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跑到了队列之首——也谈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叙事策略(刘琼)

　　《耶路撒冷》 徐则臣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耶路撒冷》对于当代长篇小说写作至少有两点特殊的贡献。一是超越具体的70后的经验，机智地呈现了整个理想主义集群的生命体验——精神的负重和救赎，对于终极价值的探讨和追求，使小说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部心灵史，特别是围绕中心事件，描写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激流中的痛苦和出路，对于新时代里“零余”姿态的发现和表现，非常有价值。二是不惜用中篇的写作匠心谋划长篇，针脚细密，结构精致，充满了象征主义符码和魅力，在结构上有两点用心值得关注：以气味为符号，结构故事线索和节奏，写气味的寓意以及与气味有关的人和事；发明一篇中心人物事件加一篇专栏文章的1+1结构，既便于直陈核心事实，又可广泛勾连社会背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经验时，拥有了认知的跨度。

　　在这里，只想谈谈《耶路撒冷》的一个叙事策略——出场和不出场的安排。

　　在三个寻找秦福小的男性中，秦福小的初恋吕冬缺席。着墨不少的吕冬在小说中没有人物“本纪”，表层原因，吕冬是作为出走的男人的反衬存在。他的性格表征是成长顺利、家世较好的乖孩子，在强势母亲的照拂下，既没有离开家的动力——秦福小相约私奔都被他放弃了，也没有出走的勇气——想到母亲的恼怒他就不安。如果我们简单套用“缺钙”“未断奶”来判断吕冬的人格，这个形象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但吕冬这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小说中显然有质感。想，而没有行动力，因此痛苦，恰恰是众多知识分子的特征，作家对于这类人物的把握真实从容。吕冬进精神病院，与其说是作家对平庸人生的惩罚，不如说是对痛苦人生的关切。

　　关于吕冬的文章，小说其实做得很充分。出场时唱足前戏，老婆齐苏红和青梅竹马的秦福小都已经提前登场，甩下了很多线头。齐苏红临出院门之前说：“忘了跟你说，吕冬他，进三院了。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吕冬进精神病院和初家卖房子，齐苏红把这两条信息放在一起，看似无意，其实有潜在的关联。交代完这句话，文章没有顺势引出吕冬，而是欲说还休，因为火候不够。说吕冬，绕开吕冬，写他的“心结”：秦福小。秦福小在第四章《秦福小夜归》出场。当然，如果从篇幅和用墨多少来讲，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似乎应是秦福小，“找寻秦福小、帮秦福小还乡”被认为是这本书的线索。从小说的结构看，也是这样。但在作家的本意里，秦福小和初平阳的初恋舒袖在角色的审美定位上是“互补”的，是一人两面，最后结局也相似。秦福小的出走、游历、还乡，与舒袖的出走、还乡，虽然表现为一个带着养子回来，而一个是回来后结婚生子，但是，她们其实都选择了“回归”：地理的回归和母性角色的回归。

　　还是来看看隆重出场的秦福小。秦福小的出走是纯粹意义上的出逃。傻弟弟景天赐在自己眼前用刀割断动脉死了，父亲的济宁老家断了这支香火，深刻的内疚和父母的忧郁压迫她逃出了家门。逃出家门的秦福小在无数个地方比如南京、杭州、九江、长沙、昆明、潮州、深圳、郑州、西安、石家庄、银川、成都、北京“跳来跳去”。对于秦福小具体的打工经历，作家是大写意。这就好比传统说书里经常用“话说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余年”或者“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了”这种句式来虚写。在这弹指十余年里，除了秦福小以外，初平阳从淮海到南京到北京，易长安从淮海乡下中学教师到北京办假证，杨杰当兵到了北京并在北京当了老板。为什么作家把大家出走路线的终点都放在北京？这显然是一个有现实指向的表达。大家都知道，从笼统的价值观来讲，近20年中国社会虽然经济水平快速发展，但是价值的空间变小了，人们可选择的目标不是多了，而是单一了：物质的层面，无非是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人们对于生活的物质指标更加明确；精神的层面，升官发财成为显性的集中的价值诉求。与这种价值取向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资源分布越来越集中，区域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从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带状发展集中到“北上广”这种点状超大型发展。北京成为全国条条大道杀将而来的罗马，人们蜂拥而至。考学的初平阳，打工的秦福小，当老板的杨杰，卖假证的易长安，等等，都来了。16年后，到了人生的中期，初平阳回淮海卖房，秦福小回淮海定居，杨杰回淮海谈生意并载送秦福小母子回淮海，易长安在隐姓埋名逃窜之际回到淮海并被抓，尽管出于不同的理由，但结果是，他们又陆续回到淮海。出走和回归，在这里形成了所谓的轨迹，而对于人生来说，某种角度上，轨迹即意义。

　　小说还写了两个特殊的人物：铜钱和景天赐。人们眼中的这两个傻子，在审美定位上也是互补的。不同的是，一个正面出场——比初平阳大6岁的铜钱是正面出场，一个没有出场或者说没有正面出场——童年小伙伴天赐是在大家的转述和记忆中出场。脑子被猪踢坏了的铜钱表现得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巫师。初平阳刚回到家，东大街的傻子铜钱就出场了。他能迅速地认出并招呼初平阳：“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去外面的世界”，在一个傻子的身上，赋予如此哲学意味，未免过于传奇。抑或是作家的“陌生化表达”？哪怕是一个傻子，也想“去外面的世界”，他想表达的是这层寓意吧？赋予人物一些过于传奇的色彩，如果不是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传奇会妖魔化，会损伤可信度，降低写作的格调。淮海城里，两个傻子的存在，也许产生了一种忧伤，一种在逼仄的环境里扭曲成长的忧伤。

　　写长篇要懂得节制和裁剪。许多长篇小说原料很好，但料理不得法，结果虎头蛇尾，最后出来的作品缺盐少糖，关键是取舍不对，该用老抽着色红烧，结果只勾了芡，形象不入味；该大火煸炒，结果文火长炖，整个作品柴了。写长篇也不能只有剪裁，没有生长。生长这个关节，充分体现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高明的作家善于把素材生长成汁水丰饶的细节，生长成密密麻麻的线索，最终生长成枝繁叶茂的形象。45万字的《耶路撒冷》结构谨严细致，一个突出的证据是，整部小说可以从各个角度拎出一条完整线索，比如从人物的角度，围绕初平阳展开互有关联的人物及命运；从事件的角度，围绕初平阳为去耶路撒冷留学而回乡卖房展开；从故事的角度，有人把它提炼为三个男人寻找一个女人还乡的故事。这三条线索，条条贯穿始终，股股相连，触类旁通，枝繁叶茂。对于中心线索的交代，作家生长、埋伏了很多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建构和讲述，就是作品线索延伸的节奏和节点。《耶路撒冷》的这种叙事机智和讲究，是对近年来长篇写作越写越杂乱的一个极有力的反驳：篇幅不是问题，长不代表芜杂、无序、无度，一条线索也不代表单薄。

　　有人说，徐则臣让70后的作家紧张起来。我觉得远非如此。在写作不那么讲究终极意义和叙事策略之际，一个有能力又有坚持的作家，一定会站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