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间性意识(3)

　　汪晓军用“熊公公”的个案说明，成人能够做到亲近孩子，所需的只是放下成人所谓的“架子”。事实上，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孩子更容易被接近的生命了。孩子根本不知道为自己设置人为的防线，孩子不知道社会“面具”这种东西，他们只知道人与人是可以在一起的，而且在一起从始到终是快乐的。孩子在他人面前是通体透明的，没有保留也便没有沉重的负荷。大人已经像扔一顶旧帽子一样抛弃了童年。长大就是在透明的身躯内堆满“东西”的过程，好阻挡光线的穿越，于是身心混浊起来。与儿童相关的事业都有一个根本的工作，就是为大人解负，让他们的身子轻起来，飘起来，让他们再透明起来。不过这“第二次天真”的回归必然还要承载重要的责任，那就是“在孩子中”教育培养孩子。汪晓军深谙现代儿童教育学的精髓，教育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主体共在的过程。而通常教育者成人的主体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孩子的主体性是被抹煞了的。但是“熊公公”的教育方式是别出心裁的。他甘愿退出成人主导的控制位置，引孩子们走入生活世界的中心，让他们成为行动的主人，而自己变成“胆小的”、“怪怪的”、“小气的”、“笨笨的”、“粗心的”，不惜让自己的光辉形象“贬义”起来，而突出孩子们的“崇高”，就是熊公公“自然”而又“刻意”的教育方式。“自然”是指他不灌输给孩子大道理，在快乐的游戏事件中顺带完成教育的重要任务。“刻意”是指他开明的教育理念，用心设计的微妙环节达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

　　“熊公公”系列童话除去其深刻的现实教育功能外，作为童话的艺术美感也得到了尽情的发挥。所谓童话，实质是指文本结构内童话世界的创建。这个世界独立存在并具有整体统一性。且因“童话”的属性而超现实，审美体验之归宿在生活理想性的持存。熊公公与小动物们一起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是太阳、花、小鸟、大森林的陪伴，生命在间性中共在。四季轮回，日子一天天逝去，生命会无奈地成长、老去，而因为有彼此呼应关照的爱，幸福与感动便能无限绵延下去了。熊公公把无私的爱给了孩子们，茁壮成长中孩子们明白了熊公公的良苦用心，他们又把更深更浓的爱回报给了熊公公。就这样，汪晓军创建的这一处生活世界永久被定格了。在“窗口”观看着他们的我们，理想世界之外的芸芸众生，所渴盼的不正是这样的田园生活吗？优美文字辅以质感的图画，心灵的阅读就像对甘醇酒品的回味，感性生动，甚至某一瞬间跌入的灵性体验是需要回头去反复寻找的。这就是童话世界的特有魅力。

　　汪晓军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低幼童话。一旦他深悟了幼稚情感生命的存在方式，他便能游刃有余于这个活泼动态的时空中了。松鼠跳跳和老鼠灵灵的故事同样精彩纷呈，你能想象一只老鼠在松鼠的家里打洞的情景吗？“无限”长的老鼠地洞与“有限”长的树干相比，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如果一只老鼠骑在一只松鼠的背上，松鼠尾巴当靠背，就这样奔跑在草地上，会是怎样有趣的图景？一只憨憨猪的自我价值在哪里？他会深沉得像个哲学家？他会忍辱负重勇于承担？还是他会自然流露本相而目的在为帮助他人？甚至，他也会改变习性而只为了朋友的友爱？所有的这些他都会的，这就是可爱的憨憨猪！更多的造型童话形象出现在汪晓军的笔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就这么静静地流淌开来。灰雀一家在梅花鹿的角上筑了一个巢，这个移动的鸟巢应该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居所。跳跳鼠在熟睡的大象背上竟然建起来一座花坛。美丽花儿的花蕊上托着的是晶晶亮的星星珠儿……类似的自然意象的叠加在汪晓军是偶然的吗？他总喜欢让不同的生命体发生一种温馨的、充满爱的、和谐的关系。这仍是隐含在其意识深处的间性思路，它已经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在主导着作家诗意的运思方式。汪晓军喜欢用快乐与幸福作为童话的基本情感基调，但他也不无突破地为这种文体赋予了某种悲剧的色彩。《红尾虾》非常有代表性。汪晓军很有艺术巧思能力，虚构的人物、情节充满了现实的逻辑性。一只普通虾的人生际遇，让我们在水之中与水之外惊险、感动、难过、悲悯，体验人间真情与艰难生存。伟大的事业与孤独的生命相伴，生之价值与意义全然在“我”之承担与坚守，没有陪伴与理解的人生也许是更真实的。这是汪晓军对“间性”缺失的表达，但不惟也是对间性更深层的理解与向往。

　　四、为童年立法

　　可以这样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汪晓军的创作是处于理想状态的。秉承了自我纯真的精神信念，他反复在小说、散文、童话等各种文体中抒发着自己的理想情怀。可是在间性道路的开掘中，当他愈日发现现实生活的状况根本与他的理想相距甚远时，他的创作又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大地。从儿童立场看出去，现实中真正能与他们平等交往的大人究竟能有几个？熊公公根本上仍是童话中的理想存在，他的观念辐射于生活究竟还有几时？生活中那些真正为大人折磨、受难的孩子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情的事实！谁能站出来为孩子说话？以故事的方式我们能否为童年立法？这是汪晓军近年来儿童文学价值观的一个重大转变。

