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活着之上(袁复生)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这句话的作者沈从文，恐怕是近代文艺史上湖南最有名的“凤凰男”了。当29岁写出这段情话时，沈从文的身份与《活着之上》里的主人公聂致远一样，都是大学里年轻的教师。

　　沈从文时代的凤凰男，是励志典范，他美丽的故乡，更是一种出身的骄傲，与他交往的人物更是一时俊彦。而聂致远此时的凤凰男，已经成为爱情事业中的负资产了。在其与未婚妻赵平平结婚前的春节，与未来的岳母孙姨的关系，其心态，就像猫和老鼠一样。原因是，研究生聂致远没有能力在省城操办一场婚礼，在其考上博士后，也没能力在省城买下一套房。

　　这种模型，到近代中国，屡见于文学作品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路遥的小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这些传播甚广的小说，之所以在当时独树一帜，成为万千文学青年心中的经典，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他的爱情模型的代入感与人生奋斗的共鸣。

　　书写凤凰男，或许并非阎真的本意，但写高校里的知识分子，则是他的长项。在自己擅长的领地，阎真用一种“精神窘境”不断凸显出凤凰男的困境。严格来讲，聂致远并非穷困潦倒，作者也没有给他安排置之于死地的车祸、大病、破产、被骗等戏剧化的境遇。但生活总是源源不断地传递压力，需要面对。这种物质窘境的破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精神标准来创收，如此一来，新的精神窘境不断出现。

　　要解决这种问题，通常的办法就是逃避和远离，从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模式，到1990年代流行的乡土文学的田园牧歌写作，如贾平凹早年的商州系列纯美小说、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韩少功《山南水北》，都是普通知识分子与文人难以模仿复制的。

　　《活着之上》的第一落点，落在聂致远是如何考上博士这个坎上。在小说中几处写到，这几年考博士与前些年截然不同了，博士招考的名额有限，很多人在排队，排队的主力不仅是想做学问的研究生，更多的是各种关系户，乃至官员金主。这是一个时代的新问题。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聂致远毕竟是挤上去了。显然他很优秀。不过阎真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学术狂人、一个学术天才、一个以学术为宗教的殉道者，通观整部小说，聂致远是一个热爱学术，成绩良好的大学教师与学术新人。这种定位，固然少了几分戏剧性，少了几分可读性，但显示出了一个成熟小说家的自信与节制。

　　小说的开头写主人公聂致远祖父的去世，静虚寺的和尚前来念经，丧礼途中叔伯阿姨们热闹地打起了麻将，10岁的聂致远十分纳闷，怎么和尚念经还要收钱？除了这个伏笔之外，开头还设置了一个《石头记》，祖父最喜欢的一本书被父亲拿去给他陪葬。《石头记》与和尚收钱，成了小说驱动力的一体两面，但这样的故事，也在此后从未掀起过激荡人心的波涛。

　　在小家庭中，聂致远与赵平平，男的清高，女的现实，中途无数次的争吵矛盾，也有不少的相濡以沫，但从恋爱到生育，作者对于主角青春荡漾的激情惜墨如金。吵架其实也并不多。这对夫妻之间的高潮部分，却来自两次外部的介入，一次是两人结婚打算买房，在盘点资金时，赵平平哭着说自己的八万块钱是她以前交往过的一个“经理”给的，聂致远当时如遭雷轰，但时间一过，也就罢了。第二次是当了6年小学德育课老师与班主任，却迟迟没有解决编制，好不容易遇到招考，要请评委吃饭时，评委竟然以潜规则来暗示，聂致远怒火中烧，打算去举报或打人，但两口子最后一盘算，也是罢了。

　　在《活着之上》里，似乎并没有太多强大的拒绝。最有力的拒绝是来自于聂致远成家之际，最需要资金时，一名矿老板要给自己爷爷立传，要把作为满洲制铁汉奸的爷爷写成抗日企业家，挣扎多日，最终聂致远拒绝了这笔买卖，但他的同门博士最后接了这单活。

　　这样的一种设置，看似设置了一种“底线”，这种底线可以上升到“民族大义”，为了这种底线可谓义正言辞，深具合法性。但这样一种设置，并不具备典型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不能经历这种考验，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拒绝，一种外部的拒绝，这可以看成《活着之上》整部小说中的一个缺陷，一个不到位的阐述。但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伏笔，一种“否定性的论证”——庸常人生里，底线可能并不虚无，但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我们关于底线的议论，往往显得粗陋与言不及义。

　　青萍之末未必潜伏着大风，但青萍就是日常与绝大多数的真实，阎真的写作，在这样的日常之中，进入到了“绝大多数人生”的内部。

　　这，也许就是阎真试图告诉读者的真相——生活的本质可能就在于“主流”之外，诸如《沧浪之水》里面的人生轨迹与内心浪涛，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是“他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目标，绝大多数人生的基本面貌只是活着。而且，活着的意义很大程度也并非是为了理想，人们坚持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简单道理，但坚持总归是被磨损和伤害，这倒成了活着的基本定义：暧昧、腐蚀、妥协，以及微不足道的挣扎与抵抗。

　　(《活着之上》，阎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