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间性意识(5)

　　“作家的职能是使得无人不知世界，无人能说世界与他无关。”[11]套用萨特的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儿童文学家的职能就是使得无人不知儿童世界，无人能说儿童世界与他无关。儿童文学“世界”图景的展示都有恒定的语境——童年，儿童文学家都在这个意义视景内发言，其文字表现先在的价值倾向在儿童世界的发现与揭示。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开垦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在多少可能性中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有机整体性，就是判断他创作风格与成绩的主要标准了。

　　李开杰关注少年人“自我”的发展过程，他在颇具吸引力的故事情境中多侧面诠释了发展图式的内容——从“唯我性自我向人际性自我的过渡”[12]情状。抽象深奥的自我心理学一旦还原于具象的生活与文学则即刻变得清晰透明起来，面对作品中少年人灵动飞扬的生命体验，阅读感受的审美愉悦纯粹而深刻，“发展的自我”所具有的意义的内力便获得充分的认识。李开杰以文学性抵达了对儿童世界的认知与揭示，他对真切的童年生命体验的潜心反映，是其自觉的儿童文学理念的审美具体化。

　　女儿“睿睿”是这部分创作的视点中心，以她的生活视界构架作品的主体叙事，这种艺术选择很大程度是基于自然的现实生活，现实中女儿自在丰富的童年经验是触动作家灵感的最好动力。李开杰素朴地利用了这一资源，这种视点最显著的审美效果是浓郁的生活性饱和着真切的情感，构成了阅读体验中的感动，使得精神指向常见的事物并意欲趋向更进一步的了解，睿睿和她的世界激起了我们的审美情感。

　　感动之一在当代少年人“自我”的形成过程。这种过程就是我们上述指出的从唯我性自我向人际性自我的过渡。在唯我阶段，儿童为自尊、自卑、自大等所左右，一般不会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这样的自我强调的是独立和分化，而非包容和归属。而人际的自我是一种共享的自我，他人的成分在自我中占居极大的比重，这时的自我包含了众多的声音，而且关注他人发出的声音。[13]李开杰在《睿睿和她的初三(1)班》这部作品中，对这个过程做了形象的演示。作品写的是睿睿班上发生过的那些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故事，这些故事均以一个主要人物或一起主要事件串连，百年奥运，实习老师小张，真诚的欢欢，能干的睿睿，自尊的张惠，流言的本相，睿睿的情感遭遇，足球赛的启示，主持人的风波，刘凯的光头，幼稚的三哥……都是在生活的细流中汇出的故事，小小少年人的生活，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样子，令人感慨，啼笑皆非而又肃然起敬。生活的滞重与常态弥盖不了在少年人心中激起的狂澜，正是在事件中，在社会性的文化存在中，在他人的透镜中，孩子们窥见了自己的灵魂。他们长大了，一直愧对欢欢，小心谨慎地希望弥合她心中的伤痕，那是因为他们自我的私心伤了真诚的欢欢；好学的张惠被一次考试的大规模作弊打击了，从此郁郁寡欢，失去了对学业的一切热忱，最后也被同化了。人性在面对重要利益时的贪婪在孩子的世界里真实地被演绎着，这片原本纯净的森林被污染，我们甚至找不到元凶，直至它可以摧毁微乎其微的一两个反抗者。谁来维持人性的正义，个体如何累积了巨大的他人而去攻击无辜的另一些个体，这是人间关系的一个元问题。孩子们在自我实践中感触思考，被它的强力束缚而变得不自信；两个女孩间亲密的友谊竟被留言传扬，在丑的目光里，鲜花也是丑的，孩子们在自我灵魂的拷问中感知到了人性的弱点；睿睿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庆祝晚会最合适的主持人，可是最终大家的担心不无道理，睿睿的自信损坏了晚会的效果，尽管她很努力，在反思中睿睿诚恳地道歉了……这样的故事星星点点，在孩子们初三年级的生活中一幕幕掠过。他们在经历中必将深刻地明白，在庞大的生活网络中，人人各各都是值得尊重的生命，自我的完善与发展永远不会是个人的事情，他人恒定地为自我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是在共存中而获得自存的。心理活力的最基本先决条件，埃里克森命名为一种基本信任感，它是有活力的人格的柱石。这种基本信任感是由人生第一年体验而获得的对一个人自己和对世界的普遍态度，“信任”是对别人的一种基本信赖，也是对一个人自己的一种基本信任感。[14]从出生起，个体在他人的照料中获得了对人、对世界的基本信任感，此后的一生，生命就是在信任他人与赢得他人信任的双重保障中发展完善的。睿睿和她的初三(1)班的同学，在成长的校园里慢慢明白了这个基本的生活道理。