　　触及这样的现实题材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毫无疑问它是两个阵营的战争，汪晓军孤独地站在孩子这一边，“敌众我寡”地从众多成人手里为孩子讨回公道。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也因这部分创作遭遇了很多的社会指责与心理压力。为了孩子，他都坚韧地忍受过来了。《双木老师的荒诞故事》陆续发表与出版，以及它广受孩子们的欢迎就是最好的回报。在本系列故事中，汪晓军贴近了孩子们的真实校园生活，生动塑造了一个最典型不过的“传统”教师形象。他动辄打骂学生，没收学生东西，扔粉笔头，像猫捉老鼠一样行使威风，为谋好成绩而想法设法帮助学生作弊……双木老师的作为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只不过汪晓军在故事中让这样的“事实”集于双木一身，以强化其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单单是事实的呈现也不足以构成作品的特别之处，重要的是汪晓军所意求的为童年立法、重塑双木的深层目的。

　　问题是，成人的力量、威权自然禀赋，为社会普遍接受认可，弱势的孩子又何能更改这约定俗成的现实？边缘因中心而确立，中心更因边缘而彰显，如果失却所谓“大”的优越，又如何能在“小”面前颐指气使？成人是不会主动放弃这一切现成的权利的。那么，改变这不公正事实的能量究竟来自哪里？汪晓军何以在文字的世界中为童年立法？他睿智地采取了“荒诞”故事的艺术技巧。所谓荒诞，表层现象在滑稽性征，也有不可理解、超现实、非真实逻辑之意，深层内涵在揭破日常化生活表皮，最大可能凸显不可理喻的内在性生存命题，在现代主义那里，荒诞的核心是人对人与世界的怀疑。在汪晓军这里，荒诞不必被过度阐释为形而上之哲学命题，他只不过是想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故事情境，生成现实限度所不具备的控制能量，置双木老师这样的大人于尴尬难堪的境地，目的就在逼迫他们自省，或达成以己推人之反思效果。汪晓军的确是用孩子的思维来为孩子代言的，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难以具备的优秀素质。故事中双木被惩罚的方式非常简单，他一骂人就打嗝，而且打一个还跳一个蹦子，这样可笑的举动绝对是孩子的思维。所以，故事表面的荒诞其实又具有绝对真实的内在生活逻辑。汪晓军窥见了孩子心中不可企及的愿望，他用艺术的虚构帮助孩子达成了心愿，所以故事的阅读其审美功能在精神的补偿，替代性经验的满足。这即孩子喜欢的真正原因。

　　汪晓军无情地解构了成人形象，这与他之前的创作有相当大的距离。双木老师已然类似于了一个丑角，他又蹦又跳、处处遭殃碰壁的结局搞笑而又令人同情。也许是因为我们很少见到成人如此的惨状，所以从情感上很难接受，维护双木就是在维护我们自己体面的成人形象。可是，如果想想孩子，想想他们美丽的童年因这样残酷的老师而蒙受的心灵阴影，想想一个幼苗被可能的塑形，一个人的不良所为会怎样影响左右这些孩子的一生！仅仅在做出假设，都令我们不寒而栗。但可怕的是通常大人们对这些是麻木的，他们不会以反思去为自己找来这些责任。这种力量如此凝固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最可怕的事实被汪晓军发现了，它是一种“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地被一代代承传了下来。双木之所以如此对待他的学生，是因为从小他就在老师这样的待遇中长大，他小时的志愿就是长大后做像老师一样威风的人，好发泄心中的积怨。故事用荒诞的手法反复回溯双木的童年，对抗时间，让过去的双木与现在的双木“共现”，意旨就是在促成角色转换，让双木同情理解被他折磨的这些孩子。

　　除了荒诞的外力，汪晓军更多是想通过孩子们自身的力量来改变双木。这是他儿童本位思想的必然结果。从世界上得到的，就是我们会回报给世界的。孩子们一定是以自身的遭遇来对抗双木的。故事的有趣性就在它能以超能量既满足孩子的愿望，又不宣扬现实之恶。孩子们只要把双木拖进自己的梦里，他们就可以给双木实施同样的待遇了，而且这些梦真的对现实的双木发生了效应，他被折腾得狼狈不堪。而一旦双木能够“观看”自身，改变形象，重塑一个新双木时，双木的光辉就被孩子们“锦上添花”，这种奇异的转变汪晓军是通过奇妙的构思实现的。故事中有一节为“橡皮人喜剧”，双木做了一个自己的橡皮人塑像放在教室里，他是为了转移自己所受的折磨。可是不曾想这个“自像”却逼迫得他改变了自我的真相，双木对孩子们好了起来。同样的反馈，孩子们也将爱给了橡皮人塑像。和谐的间性关系始终是在互相尊重、彼此敞开的交往中达成的，非善非爱的给予不可能碰撞出真美的世界。这是一条颠朴不变的真理。双木在荒诞的故事中逐渐明白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真理。施与对象的，就是在施与自己。人在他人中完成自我。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主要的他人就是孩子。假期来临时，双木突然孤寂了起来，生活失去了色彩，这时他才醒悟到孩子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当师生一起在溜冰场热闹玩耍时，双木的快乐是前所未有的。汪晓军解构双木的意图本也在建构孩子与成人间崭新的主体间性关系。欣喜的是，在一次次事件的锤炼中，双木已经改变了。

　　二十多年来，汪晓军在间性的童年世界中行走了很远，个人精神理想与困惑的生活现实交织，鞭笞着他不可能停止下来。西部，童年，两个永恒的精神家园，会一直照亮着他前行的艺术人生。

　　第二节 李开杰：平民视角下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