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心灵的家园——评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赵振杰)

　　新时期以来，由于传统伦理价值遭受到来自消费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双重侵蚀，当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写作基本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叙事模式：一种是“沉沦”模式，即知识分子无力抵挡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诱惑，或自觉或被迫选择“脱雅入俗”、随“欲”而安；另一种是“逃离”模式，即知识分子大步后撤到狭小的私人空间，在回忆中自伤自悼，清醒却又惰于行动，甘做镀金时代里“不合时宜”的零余者。令人欣喜的是，阎真的长篇新作《活着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为当代知识分子叙述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可能性，这种存在方式有别于“沉沦”和“逃离”，我们权且称之为“绝望·抵抗”模式。

　　所谓的“绝望·抵抗”介乎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它一方面揭示出知识分子面对“活着”本身所产生的惶惑与纠结，另一方面则寄托着知识分子对“活着之上”的期许与坚守。

　　阎真的《活着之上》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法讲述了主人公聂致远从上大学到留校任教，直至评上教授20年间的心路历程，集中呈现出高校知识分子在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彷徨与挣扎。身为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聂致远渴望成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学术研究上，然而，大学里混乱的文化生态和畸形的科研体制却给他带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与聂致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投机主义者蒙天舒，他造诣平平，不学无术，却善于巴结逢迎、钻营运作，靠着拉关系、混圈子在大学里春风得意、平步青云。两人生存状态的落差引人深思，深刻揭示出当下高校中的学术腐败现象。论文抄袭、学术造假、文人雅贿、大学官场化、教授商人化……这一系列令人咂舌的文化现象背后折射出市场经济和权力话语对伦理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吞噬与侵袭。正如小说中所言：“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

　　世俗欲念对大学精神的无情僭越使得小说渗透着绝望感。然而，阎真的笔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绝望感的渲染上，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抵抗”力量的探寻之中。《活着之上》里的聂致远之所以没有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那样沦为“只关心豆腐和白菜”的小市民，也没有变成《春尽江南》中那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颓废派诗人谭端午，原因就在于他在面对冰冷坚硬的社会现实时，内心深处依然残存着一丝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的向往。正是由于对“活着之上”的期许与守望，使得聂致远们具有了“抵抗绝望”的信念与勇气。一如聂致远所言：“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否定了这种意义，一个人就成为了弃儿，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

　　阎真对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开拓性不仅在于呈现出以聂致远为代表的高校教师真实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图像，更重要的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出这个群体在金钱和权力的压制下，内心深处无法消解的分裂感与矛盾性。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活着之上》的故事情节主要依靠两组冲突来推进：一个是聂致远与妻子赵平平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务实务虚”之争；另一个是两个聂致远之间有关“灵与肉”的对话。这两组冲突使小说文本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复调性，一方面聂致远面对着窘迫的生存现状，不得不认同妻子“活着至上”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在面临欲望与操守的抉择时，坚定地捍卫知识分子“活着之上”的风骨与尊严。聂致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彷徨、纠结与挣扎，也正是当下众多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景象。为了生存出卖良知，意味着“沉沦”；为了信念摒弃欲求，则意味着“逃避”。不甘于沉沦，又不愿逃避的聂致远们在选择坚强地“活着”的同时，坚定地守望着那些“活着之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