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部民间乡土童年(2)

　　民间童话之于民众的文学功能是全面而适切的。一方面，它以爽口的语言与惊异的故事性满足着劳作之外的人民朴素的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它直指生活，提问的方式清楚明白，所提内容是生活的主要矛盾。它的文学目的很简单，就是在有限的故事情节中为劳动人民解决具体的生活难题，自然是通过精神体验的途径，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念。民间童话终归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愿意为生活世界的人们提供一种前景，以及建构这种可能性的力。所以民间童话的艺术属性本质上不是“幻想”，应该是“理想”，同时伴有实现理想的通道。这种艺术构想在赵燕翼的童话中被源源不断地表达了出来。

　　少年人如何突破外围阻力，战胜自我，走向身心发育的独立与健全，是民间童话表现的一个核心题材。这类叙事的行动元也是被人们耳熟能详了的。“阻碍者”通常都是继母或继父。故事则发生于主人公12岁以后，因为12岁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现代心理学里，一般都被认为是童年期的结束。此时孩子面临的是自我发展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它意味着要与父母、亲人，以及自己熟悉环境的第一次真正的“断乳”。这是本质意义上的身心蜕变过程。由此导致的心理惶惑与危机感对孩子是巨大的挑战。民间童话表现这个问题是模式化的。它睿智地选取了最典型、最有利于“断裂”孩子的家庭环境。继母与继父的残忍从故事表层看是否定的元素，总是令读者厌恶，对应的是对被遗弃的孩子的同情。但其深层功能却是积极的，行动元由表层的“阻碍者”转变为实质上的“帮助者”，没有他们的助力，孩子难以彻底走出对“家”的依恋，从而也就难以完成发现自我与实现自我的成长命题。赵燕翼的多篇童话反复表达了民间童话如何落实“帮助孩子成长”这一理想性命题。

　　《白羽飞衣》、《白兔姑娘》、《五个女儿》都有关于少女成长。前两篇涉及到了爱情与婚姻。故事开篇的女主人公共同面临了家庭“逆境”，她们都要接受突如其来的“亲事”。较之男性，少女身心发育过程中的“异性”问题更占有突出位置。对爱情的懵懂感悟，认识男性与更多的情感体验，实质必然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心灵战争。这是少女特有的身心蜕变过程。故事中的后妈们逼迫孩子去面对适应。故事通常都会出现显性的“帮助者”，她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如《白羽飞衣》中白鸽的“白羽”，《白兔姑娘》中兔子的“兔皮褂儿”。二者都是动物，这也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故事。还有一个共性是宝物的功能方式，都通过外衣的“穿着”来置换人形，渡过难关。这里有深刻的象征意蕴。外形的改变其实就是精神困境的外化，是她们必然经历的坎坷，如同外貌，它喻指的是心灵的变形。“变形”同时作为成长的手段，途径，也内涵希望与美好的结果。所以“变形”通常是以“帮助者”的身份出现的。但自由爱情的获得最终是通过少女自身坚韧的毅力获得的，其中必然表现她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与折磨，这是这类故事重要的信息原码。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白兔姑娘》在这一点表现得非常充分，《白羽飞衣》故事简短，对此弱化了。

　　《五个女儿》讲的是少女的生活自立。故事开篇就是关于饮食的问题，重复五次写五个女儿分别回家和母亲索要一张油饼，继而被继父无情地赶出了家门。她们早已是继父的眼中钉，继父对她们的吃穿用度历来很刻薄。油饼事件是继父赶她们出家门的催化剂。五个女儿在离家进入大山以后，遇到了好心的老奶奶，她们齐心协力打死了野熊精，然后一起开发万宝山，终于过上了衣食自足的幸福生活。最后还又帮助了已经处于生活困境的父母亲，故事圆满结束。童话的情节元素也富含深刻的象征意义。五个女儿在独立的过程中遭遇的“深山”与“野熊精”代表的就是普遍意义上必须经历的磨难。她们战胜恐惧与齐力合作的成功，暗示了少女们强大的精神与无意识力量。五个女儿智斗野熊精的过程充满了趣味的细节，使故事在紧张中涤荡了喜剧的因子。

　　《铃铛儿》也是关于后娘与12岁的少年铃铛儿的故事。在观照少年人精神成长方面，《铃铛儿》更凸显的是少年人的智慧与过人的胆识。更可贵的是他善于观察生活，积极思考，努力学习，所以总是临危不惧，安然渡过难关。最终他以他的善良与正直换回了后娘的心。

　　民间童话中的孩子意象总是积极的，为了将孩子推向生活的前台去扮演人生的主角，故事总是不惜贬低某些成人的人格，将本来处于劣势的孩子置于上峰。这样看来，民间童话自在自然地具有了儿童本位的思想，它总是善于以适宜的情节构置促成儿童的中心地位。而且这种儿童本位不是虚妄与矫饰的，它实实在在地指向了儿童的精神与社会行为，让他们真正地具体地执行了“本位”的理念。民间童话所秉承的纯正的儿童观是令现代人惊讶的，它是现代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少年英雄与西部风情画

