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孕育忠诚也滋生叛逆——评李佩甫《生命册》(潘启雯)

　　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安泰俄斯只要双脚立于大地之上就变得力大无敌，小说和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美学意义上的大地和现实层面的乡土都赋予作家们以巨大的能量，进而引领其找到属于自己的寄身之地和书写之途。譬如，当代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的小说创作，“根，深植于中原大地；枝，却一直努力向上”。乡土给了李佩甫吮吸不尽的营养，同时也是他在远方回眸凝望的引力“场”。以文识人，李佩甫对大地的体认是源自内心的，对乡土的追思亦是真诚的，它们都是来自脚下大地和身边现实的真实感怀。

　　“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给人践踏，承担生命，同时又承担死亡。土地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一次地给人儆戒”——李佩甫显然坚信这一点。他在土地和人性之间“穿针引线”，寻求内在的关联和呼应。从《李氏家族》、《金屋》、《等等灵魂》到《羊的门》、《城的灯》，再到新近创作出版的《生命册》，一直突出地体现着李佩甫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情感上的依恋、行动上的背离和理性上的超越。

　　纵观李佩甫的小说，似乎总是流露出这样的潜台词：每个人的根底都是一株植物、一棵草，“木讷和欲望”、“高贵与卑贱”就这样被拧在了一处，且惟其卑贱得彻底，才更透显高贵的亮色。诚如吴志鹏(小名“丢儿”)这个《生命册》中以孤儿身份的“我”出场的人物，像糖葫芦的竹签子一样串起了所有人物，如果说这部小说是网状结构，那么，吴志鹏就是核心和结点。吃“百家奶”长大的吴志鹏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他渴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如其所言——“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吴志鹏为村里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他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他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国栋(外号“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教师工作，转而成为一名“北漂”。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枪手”并成功挖到第一桶金后，吴志鹏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然而，在对欲望的追逐中他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理想，身陷囹圄，最终落得个跳楼自尽的可悲下场。

　　整个无梁村似乎还没有从骆驼“悲剧”的痛苦中走出。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的对峙中，村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哺育吴志鹏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聪明好强的梁五方变成了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逃不脱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泼皮无赖；“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旋涡；追求真爱的梅村在爱情的无妄之灾中一次次“枯萎”……与土地相比，人是孤单的、弱小的，现实中的乡村不仅无法消除自身所滋生的愚昧、麻木、贪婪和残忍，更难以抵御城市文明带来的颠覆式影响。李佩甫仿佛在告诉人们：土地虽然沉默，却孕育了喧腾的生命，连同人性亦是土地所赋予的。生存原则被当作旗帜祭起，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存轨迹，这是无罪的；与此同时，土地的包容力和解释性亦大大得到强化：土地不仅孕育忠诚，同时也滋生着叛逆。

　　作为观察者和写作者，李佩甫始终隐藏在叙述的深处，不作声色，静静地注视和书写。此种叙述方式，与已故的乡土作家沈从文可作类比。沈从文的部分作品也做到了冷静客观，由所描写的事物自己来呈现，但由于其创作数量众多，并不是每一篇(部)都达到如此的境界，难免在许多文字中透出“炫示”的成分。李佩甫却谨慎地摒弃了“炫示”：一方面继续书写乡村那片迷人的景致；另一方面又对那幅颓败、荒诞的生存景观满怀焦虑。

　　由此不难看出，《生命册》的当代性非常明显：“以欲望的轻为灵魂的重作证。”当然，李佩甫自身对待作品中人物的态度也常常是矛盾的：有批判，有不忍，有痛恨，也有同情。小说中，土地已不再是那个仅仅可以耕作，可以建房的、具体的、工具式的大地，而衍变成了“精神家园”的代名词——作为某种无法穿透(确切说是不愿穿透)的部分驻留在主体批判的视野之中。或者说，主体也曾试图批判它，但批判的策略变了，最终从“审视的剖析”转为了“宁和的贴近”。

　　《生命册》 李佩甫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