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变动时代的精神逼仄(张学昕)

　　像以往一样，苏童长篇新作《黄雀记》讲述的故事背景仍然是“香椿树街”或“城北地带”。这些年，苏童曾被嗔怪陷在故乡的这条街里“不能自拔”， 因为他的小说有几乎一大半的文字都是讲述这条街上所发生的历史、现实的故事。实际上，对于苏童来说，这已经不是“陷”在这条街上的时间长短问题，而是 “陷”得深浅的问题，这不仅是他写作的发生学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哲学问题。一个作家的写作出发地或精神“原乡”之间，必然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在写作 中，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异质感、疏离感所生成的有效意义和情感空间，也必然是不可估量的。

　　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故事讲述的背景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讲述的时代和讲述故事的时代。任何叙述都是对一个时代生活和人性状态的悉心诠 释，苏童小说也概莫能外。多年以来，我们在苏童的文字里，能充分地感觉到他对所谓“旧时代”、“老日子”的怀旧或迷恋，但新时代、新生活同样对其有着巨大 的诱惑，他在新旧时代和时间隧道的穿行中，寻找着属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声音和体貌。

　　发现与书写时代之“变”

　　回望苏童的写作，从他早期的长篇小说《米》《蛇为什么会飞》，到《碧奴》《河岸》，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或仿古拟旧，铺陈、重构历史情境； 或触摸现实，表现人性的欲望冲动，氤氲缱绻，唯美隐喻；或想象南方，阴郁颓败，复杂诡谲，其中，都不乏在努力地表现不同时代的精神阵痛和情感纠结，他试图 在历史和现实的节点，寻找人性缝隙的幽暗与明亮。

　　历史之久、之旧，现实之短、之新，都由一种属于苏童的叙述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一直在想，苏童总是想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些什么，通过叙述，他努力让两者相互发现、弥合并“修订”，在新与旧之间，呈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隐秘结构。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物、什么问题或原因，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情感，出现了令我们难以置信的吊诡？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作家阿来，他最近在一篇描述西 藏的文化随笔里写道：“在我面前的村庄不必要的旧，那么逆来顺受地安静着。而背后的城市，也有不必要的新，不必要的大。太大与太新，都不够自然。这个世 界，强大的东西总是会以不太自然的姿态出现。”生活和世界的变化，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让我们总是产生欣喜、快慰和自豪，很多时候竟然会成为我们无法 面对的忧虑和逼仄。

　　无疑，发现、洞悉一个时代生活的“变”，以及“变”的依据和理由，并且用文字和心智，测量出时代的灵魂是强大还是脆弱，是重还是轻，是令人沉静 还是让人沮丧和平庸，可以让人蓬勃、激奋还是使人深感逼仄，都是十分困难的。这些已经构成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叙述难度，也就是说，通过文学叙 事，说出一个时代的复杂性是非常困难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感受、揣摩着苏童的文学审美方式，以及他处理小说与生活关系时内在的玄思妙想，我发现，他更喜欢用自己坚持的那些“不变”的 精神、审美元素，来理解和呈现“变”的邃密和玄机。时至今日，写作三十余年的苏童，在小说中进入现实、触摸当代生活那些粗粝形态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甚 至小心翼翼，也许他早已深知，当代生活已经变得比历史更难描述和难以想象。

　　不错，在今天，生活不再是可以肆意加工的材料，任何理论、观念、潮流已经无法改变粗糙、遽变中的生活形态，“暴力”地植入任何观念不仅可能会伤 害、毁损生活，而且，据此所呈现的生活可能与现实相去甚远。我想起《日瓦戈医生》中，那个有着丰富生活实感经验的日瓦戈医生的感受：生活从来就不是什么材 料，不是什么物质，生活是个不断自我更新、总在自我加工的因素，它从来都是自己改造自己。苏童在对现实的体悟和踏勘过程中，不以“高于生活”的姿态加工生 活、想象事物，相反他会变得更加尊重生活。《黄雀记》就是如此。

　　仔细想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及其生活的内在肌理，实在是太难把握了。如何叙述这个时代灵魂的出走？高尚的事物和平庸的生活如何对峙和龃龉？这 个时代的人们究竟还需要什么？在我们时代最不堪重负的是什么？历史走到现在，现实突飞猛进地发展、变化，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变得愈发地 扑朔迷离。

　　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意识到书写当下生活的困难，深感接近生活和事物本身是一件如此艰难的事情，如何表现我们已经很难正视、又要力图改变 的现实图景，廓清被遮蔽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底部，到底需要我们怎样坚守，或者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小说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在写作中判断生活的基点在哪里？ 在一部小说的结构里，还能否包容得下一个时代，或者变动不羁的生活中人性的惊悸、迷茫和扑面而来的冲突和矛盾？

　　与现实“互文”的《黄雀记》

　　长篇小说《黄雀记》以沉淀已久的激情祭奠逝去的青春，面对残酷的物质化的社会现实，从容抒写，勾画出这个时代令人惊悚的灵魂面貌。在小说中，精 神世界的倾斜和生活本身的跌宕与晃动，纷至沓来，在一条街上，在一个精神病院和水塔里面、在不同的人群中，真假、善恶、美丑共生，洗尽铅华，尽显无遗。但 尤其让我们对苏童感到敬畏的是，他在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精微的感受力经久不衰。特别是他在叙述中，对超出一般性“共识”和“常识”的日益瓦解的存在 底线的表现能力和方式，如此独到深入。