　　赵燕翼倾心于塑造西部少年英雄的文学形象，这应该得益于“西部”特定的精神风气对他的浸润。少年英雄就是西部民族情感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化身。作家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具体化了这一理念。他的多数作品都是年轻勇为的少年独立行走、行动在广阔的西部大地上，面对自然与生活灾难逢凶化吉，演绎着一幕幕少年英雄的凯歌剧。

　　《白牛》写的是14岁的小贡嘎为玛尔吉阿婆寻找走失了的白牦牛的故事。长岭山前和山后的甘肃人和青海人就像恃强好斗的山羊，草原边界的相遇经常引发战争。小贡嘎不畏两族间的宿怨，毅然走上了为阿婆寻找白牦牛的道路。赵燕翼写作这类人物与故事时笔致总是轻盈而灵动的，整体风格显示为积极乐观，明媚绚丽，就如美丽自然的西部风情，涤荡流淌在人们的心间。阳光少年小贡嘎虽然身在艰辛的旅途，可是朝气蓬勃，精神与无限风光的自然融为一体。这也是赵燕翼此类写作重要的精神特征。以英雄的人的眼睛映现自然风情，反转看，优胜的自然精致又是人物成长的特殊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而建构为作品丰厚的审美蕴涵。小贡嘎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所显示的智慧，以及异族少年间共通的善良与同情心，也是作品写少年人成长的点睛之笔。最精彩的是小贡嘎在窄狭的山道面对成人偷牛贼时的勇敢与智谋，最终他对异族间误会的冰释，都呈现出小小少年的壮美人格。

　　可贵的是赵燕翼写出了少年英雄的群像。辽阔的西部大地上活跃着无数个小贡嘎。他们的故事让作家应接不暇。《西琼渡口》中出现的是十六岁的忠克杰布，他不顾生命安危，帮助老牧人父女安全渡河，并勇敢擒获伤害父女俩的罪犯。《浪哇牧歌》中的少年毛刀段勤于好学，在朴素的牧工职业中，也尽显少年人的英雄本色。《银色的海螺》表现的是少年阿桑的捕猎奇遇，与黑熊的英勇搏斗与深陷困境的悲壮，银色的海螺所奏响的生命强音，萦绕了整个西部高地。《塔塔尔汗》中15岁的塔塔尔汗智斗了潜入国境的敌人，沉着的英雄气胆令人敬佩。《小骑手》中的顿珠和卓玛是贫穷人家的孩子，他们以草原儿女的胆略战胜了赛马场上霸道的千户老人。《迷路的羊羔》中十三岁的亚什吉孤独夜行风雪黑夜，并营救了迷路的小羊羔。草原儿女的生命之根维系于这肥美的草原，他们尊敬并爱护着这些人类的朋友。《三月风雪》中十六岁的少女叶尔罕用生命护卫了赶场的路上被困的牛羊。在精神境界上草原的少女丝毫不逊色于男子，《红花》书写的就是15岁的少女曼豆玛热为了社会安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故事。而《桑金兰错》展示的又是平凡生活中“腼腆”的少女英雄，柔美中所深藏着的劳动实力。

　　长篇《阿尔太·哈里》是中国少年的历险记，也是赵燕翼少年英雄最典型的代表。作家凝聚心血塑造了这个传奇少年的历险生活。他流浪“在路上”独立生存的种种奇遇，他不衰的意志力，周密的生活策划能力与善于应变的智慧，勇往直前的生活勇气，都堪称是二十世纪中国历险儿童文学的典范。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点叙述，更增进了作品的亲历性与纪实性。与西方一些以海洋性生活方式为主的国家不同，中国大片领土地处内陆，大陆性的生活习性历来传统而持重，缺失海洋民族的游历、冒险精神，所以历险题材的文学作品便很少，儿童文学也是如此。而实际上，此类题材无论从审美特征，还是艺术吸引力来看，都属儿童文学中的重头。由此，赵燕翼的《阿尔太·哈里》便具有特殊的文学地位。

　　赵燕翼此部分作品创作于20世纪60－70年代，作品中少年英雄故事的背景也是在同一时期，其时西北各民族也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景时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与民族振兴的时代强音吹遍在整个西北大地。自然，严酷的阶级斗争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些社会历史信息不同程度地弥散在赵燕翼的文字世界中，很多时候还是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元素。社会主义激情的时代主音奠定了这批作品整体的美学风格，充满阳刚之气的少年英雄正可象征为新生与发展着的西北各民族。所以，他们应该在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也是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精神史上的“原型”形象。