代中国的光辉印记，更成为炎黄子孙不屈不挠拯救民族危亡时迸发出的时代强音。

姓名文化饱含着顽强的生命意识和血缘根脉。在姓名中融入对先祖的追忆与未来的期望，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延续。正如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中所吟唱的那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种在名字中追叙先祖的血缘命名形式，与今天哈尼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具有同样的文化意义。因为姓名从产生的时刻起就代表了一种血缘继承关系，表示家族成员之间血脉相连，表明生命基因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人们按照“字辈谱”命名的方式，更彰显出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姓名为载体，再由姓名接续成谱牒，最终编连成一个孝悌力田、薪火相传的家族世系。于是，我们才能看到义门陈氏“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爨四百年天下无双”的千古美谈，而留存至今的《义门陈氏宗谱》，依然记录着这个“庄分七十二州郡天下无双”的大家族的血缘根脉。

姓名文化寄托着执着的道德期盼和人生理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要求个体的言行必须遵守社会道德价值的约束，名字亦成为贯彻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之一。从修身律己的个人品行，到诗书传家的文化期盼；从勤俭耕读的家族传统，到安邦定国的济世情怀。名字凝聚着先辈们对子孙后世的美好祝福，对道德理想的发扬与传承。因此，一个人的名字一经选定，就不可轻易更改。《礼记·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孔颖达解释其为，因名字为父母所取，不轻易改名是对父母的尊重。但当先辈们给予的名字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的时候，更名以明志就成为一种关乎理想与信念的人生抉择。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原名文濬，因崇尚阳明心学“知是行之始”的观点，曾用“知行”一名，但随着其教育理念转变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改名为“行知”。从“知行知”到“行知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折射出的却是陶行知对于如何振兴国民教育的毕生探索和哲学自省。徐特立原名懋恂，在目睹了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后，毅然树立起不入流俗、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于是“特立独行，高洁自守”成为这位老革命家始终坚守的人生信条。

追求简单、自由、个性，已成为当今姓名文化的主要趋势，“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的取名传统，亦被大众重新重视。很多家长受到传统道教和方术文化影响而坚持名字要与生辰八字、阴阳五行相结合，不仅给孩子的名字中充斥了很多生僻字，更给这种取名方式蒙上了一层迷信色彩，不少人甚至花费重金“改名开运”。这样的取名方式并不可取，希冀一个“五行俱全”的好名字而获得一帆风顺的人生，这样的思想也未免过于功利。

在姓名文化逐渐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同时，我们更有必要深刻理解姓名文化的真正内涵，避免热门词语的过度堆砌和对古人名讳的刻意模仿。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充分发掘姓名文化中蕴含的文化积淀、民俗资源、审美意趣。引典齐贤，尊礼重德，将姓名文化变成滋养一代代中国人高尚品格的文化沃野。

（作者：姜洋，系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