　　在小说中，苏童以温婉、轻慢、毫不滞重、娓娓道来的耐心叙述，写出了一个时代生活的惶惑、脆弱和逼仄。显然，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现实情境。我感 到，苏童讲述的这个有十余年时间跨度的故事，恰恰呈现出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转型和变化时所遭遇到的最大窘境——道德、精神系统的整体性紊乱，这已经成为我 们时代的最大难题。我之所以选择“逼仄”这个词来形容、概括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或特征，是因为苏童的这部长篇小说，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现实，这种现 实触及的仍然是正在被我们日益严重忽略的人性、道德和伦理几个老问题。

　　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把一个时代的精神说清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它更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桑塔格说：“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 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赞许的。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 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 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苏童非常清楚，小说家的使命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小说叙述疆域的辽阔是一般的想象和理性思考 难以划定的。

　　苏童选择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作为叙述的时间背景，这是社会风起云涌的历史转型期，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精神价值取向纷繁杂陈，一切 皆有可能发生。应该说，现实生活本身的“陌生化”与作家的虚构、重构彼此“互文”。这部小说同样不乏起伏跌宕的情感纠葛，法律的边界，生意场上的浮沉、恩 恩怨怨，其实都在道德的“红线”上往来游移。在这里， “青春”的骚动不只是一个宿命般的“导火索”，由此我们看到，世道人心的浮动、亲情的远近疏离、两性的博弈，均以暴力开始，以暴力结束。就连时间也是残酷 和暴力的，一次青春的悲剧，便演绎出无尽的罪恶的渊薮。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和内心丝丝缕缕滑过的残酷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人人都无法摆脱的困 境。“小拉”，一种交际舞的跳法，成为一种青春和浪漫的寄寓，成为主人公青春时光里的精神绝响。柳生梦想、虚构的一次三人舞会，偶然或必然间变成一个冲动 和犯罪的现场，孽债从此埋下。怎么也想不到，小拉，一曲激情奔放、悠扬的青春奏鸣，一个美好的青春夙愿，竟成为年轻生命和岁月的咏叹和祭奠。

　　一如既往、一泻千里的新生活，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不断地刷新我们日益增长的无止境的需求，进而刺激我们对生活产生更大的诉求、渴求、苛求，一个 与以往不同的获取、攫取和发展的逻辑，不可思议地开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很多，但是，还需要更多吗？在奔跑的欲望和诉求中，似乎很少 有人能够停下来思考，盘整自己业已膨胀的内心。奇怪的是，物质富有的人，精神似乎更加贫困，内心和精神也恍惚无助；生活窘迫的人，也可能因为精神的匮乏， 仿佛也被现实彻底吞噬掉，优越、高贵并非是尊严的同义语。

　　保润捆绑爷爷的数十种绳结，也只能束缚住一个失魂落魄的躯壳，祖父的“失魂”，儿孙的“看护”就显得滑稽、荒诞。也就是说，我们对人性的解析，必须运用新的精神逻辑和坐标加以厘定，因为人心一夜之间张扬起来了，灵魂也在无际的天空悬浮起来，不知去向。

　　“无名”时代的文学隐喻

　　《黄雀记》是一个十分暧昧的命名，它仅仅是与小说文本本身既无隐喻关系，又没有具体描述、征引或延伸主题意图的作品标识而已。

　　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不需要太多确切的价值对应，“无名”时代的生活形态自身无法被清晰地描述。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是不明 朗的，命名的犹疑不决，也注定了在这个时代选择自己生活或者存在方式的尴尬和无奈。黄雀是什么？黄雀在哪里？一个与本文并不相干的事物被指定为意象，代言 了模糊不清、芜杂凌乱的生活世相。

　　当然，我们完全也可以把水塔视为一个隐喻，精神病院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体，“规训与惩罚”，在这里诸种病象不一而足；而流窜着身形硕大老鼠的保 润家的老宅天井，更像是一座幽暗人性的居所。废弃的、荒寂沉睡的水塔，原本就是一座被遗忘的废墟，却在几个时期被唤醒和复苏，人可以在其中制造阴谋，肆意 宣泄少年原始冲动；人们还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在其中设立佛堂，朝拜许愿，兑换利益，显然，他们对佛祖火热的膜拜之心，里面包裹的早已不是虔诚的香火，而是 对物质更大的尊崇和攫取；这里，也可以成为灵魂流浪者的藏身处，掩藏起最后的孤寂和无助。

　　仔细想想，保润的爷爷，为人祖父，为什么会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突然莫名地疯癫起来，认定自己丢失了灵魂，掘地三尺地开始寻找？人的灵魂是可以 在瞬间就丢失的吗？而保润所发明的那些捆绑爷爷的种种绳结，似乎要告诉我们，从某种精神层面上辨析、审视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迫在眉睫。良知的泯灭和沉 睡，源于“灵魂”的游离和出走，人们为何会如此惶惑？我们的生活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为何就这样乱了自己的方寸和手脚？在这部作品中，苏童发挥了他的 所长，在市井的熙攘中，如此自然地发现了驱动生活的爆发性力量。

　　在以往的观念里，文学人物是很难创造的，但是，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 处。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 给另一个以信赖，无所倚傍，无法寄托，最后残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

　　苏童还是喜欢那种以个人命运为对象的叙述方式，讲述生活，呈现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人性的自然形态、局促的现实尴尬、莫名的欲望，纠 结在一起，成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元素。时间在叙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佳的叙述视角就是将主人公置于看似一成不变的时间流逝中，并使其产生精神的阻 力。保润、柳生和小仙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从本然之爱开始，以悲剧贯穿和终了。生死一线牵，令人愁肠百转，不胜唏嘘。

　　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 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地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 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

　　在《黄雀记》中，苏童依旧保持着以往优雅的小说叙述语言风格和情境感。不同的是，他在小说中大幅度地介入现实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其文字中的人物、事物“落地”更稳健、更沉实，与他文笔的飘逸和洒脱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