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中的人性风景——读长篇小说《黄雀记》(韩晗)

　　只要读到香椿树街，毫无疑问与苏童有关。这部《黄雀记》(刊载于《收获》2013年第3期)是苏童笔下最出彩的香椿树街，读来令人手不释卷。在这个看似繁复但却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苏童用他惯用的笔法，为读者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

　　《黄雀记》采用了写实的手法，讲述了保润、柳生与仙女各自的不同命运。对于苏童的其他小说而言，这种写实似乎很常见，少年的残酷青春、市井妇女的小聪明、街坊邻居的众生百态，构成了香椿树街日常生态的全部。

　　但与先前的“香椿树街系列”以及“枫杨树系列”相比，《黄雀记》又自有其高明之处。它在精神表达上赓续了作者先前的“女性小说系列”，显示出了其颇具深意的性别隐喻；在叙事上独辟蹊径，符号化的地标体现了作者笔下的荒诞世界；同时，它在历史内涵上丰富而又深入，彰显了作者对于生命、社会与时代的人文观照。种种叠加，凝练出作者敏锐而又犀利的写作视角：通过对世俗中人性风景的描摹、刻画，来试图勾勒出一个正在变化着的时代背景。

　　这部小说体现出了性别隐喻。《黄雀记》里只有一个女主人公：仙女。作为一个老花匠的养孙女，她的身体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情节脉络甚至所有人物的命运。

　　从她因幼时漂亮而被人关注，到十五岁时被柳生强奸，再到改名换姓、沦落欢场成为“精神病富豪”郑老板的情人“白小姐”，以及沦为被台商抛弃的二奶，最终在荡漾油污的河沟里涤荡自己已经怀孕的躯体——其实这也反映了人类因罪而“受洗”的潜意识。

　　仙女虽然看似身世不幸且言行乖戾，但小说中男人的形象又有几人是正常的呢？懦弱的保润、狡诈的柳生、贪图小利的乔院长、假仁假义的台商庞先生，以及丢失魂灵、疯疯癫癫的保润祖父。事实上，整部小说中男人的角色都是扭曲、变形、不正常的，而且，他们还构成了社会的男权主导——保润粗暴地捆住仙女、柳生霸占了仙女的初夜、郑老板扭曲了仙女的性格、庞先生干扰了仙女的命运轨迹。

　　但仙女的变化同时也决定了《黄雀记》中所有男人的命运，比如保润坐牢、柳生被保润杀死。小说的大结局是男人们的死于非命与仙女遗腹子的降生。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市井社会里时常上演，但作者却以写实的笔触揭露了一个潜在的性别隐喻：男权未必是这个社会里的绝对主导。这可以视为苏童先前“女性小说系列”精神表达的延续。

　　《黄雀记》在叙事上独辟蹊径。整部小说由三章组成，以“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与“白小姐的夏天”为分章的标题。但三章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地标，即收治精神病患者的井亭医院及矗立在医院里的水塔，这是整部小说逻辑性的地理坐标，并与仙女天衣无缝地构成了整部小说情节高潮的人物与地点——她的成长、她的失贞、她与柳生的再度相遇以及她一度落魄无家的落脚点等，都选择在精神病院内，这仿佛向读者展示出了极大的荒诞。

　　井亭医院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地理坐标，贯穿了《黄雀记》的三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荒诞符号：疯子与正常人之间没有界限。精神病院里有青春时光里的成长、放浪与残酷，也有成人社会里的欺骗、背叛与贿赂。这是一个展现众生相的舞台，当疯癫的荒诞一旦被常态化之后，这部小说所书写的其他巧合、偶然似乎都够不上荒诞了，作者恰是力图以这种力透纸背的荒诞，来揭示世俗中不同人性最隐蔽的一面。

　　如果说性别隐喻与荒诞叙事是《黄雀记》的两个核心的话，那么其历史内涵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这部小说从“朱明瑛、邓丽君”流行的上世纪80年代开篇，终了于河水里荡漾着“工业油污”的当下，虽然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香椿树街一地，但仍可以管窥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个大时代。

　　“香椿树街”是一条在中国南方许多城市都能找到的普通街道，它因在苏童笔下而成其精神故乡，犹如莫言笔下的高密高粱地与鲁迅的未庄。香椿树街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当代中国世俗社会内在结构与话语政治的微观缩影。不同阶层之间的碰撞，总能造就出属于当代中国的独特故事，而《黄雀记》就由这样的故事组成。只不过苏童用别具一格的文学修辞，放大了不同故事的情节，使其成为了一部精彩的文学文本。

　　评论家吴义勤曾评述苏童的小说有三大特色，一是“对祖宗的诅咒和发泄”，二是“对生命原始魄力的挖掘”，三是“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黄雀记》实际上继承但同时也超越了上述这三大特色，使其成为了苏童诸多小说中较有代表性与生命力的作品。在小说的结尾，丢失了魂灵的保润祖父与仙女在逃命中生下的孩子最终巧合般地相遇，这既是作家对整个世俗世界的反讽，也是对新生命力量的礼赞，反映出了苏童对于特定时代与转型期社会的人文关怀，其笔下世俗中的人性风景恰是由这样的巧合与荒诞而徐徐展现。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