　　“他人”生活在“睿睿”的世界里，“睿睿”也走进“他人”的生命中。后者的感动也是生活中耀眼的光束，李开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所谓成人，就是丢失纯真而变得复杂起来，这样的简单定义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社会上大人们的人格正在萎缩变小，李开杰发现了生活的这一滑稽面与荒诞处，他力图在儿童的视域内矫正与改变一些。于是，孩子的本真在大人冷漠的人际交往中活泛起来，为“川南的冬日”，“凉凉的秋夜”，甚至于“黄昏”，这些冷色调的审美意象唤回了体贴与暖意。“爱是创造性的生命，是无穷的、明亮的和温暖的、有放射性的能量。”[15]孩子将最自然纯真的爱给了大人，因此也便又创造了一个世界。在《川南的冬日》中，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与信念的人，是在女孩偶然的关心下彻底改变生活态度与方式的，爱是川南冬日里的生命之光；小睿在“黄昏两小时”里自己走访了所有的邻居，幼稚的行为包藏着浓浓的人间真情，可惜多虑的大人太难跨越这人与人之间咫尺的距离(《黄昏两小时》)；凉凉的秋夜里，曾为明星的唱歌阿姨孤独封闭在院落的一角，经历了大起大落与过多的人情冷暖，忧郁闭锁了美妙的歌声，小睿这个虔诚的听众改变了这一切，她唤回了阿姨唱歌的热忱，真情，美妙的歌声终于又飘扬在了屋里，飞出了窗外，凝聚了月光下被感动的听众，“月亮正好在这时挤出了云层，把充满凉意的清辉洒到这个古朴美丽的院落里，于是许多人的脸上便可以看到亮亮的东西反射着月光”(《凉凉的秋夜》)；大人世界养成的戒备心理已经是世间可怕的痼疾，不是一时可以消除的，它的丑陋粉碎了老人在“雪白的水横枝”上寄托给孩子的全部人间真情，最后老人用方方正正的墙将美丽的花隔离了世人，孩子的眼透视了这一切无奈，在大人的斥责声中，他们也是无力的，这是孩子进入大人世界后的另一面真实(《雪白的水横枝》)……这一类小说是作家自我童真视角介入社会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质。

　　三、尴尬的“我”与难解的生活

　　儿童文学中的大人形象是非常值得系统研究总结的课题，因为语境的特殊性，大人形象的审美内涵在儿童文学中别具特色。大人形象的创造处理是儿童文学中的一个艺术机关，儿童文学作家都得面对这个问题。

　　在李开杰的作品中，大人形象也是绕有趣味的艺术设置，如《雪白的水横枝》中的老人，《蒋大汉》中的蒋大汉，《川南的冬日》中的杨夹舌等等，这些故事层面的大人形象丰满，是童年叙事结构中重要的审美质素。但此处我们格外关注李开杰创作中那些以“我”的形态出现的大人形象，因为这类形象直接意指李开杰的儿童观，也是作家儿童文学价值观的主要发言者，由此产生的作品艺术内涵丰饶，余韵十足。

　　“我”在作品中的存在有两种形态：

　　一是无形的“我”。他是作品的叙事者，但超然作品之外，鸟瞰着作品中的人生。比如《汤圆》，它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以“汤圆”或“他”的叙述口吻描述故事，但阅读感觉中明明有个“我”的存在，这个“我”作为他者在观看讲述着汤圆的故事。这个“我”是一个大人形象，他虽没有在故事层出现，但却是作品审美结构层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的观看视点，叙事情态模式，价值立场等，都是传递作品审美韵味的关键因素。这个隐身的“我”介于故事与读者的距离中间，就像一个向导，指示给观众可以欣赏的一片森林，但显然他是一个有目的的向导。

　　其次是有形的“我”。他明确出现在故事层，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这个“我”在故事里多数是老师，或者家长，但无论身份何如，他都不同于一般的大人形象，他是孩子世界的发现者，揭示者，阐释者。他同情理解孩子，但又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更关怀那些不为人注目的、一般的、平民气质的孩子。准确点说，这个“我”秉承平民化的价值立场，这与“汤圆”中的那个“我”其实还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说是李开杰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价值立场。

　　深切关心孩子成长的“我”的时时在场，是李开杰儿童文学人文精神表达的主要方式。正是这个“我”，探求了一系列与儿童生活有关的意义事件，既试图在相关问题上为孩子的成长指明正确的思想路径与解决办法，也清楚地表达了对一些问题的困惑与无奈，还有更重要的是勘探了生活某些层面的悖论存在，与无可解决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